译介的主要作家
《苏联文艺》1942年11月创刊，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共出版了15期。《时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出版了16期，日本投降前出版到第129期，这样《时代》在上海沦陷时期共出版了113期。《苏联文艺》和《时代》译介了大量的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作品，译介的主要作家有柯涅楚克、西蒙诺夫、爱伦堡、肖洛霍夫、阿·托尔斯泰、吉洪诺夫、格罗斯曼、列昂诺夫等。
1．柯涅楚克（1905—1972），乌克兰剧作家。上大学时，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大学毕业后，做编辑和电影编剧，创作了大量剧本，如《边境》《石鸟》《狂飙》《舰队的毁灭》《普拉东·克列契特》《银行家》《真理》《鲍格丹·赫梅利尼茨基》《在乌克兰草原上》等，1939年荣获列宁勋章。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奔赴前线，创作剧本《战线》《赴苏使命》，1940、1941、1942年，连续三次荣获斯大林文艺奖金。战后创作了《请到兹昂科沃伊来》《马卡拉·杜勃拉瓦》《雪球花林》《翅膀》《星星为什么微笑》《第聂伯河上》《一页日记》《心的记忆》等。1955年，柯涅楚克应邀到中国访问。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柯涅楚克的作品在中国没有译介。上海沦陷时期，柯涅楚克被译介的作品均为反法西斯作品，主要有《战线》《赴苏使命》《苏维埃人民要消灭希特勒主义》和《我们要复仇，爸爸！》。
《战线》主要描写了苏联卫国战争初期苏军将领中两种不同军事思想的斗争。主人公戈尔洛夫在内战期间战功卓著，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却居功自傲、墨守成规，成了经验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代表，导致指挥失误，战争失利。《战线》在苏联红军当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个大家都十分关注的问题——红军暂时失利的原因。《战线》最初遭到一些红军高级将领的反对，这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在斯大林的指示下，《战线》自1942年8月24日开始在《真理报》上连载。后来《真理报》还就该剧的现实意义发表专论：“在这个剧本中提出了每一个苏联爱国者所关心的许多问题——就是关于红军成功和失败的问题。剧本中的老布尔什维克、有才干的工程师米郎说：‘人民喜欢和需要内行和聪明的领导者。’这就是剧本的内容……现实的教训就是这样。”[28]1943年，《战线》荣获斯大林奖金，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影响最大的剧本[29]。
1943年4月，《时代》第69期曾对《战线》作过介绍：“柯尔纳楚克的《战线》和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这二本曾获史大林奖金的剧本是苏联流行最盛的。二本戏剧都论及爱国战争的事迹并且由作者根据个人在前线的观察而写成的。所以他们涉及绝顶重要和易于感受的问题。《战线》这剧本为国内最优越的剧院和在前线的所上演。史大林奖金得奖者——阿力克赛·托尔斯泰在答复《战线》这剧本为什么理由风行的问题说：‘除了某一种政论家的色彩以外，这剧本渗透了这样高超的爱国情感并且答复了这样重要的问题，以致观众在这本戏剧中深受感动了。他看见生命的本来面木，有血有肉的人，由于什么奇迹似的从前线搬到这里来了。这样生动的一个人是年轻的俄罗斯将军符拉其米·奥格聂夫——充满了青年人的生气，不但不损坏，反而对他战略家的智谋和军队领袖的坚毅增加了彩色。俄罗斯人民的英雄主义，忘我地保卫他们的祖国是具体表现在戈尔洛夫中尉同他的武装伙伴的身上。这一种真实生活的印象在开战以前的，著名的一幕里尤为有力，这一幕如此栩栩如生地反映了友谊的伟大，苏联国内一切民族在和敌人抗争中打成了一片。”[30]这是战时中国对《战线》最早的介绍文字。1944年2月，《苏联文艺》第11期刊载仇希（姜椿芳）翻译柯涅楚克的《战线》。同时，还刊载了仇希翻译苏达柯夫的《在最老俄罗斯剧院上演的〈前线〉》，该文对《战线》作了评介：“颇有才能的乌克兰剧作家亚历山大·柯尔纳楚克写了一本关于苏维埃人民对希特勒抢掠者的卫国战争，关于红军及其指挥者的剧本。剧本先载在《真理报》上，后又出单行本，受到读者和批评界的热烈承认。”“《战线》一剧就是这种同时是写实主义又是罗曼主义的作品。这是很正义的剧本，贯穿着对于一部分红军指挥员所具有的某些缺点的批评。但是这也是描写我们人民及其军队英勇精神的剧本，描写卫国战争每小时所产生的英雄的剧本。”[31]此外，《苏联文艺》第11期附录有对作者柯涅楚克的介绍。1945年，《战线》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出版后，曾在《苏联文艺》上做过多次宣传：亚历山大·柯尔纳楚克是苏联最大的剧作家，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为全世界争相传诵。这里的《战线》就是作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中所写的辉煌巨著之一。这是写实主义又是罗曼主义的作品。这是一个公正的剧本，它贯穿着对于一部分红军指挥员所具有某些缺点的批评，它尽了讽刺的任务。它也描写了战争中每小时所产生的英雄。本剧是世界各国上演最盛的一个。1954年，姜椿芳翻译的《战线》再版。
《战线》在国统区、解放区都有译本。1943年4月30日，《中苏文化》第13卷第7、8期合刊刊载聊逸（刘辽逸）翻译的《前线》，这是该作品的最早中译。1943年11月，重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出版了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翻译的《前线》，但是本书为非卖品，其内封题有“本剧本仅供高级军官阅读参考，不准上演”字样，这是柯涅楚克的第一部中译单行本。有论者认为姜椿芳翻译的《战线》是该剧本最早的中译本[32]，因而是不确切的。1944年2月《苏联文艺》刊载姜椿芳翻译的《战线》比解放区的出版要早三个月。1944年5月9—16日，萧三翻译的《前线》在《解放日报》连载，6月在新华书店出版，鲁迅艺术学院话剧团上演过该剧，《前线》在其他解放区也出过单行本，许多地方上演过该剧。《前线》是当时解放区影响最大的翻译作品。1944年11月，重庆新知书店出版聊伊翻译的《前线》，由戈宝权校对。《战线》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都有译本，可见《战线》在战时中国的意义。但是，同一作品在不同的政治语境中，却遭遇了不同的命运，这是颇为有趣的翻译现象。
《密斯脱配金斯到布尔雪维克国家的使命》（又名《赴苏使命》）讲述的是美国的一位百万富翁在国内听到过很多反苏宣传，但是在访问苏联之后，思想产生了很大变化，深信“和布尔什维克是可以打交道的，我们应该尽快在所有问题上和他们达成协议。”剧本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美合作反对法西斯敌人的前景，同时又一次彰显了柯涅楚克创作密切联系政治的现实关怀。1945年4月，《赴苏使命》由“子叶”（叶水夫）翻译，刊于《苏联文艺》第12期。此外，同期还刊载了作者柯涅楚克的简介，以及对该剧本的评论。1945年，《密斯脱配金斯到布尔雪维克国家的使命》（又名《赴苏使命》）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苏联文艺》做过多次宣传：在美苏关系——资本主义最大与最后的堡垒同社会主义的先锋的关系——复杂微妙的今天，这部剧本特别值得一读。这是一部轻松的讽刺剧，主角是芝加哥富翁配金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赫姆普，美国反苏新闻业大王侯死特的影子。他们到苏联来打听“中等苏维埃人”对战后世界的组织怎样想法，他们要知道苏联人民的弱点。结果配金斯得到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苏维埃人民有弱点，那么它就在于他们还没有明白他们的力量是如何的庞大和他们能够做些什么！1946年，《赴苏使命》由大连中苏友好协会出版。
上海沦陷时期，柯涅楚克的政论文也被译介过来。《苏维埃人民要消灭希特勒主义》刊于1942年1月12日《时代》第18期，这是柯涅楚克最早的中译作品。1942年11月，《苏联文艺》第1期刊载执翻译的《我们要复仇，爸爸！》。
此外，柯涅楚克与纹黛·华西列夫斯嘉的《插翅之夜》，由乐只翻译，刊于1942年7月25日《时代》第34期。
2．西蒙诺夫（1915—1979），苏联著名诗人、剧作家、小说家。1934年进入高尔基文学院的工人夜校学习，四年后毕业。1936年，一些短诗发表在《青年近卫军》和《十月》杂志上。1939年，被派往蒙古，担任《英勇红军报》军事记者。苏德战争爆发前创作了《我城一少年》。战争爆发的第三天，即奔赴前线，从1941年7月至1946年秋一直担任《红星报》的军事记者。卫国战争时期创作的代表作品有《等着我》《俄罗斯人》《日日夜夜》，战后创作了《友与敌》《俄罗斯问题》等。1949年，作为苏联文化艺术代表团副团长访问中国，以《真理报》记者到湖南、广西等地采访，回国后写成《战斗的中国》。1959—1971年，完成战争三部曲《生者与死者》《军人不是天生的》和《最后的夏天》。西蒙诺夫的创作基本上没有离开战争这个中心，由于西蒙诺夫在战争期间的功绩，曾获得战斗红旗勋章，两枚一级伟大卫国战争勋章，“荣誉”勋章以及上校军衔。剧本《我城一少年》《俄罗斯人》《俄罗斯问题》，小说《日日夜夜》和诗集《友与敌》均获斯大林奖金。《生者与死者》三部曲荣获列宁奖金。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西蒙诺夫一直担任《红星报》的军事记者，采访各条战线，走遍了前线与后方。“今天我们看见他在奥德萨，明天他已在莫斯科城下，过了一下他又迁到北极圈的雪堆上，瞧，他已经在史大林格勒，后来跟着军队到了德聂泊尔的右岸，过几天我们又看见他在波列西亦，我们读着他从戈美尔寄来的通讯。他对印象的急于知道和贪婪完全得到了解释。他亲身去侦察，他亲身去进攻，他候在瞭望所里，他冒着围击站在伏尔加的浮桥上。”[33]四年的卫国战争使西蒙诺夫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诗人成长为享有盛名的著名作家，他在戏剧、诗歌、小说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西蒙诺夫的作品没有中译。上海沦陷时期，《苏联文艺》对西蒙诺夫的译介主要有《俄罗斯人》和《等着我》。
1942年7月，《时代》第34期曾对《俄罗斯人》做过介绍：“苏联一百七十五所戏院，均在准备上演西蒙诺夫所编之《俄罗斯人》一剧。该剧已于昨日在此间莫斯科话剧戏院‘列宁区莫斯科苏维埃’上演，极为成功，编者西蒙诺夫系著名诗人与编剧家，曾获史大林奖金，该剧取材于前线及游击队之英勇事迹，此种材料均由编者亲在前线搜集，一部分剧本已在真理报发表。西氏曾作列宁影片之脚本多种，现导演卡里贝尔已着手将该剧拍成影片，且已开拍。莫斯科艺术剧院，小剧院，‘万赫当哥夫’剧院等均准备上演该剧。五十余名优秀导演出发赴全国各地协助内地戏院上演该剧。”[34]1942年10月，《时代》第46期对《俄罗斯人》做过介绍：“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之《俄罗斯人》一剧将于十二月初在华盛顿上演，并续将于十二月中旬在纽约由名导演克劳曼主持演出。”[35]1942年11月，“原”翻译史维特洛夫的《史大林文学奖金得奖者》对《俄罗斯人》做过评介：“他经过逗留在前线，除了在前线所产生的一些辉煌的诗篇，素描，小说之外，西蒙诺夫最近又写了一个很好的剧本《俄罗斯人》，他是取苏维埃人民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战争作为这剧本题材的。这剧本里介绍出普通人民的爱国英雄的使人惊叹的形象，像这样的英雄，苏维埃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正在成千上万地产生着。”[36]
1943年1月，《苏联文艺》第2期刊载韦爱虚（陈冰夷）翻译的《俄罗斯人》，附录有对《俄罗斯人》的简单介绍：“剧本《俄罗斯人》现在苏联三十多个戏院上演。它已译成英文，在美国极受欢迎。”[37]1943年4月，《时代》第69期对《俄罗斯人》作过介绍：“柯尔纳楚克的《战线》和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这二本曾获史大林奖金的剧本是苏联流行最盛的。二本戏剧都论及爱国战争的事迹并且由作者根据个人在前线的观察而写成的。所以他们涉及绝顶重要和易于感受的问题。”“《俄罗斯人》这剧本为国内三百余家剧院所上演——在莫斯科和北极地域，在弗伦士，用基尔格希寻常的语文——及在叶列伐的用亚美尼亚语言，在无数的集团中以及根据可靠方面的消息，甚至在敌后的‘游击戏院’里。苏联人民艺术家，符拉其米·聂米诺维奇——唐庆果在莫斯科艺术学院舞台上导演这剧本的人叙述说：‘西蒙诺夫的剧本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一种独特的诗意的气质。它有一股‘潜流’，换言之，不外在他打动人的东西，只是为他们内心的生活所限制而又确切地把他们的天性解释明白，使他们高贵的举动充满了活力。”西蒙诺夫在斯大林奖金的获奖词中说：“我全心地用热情写了这本戏剧，我觉得愉快，因为它得到了这样高的赞赏。我以《红星报》通讯员的资格有在前线工作的机会。在我逗留于伟大前线的各个区域中的时期内，许多优良的人物使我产生了一种深切的印象，这许多人是永远在我心中觉得亲爱的。出事的地点是在一九四一年晚秋南方前线的一个小城中。可是我写这本戏剧时心目中所见的人物是从前线相离极远的各区中采取的。这些就是我在北极圈内，斯摩伦斯克区，克里米亚，奥地萨，莫斯科附近所见的人。胜利将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并不怕讲关于战争的试探的真话，关于困难和痛苦，这些是俄罗斯人必得忍受的。我的剧中人物的命运是严酷的，有时像实生活中发生的一样悲惨。剧中的英雄们受了惨重的牺牲胜过了敌人，像它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和将来还要遇到的一样。我一生的梦想是去显示这个胜利的成功，并且我希望这个梦想的实现是不远了。”[38]
1945年，《俄罗斯人》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苏联文艺》上做过多次宣传：《俄罗斯人》这一个名字现在已经成了高傲的称呼。为什么会如此？这剧本可以给你一个答案。这里描写一小队俄罗斯人孤军抗战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其中有视死在归的伟大的俄罗斯“母亲”，有慷慨赴义的俄罗斯人，有大义灭亲的俄罗斯“舅舅”，有不为儿女私情所牵累的俄罗斯少女，有……这许多“俄罗斯人”就是使俄罗斯成为无敌威力和使“俄罗斯人”这一名称添上高傲光彩的基础。1943年2月28日，重庆《中苏文化》第13卷第3、4期合刊刊载桴鸣翻译的《俄罗斯人》，1945年6月由韬奋书店出版。《苏联文艺》刊载的《俄罗斯人》是该作品最早的中译。
战时，西蒙诺夫最脍炙人口的名篇是《等着我》。《等着我》在《真理报》上一经发表，风靡全苏。1943年1月，《苏联文艺》第2期刊载郭琳翻译的《等着我》。附录对西蒙诺夫及诗歌《等着我》有简单的介绍：“卫国战争的时候，诗人西蒙诺夫的名字在苏维埃作家中间已经成为最有名的一个。”“从战争的第一天起便到前线去充当红军机关报《红星报》的记者。他的通讯和诗篇在苏联战地报纸和中央报纸上争载着。诗人通讯员的名字迅速地在全苏联和国外传遍。最享盛名的是他的诗章，总称《抒情的日记》。”“在这一期里我们只从《抒情的日记》里选译一篇《等着我》刊载。这首诗已经作曲家德什尔静斯基和白朗透两人各谱曲子一只。这支歌已迅速地在红陆军和红海军之间流行。红军战斗员颇多从战地报纸上剪下这首诗，随信一同从最前线寄回家去。”[39]在陪都重庆，1943年12月31日，《中苏文化》第14卷第11—12期合刊刊载铁弦翻译《等着我吧！》此外，西蒙诺夫的诗歌《等着我》被谱成歌曲，由嘉喜善（姜椿芳）译介过来。1943年1月1日，由白朗透作曲、嘉喜善翻译，刊于《时代》第57期；1943年1月16日，由德什尔静斯基作曲、嘉喜善翻译，刊于《时代》第59期。《等着我》在战时中国有四个版本，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让我们看一下《苏联文艺》郭琳的译文：
我会回家的，请等着我，
但你必须苦苦地等待。
等着，当凄凉的雨点，
打击着你的心坎。
等着，在酷热的盛夏，
或当寒风卷着雪堆。
等着，我所有的亲友，
都已经等得疲累。
等着，当从遥远的地方，
不再有一点音讯传来。
等着，当别人不再等候，
已经把我忘怀。
我会归来的，请等着我，
你别对那些人愁眉，
他们都深知到了适当的时间，
应该把我忘怀。
让我的母亲与儿子悲恸吧，
以为我已经死亡，永不回归，
让我最亲切的友伴相信，
一切的希望都已成灰。
让他们举杯为我追悼，
笼罩着无限沉默的悲哀。
等着吧，当他们的酒杯与你的相碰，
你可不必干杯。
我会回家的，请等着我，
只为了我要与死亡作对。
每个亲友都会想：“这多奇怪的幸运”，
呼吸有点不自在。
我的出现不是为了他们，
那些人不会等着我归来。
只是为了你在苦苦地等我，
才把我救出了祸灾。
我知道，你也知道，
为何我通过地狱时不受一点伤害，
正因为，不跟别人一样，
你知道该怎样等待。
《等着我》以朴实的话语，真挚的情感，道出了战时千百万前方将士的心声。全诗洋溢着缠绵悱恻的“等着我”的呼声，表达了忠于爱情的深厚情感和战胜敌人重新团聚的坚贞信念。此外，西蒙诺夫的诗歌《爱》由克鲁（姜椿芳）翻译，刊载于《苏联文艺》第5期。《返回故城》由凌（姜椿芳）翻译，刊载于《苏联文艺》第9期。抗战胜利后，《等着我》《爱》和《返回故城》收入《苏联卫国战争诗选》出版，一版再版。
西蒙诺夫被译介的反法西斯作品还有《第三个副官》（《苏联文艺》第6期）、《美国人》（《时代》第62期）、《战士的光荣》（《时代》第64期）、《他的独养儿子》（《时代》第73期）、《俄罗斯的心》（《时代》第112期）、《南斯拉夫京城巷战一瞥》（《时代》第115期）、《史伏波达将军》（《时代》第126期）、《母与子》（《六艺》第1期）和《苏联全国在欢迎得胜归来的战士们》（《时代》第128期）。
3．爱伦堡（1891—1967），苏联著名作家、记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5至1917年，爱伦堡曾担任《俄国晨报》和《市场报》的新闻记者，到德法前线去采访。1931年，爱伦堡周游德、法、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亲眼目睹了法西斯主义的猖狂行为。1935年和1937年，作为苏联反法西斯作家代表两度参加国际保卫文化大会。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作为《消息报》记者到西班牙去采访。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爱伦堡在法国，亲眼目睹了法西斯入侵巴黎的情形，据此创作了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巴黎的陷落》1941年获得斯大林奖金。“在荣膺史大林奖金的作品中，最特出的是伊利亚·爱伦堡的光芒万丈的小说《巴黎的沦陷》。这是一本描写法国和德国法西主义作战失败，以及这失败原因的小说。这小说叙述出我们大家不久之前亲眼看见的事情。运用作家固有的技巧和事实，人物与事变的知识，爱伦堡以无可抗议的力量表现出，法国在德国法西主义武力的面前屈服并不是因为敌人的强大，而是因为准备去作英勇抗战的法国人民被他们的‘领袖们’出卖了。从这部小说里读者可以撷取出不少教训。”[40](https://www.daowen.com)
苏德战争爆发后，爱伦堡担任《红星报》的战地记者。“面对生死，爱伦堡无所畏惧，他同大多数肩挎莱卡相机、手拿纸笔的军事记者们一起，即便在非常危险的情况下，仍坚持不分昼夜地在避弹坑里采访编写新闻。”[41]爱伦堡在《真理报》《消息报》《红星报》等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揭露了法西斯主义的丑恶行径，表达了苏联军民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憎恨，歌颂了苏联军民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呼吁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致反抗侵略。这些文章为爱伦堡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声誉，也因此上了希特勒的“黑名单”，被列为最凶恶的敌人[42]。爱伦堡的这些文章后来收入三卷政论集《战争》（1941—1944）出版。
爱伦堡的作品1926年开始传入中国，1926年7月《小说月报》第17卷第10号刊登了曹靖华翻译他的短篇小说《烟袋》。1942年4月，重庆建华图书出版社出版雪尘、葆荃翻译的《不是战争的战争》。1942年11月，重庆新华日报图书课出版戈宝权辑译的《六月在顿河》。1943年5月，重庆新华日报图书课出版戈宝权辑译的《英勇的斯大林城》。1943年12月，重庆星球出版社出版小畏翻译的《巴黎的陷落》（第1部）。
在沦陷上海，爱伦堡的政论文、特写被大量译介过来，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正面揭露法西斯侵略者的丑恶嘴脸和对叛国者的批判。
1941年12月27日，《时代》第17期刊载安妮翻译的《列宁格勒城下的蛮子》。爱伦堡用犀利的文笔揭露了法西斯侵略者的野蛮，同时传达出苏联人民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斗志和信心。1942年1月12日，《时代》第18期刊载续之翻译的《胆怯的战士墨索里尼》。文章从生活、内政、外交、军事等方面对法西斯鼻祖墨索里尼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和锐利的批判，一个虚荣、丑陋、胆怯、残忍的法西斯侵略者的形象呈现于读者面前。1943年4月10日，《时代》第70期刊载《爱国主义》，译者佚名。爱伦堡一针见血地指出希特勒所说的爱国主义是假冒的爱国主义，并提出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
1942年8月8日，《时代》第36期刊载蔺佳翻译的《叛国的代价》。文章主要讲述了比利时“华龙尼亚军团”雇佣兵菲南特·赖达尔的悲剧故事。菲南特赎回了自己的亲人，但是自己当了叛徒，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叛国的代价》在沦陷区上海被译介过来，是别有意味的，是对汉奸的一种警告：叛国的行为是不会被原谅的，会受到历史的惩罚。
二、描述沦陷国家人民的悲惨生活，控诉法西斯侵略者的罪行。
1943年3月13日，《时代》第66期刊载《被囚的巴黎》，译者佚名。文章分为三节：《受辱的巴黎》《鲁亚拉河岸》和《七月十四日》。
在《受辱的巴黎》中，爱伦堡描述了巴黎沦陷后的景象，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德国人和法国人截然不同的生活。同时，对法国投降者的丑恶嘴脸作了辛辣的讽刺。在《鲁亚拉河岸》中，爱伦堡同样描述了鲁亚拉河岸一个法国城市的生活惨相，且用大量的笔墨讽刺了德国人的道貌岸然，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德国法西斯侵略者真凶残假优雅的丑恶嘴脸，同时也透露出希特勒在占领法国时，就有侵略俄罗斯、乌克兰的野心。在《七月十四日》中，爱伦堡描绘了7月14日巴黎的景象。在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占领了政治犯受难吃苦的堡塞——传奇似的巴士蒂。爱国者焚毁了人民仇恨的监狱；并且在巴士蒂所在的地方，人民跳着舞。”法国人民，每年逢7月14日，都会有庆祝活动。然而1940年7月14日，巴黎却是另一幅景象：法国人闭门不出，德国侵略者在庆祝胜利。通过译介《被囚的巴黎》，似乎在影射日伪统治下的“东方巴黎”——上海。
三、记叙反法西斯的重大战役、重大事件，鼓舞人民继续英勇抗战。
1942年2月15日，《时代》第21期刊载丁星翻译的《太阳背向希特勒走》。爱伦堡首先描述了三个重要的时间节点：1940年的6月，希特勒德国占领加莱斯，部队推进到英吉利海峡，并开始进攻英国，但是他们没有进入伦敦；1941年6月22日，昼夜平分的夏日晚上，一年最短之夜，德国进攻苏联，德国的坦克推进到了莫斯科的郊外，但是他们没有进入莫斯科；另一个昼夜平分的日子到了，1941年12月22日，一年的最长之夜，德国在夜幕和雪堆中撤退。爱伦堡指出，我们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不能掉以轻心，要再接再厉，充满信心，迎接更大的胜利。
1945年5月8日，德国宣布投降。1945年6月23日，《时代》第122期刊载《人的胜利》，译者佚名。文中，爱伦堡指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人”的胜利。
世界新的一日正在开始。这一日是不容易的：经受得太多了。坟墓上曾生满了草，但是在心里将永留下：不忘却牺牲的人。难于重建城市，青年们难于补偿所失。但这仍是多快乐的一个早晨啊！主要的不是救出了吗：不照法西斯指示器而呼吸的权利，不在‘高等人种’面前低头的权利，做人的权利；用苏维埃人民的血，汗和勇毅救出来的。最后一响枪声响过了。在不习惯的寂静中可以听到，云雀怎样的飞着，婴孩怎样的呼吸……于是大地透过泪水对‘人’的胜利微笑着。
爱伦堡的政论、通讯，“往往把客观的观察与主观的感受糅合在一起，把见、闻、情、理糅合在一起，时时与读者进行感情的交流，具有很强的鼓动性与感染力。”[43]爱伦堡的政论文像锐利的标枪和匕首，直刺法西斯侵略者和一切叛徒卖国贼，像战鼓和号角一样激励人们同心同德为保家卫国而血战到底。读爱伦堡的文章，不由得热血沸腾，痛快淋漓，勇气倍增，信心十足。爱伦堡被译介的文章在当时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阿英在回忆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对中国的影响时说：“在那时，我们同样热爱爱伦堡的政论性散文。他的每一新作，都强烈地吸引着我们。尖锐、有力，像子弹洞穿希特勒匪帮胸膛那样的锋利，而内容又是极其深厚丰满。我们总是在稻场上、在豆油灯边，意味深长地读了再读。”[44]
此外，爱伦堡被译介的作品还有《希特勒错在什么地方》（《时代》第2期）、《一个德国下士的日记》（《时代》第4期）、《S．S团》（《时代》第6期）、《可怜的音乐师们》（《时代》第6期）、《春季》（《时代》第29期）、《法兰西说话了》（《时代》第53期）、《乌克兰》（《时代》第90期）、《在东普鲁士》（《时代》第121、123期）、《爱伦堡论弗朗哥西班牙》（《时代》第123期）、《严寒的时候》（《苏联文艺》第5期）、《幸福》（《苏联文艺》第15期）和《梅尔西埃将军》（《六艺》第1卷第3期）等。
4．肖洛霍夫（1905—1984），苏联著名作家。1925年，《顿河的故事》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肖洛霍夫正式登上文坛。1925年，开始创作史诗般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作者在这部小说上花费了十四年的时间，第一部于1928年出版，第四部于1940年出版。1932年，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问世。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肖洛霍夫作为《真理报》的记者被派往前线。短篇小说《仇恨的科学》发表在1942年6月22日的《真理报》上。1943、1944年发表《他们为祖国而战》。1960年获得列宁奖金，196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国内，最早将肖洛霍夫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是鲁迅。1928年《静静的顿河》在《十月》杂志上发表，当年徐诗荃受鲁迅委托在德国购到《静静的顿河》德译本寄给了鲁迅，鲁迅约请贺非从德文转译为中文。1931年10月，《静静的顿河》第一部由贺非译出，作为鲁迅编辑的“现代文艺丛书”之一，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发行。鲁迅对此译本进行校对，并作后记。1936年11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周立波据英译本转译的《被开垦的处女地》。1936年12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了赵洵和黄一然据原文本和英译本译出的《静静的顿河》的第二部，1939年2月，二人译出第一部，由同一书局出版。1940年10月至1941年2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金人从俄文翻译的《静静的顿河》全译本第1—4部，此译本后来一版再版，上海沦陷时期也再版过。1941年8月，《时代》第2期刊载彼得（金人）翻译Z．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肖洛霍夫访问记》。
1941年7月，肖洛霍夫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他反映卫国战争的第一篇特写《在顿河》，被迅速译成中文，在战时中国有六个译本：1941年9月《野草》第3卷第1期，碧珊译；1941年11月《时代》第15期，译者佚名；1942年2月5日《解放日报》，魏伯译；1942年4月《文艺阵地》第6卷第4期，王语今译；1942年9月《时与潮副刊》第1卷第2期，李葳译；曹靖华翻译，收入1942年11月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编译委员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梦》。
上海沦陷时期，肖洛霍夫被译介的反法西斯作品主要有《在哥萨克农场中》和《他们为祖国而战》。
1942年6月5日，《时代》第28期刊载彼得翻译的《在哥萨克农场中》。特写描述了在后方顿河田野上，哥萨克人在收获粮食的繁忙景象。特写的主人公是哥萨克的男女老少，他们都在迅速紧张、不辞劳苦地工作。他们都是在为红军工作，一切为了前线。“大家的心中都是一个希望：赶快折断法西斯党徒的脊梁骨！”特写以一位在农场工作的八十三岁老人的话作为结尾。老人讲述了他的祖父给他讲拿破仑攻打俄罗斯的往事。拿破仑攻打俄罗斯惨败而逃，同样德国入侵苏联必将有来无回。
1943—1944年，《他们为祖国而战》发表于《真理报》《红星报》。1943年5月29日，《时代》第77期刊载了《文化消息：肖洛霍夫抵莫斯科》。文章谈到了肖洛霍夫创作这部作品的动机：
在这作品中我想把英雄主义的来源及因争取自由而面临的艰难示告苏维埃人民，我深信与我人民并肩向侵略者争斗乃是苏维埃作家之职责，创造文学作品在历史上与战争本身同样重要。
在一战事通讯队中，我环游南路西南路与西北路前线。我亲见被毁的哥萨克村庄，被焚的小镇……。一年前在顿河凡萧斯卡耶村，我的七十五岁的老母被德国炸弹炸死。德军在静静的顿河旁炸毁我的故乡……
……我的住宅与我个人藏书室均被德军地雷毁掉。战争使我与病弱的妻子与三个小孩长久分离。每个苏维埃公民都经历这种不幸与悲剧。我们不能讳言，这种全体人民的受苦，现时还没有一个作家或一个艺术家能将其完全显示给全世界。
在战争中我所见的不仅是灾祸，在我故乡的顿河草原，我看到红军巨大的攻势。我希望不久可以看到最后的决战，因而可以决定苏联……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引文中的省略号，不是省略，而是沦陷上海的审查官删掉的，这也正说明了日伪法西斯对反法西斯文学作品的憎恨。
1943年7月，《苏联文艺》第6期刊载林陵（姜椿芳）翻译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他们为祖国而战》主要讲述了苏军某团在一次战斗中伤亡惨重，突围出来的战士已是精疲力竭。即使如此，为了掩护大部队渡河，他们在顿河渡口英勇狙击敌人，当胜利完成任务回到师部时，只剩下二十七名战士了。小说描述了一批栩栩如生的形象：英勇无畏的洛帕欣，沉着冷静的斯特列利佐夫，幽默诙谐的波普里辛科，严肃认真的兹维亚金采夫，他们在战前都有固定的职业，是战争使他们背井离乡，离开他们熟悉的工作。在战场上，他们英勇果敢，奋不顾身。为了阻止敌人的进攻，他们不惜牺牲一切，甚至自己的生命。《他们为祖国而战》尚未完成，在苏联只发表了一部分，但是已经引起了关注。“千千万万的读者现在正在等待着苏维埃最有名的作家，米哈伊尔·肖洛霍夫，将要完成的一部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45]“当报章上出现了肖洛霍夫的长篇《他们为祖国而战》的片段时，千百里外的人们都互相断定：这就是他们和他们的经历放到了肖洛霍夫的形象的基础上，这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付托于艺术之手。”[46]“肖洛霍夫开始写长篇小说《他们为祖国而战》。从已经刊登的看来，肖洛霍夫选取了一个很难的题材。这是战争工作日。这是撤退的日子的苦痛，那时人民差不多是怀着轻蔑看着自己的保卫者的，但是在战斗员的心中却生出了怒火。我们知道后来这一怒火化为斯大林格勒城下，奥莱尔，基辅和列宁格勒城下的胜利。这是战争的真实故事。”[47]
除了姜椿芳的译本，1945年3月，上海出版的《六艺》第1卷第2期也刊载了《他们为祖国而战》的一节，译者佚名。在大后方重庆，陈瘦竹翻译了《他们为祖国而战》其中的一节，以《为祖国而战》为名刊于1944年8月15日《时与潮文艺》第3卷第6期上。因此说，姜椿芳的译本是最早的中译本。姜椿芳翻译的《他们为祖国而战》，1946年由大连人民呼声报社出版，1947年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
此外，肖洛霍夫被译介的作品还有《团结起来》（《时代》第13期）和《风尘之忆》（《中华日报·文艺》第18期）。
5．阿·托尔斯泰（1883—1945），早年曾迷恋象征主义诗歌，后来转向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曾以《俄罗斯新闻报》记者身份奔赴前线，多次去英法等国采访，创作了大量战争随笔、小说和戏剧。1917年，对二月革命表示拥护，但是对十月革命感到茫然。1918年携家流亡巴黎，1923年回到祖国。苏联卫国战争时期，阿·托尔斯泰不顾体弱多病，奔赴前线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发表了大量有力的政论文、随笔，激发了苏联人民的爱国热情。代表作有《苦难的历程》《彼得大帝》《伊万雷帝》等。
阿·托尔斯泰的作品1929年开始传入中国。1929年8月，上海远东图书公司出版刘穆、薛绩辉辑译的小说集《蔚蓝的城》里收有他的同名小说。阿·托尔斯泰第一部中译单行本是1930年7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巴金翻译的历史剧《丹东之死》。中篇小说《粮食》有多个版本。1939年8月上海珠林书店出版王楚良翻译的《保卫察里钦》，该书仅为《粮食》的第八章。1940年6月，上海言行社出版俞荻、叶菡翻译的《面包》。1941年1月，重庆大时代书局出版蒋学模翻译的《粮食——保卫沙里津》。1945年1月，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曹靖华翻译的《保卫察里津》。1940年7月，香港尼罗社出版蔡咏裳据英译本转译的《黑暗与黎明》（上下册）。本书为三部曲《苦难的历程》的前两部，上册为《两姊妹》，下册为《一九一八年》。
上海沦陷时期，阿·托尔斯泰被译介的反法西斯小说主要有《伊凡·苏达廖夫的故事》《俄罗斯性格》和《卡佳》等。
1943年1月，《苏联文艺》第2期刊载林陵（姜椿芳）翻译的《伊凡·苏达廖夫的故事》。小说讲述的是苏联各阶层的人民，包括以前苏维埃政权的仇人，团结起来保家卫国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故事。1946年，《伊凡·苏达廖夫的故事》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苏联文艺》上做过多次宣传：《伊凡·苏达廖夫的故事》是中篇小说，是托氏在战时所发表的以战事为题材的唯一作品，它虽是中篇，但却是未来巨著的缩本，它只是所搜集到的一部分材料，他准备把它写成《彼得大帝》，《苦难的历程》那样的伟构。本篇以苏达廖夫第一人称叙述战时所见所闻的故事，颇代表托氏的独特作风。托氏已于去年逝世，那么这一篇中篇竟成为他未完杰作的雏形了。
1945年2月5日，《六艺》第1期刊载白飞翻译的《俄罗斯性格》。小说讲述的是坦克手叶哥原·德列莫夫的故事。小说把普通俄罗斯人的英勇献身精神和高尚的道德情操融为一体，上升为俄罗斯的民族性格。1945年3月，《六艺》第1卷第2期刊载侯紫（叶水夫）翻译的《卡佳》。主人公卡佳本是一个可爱单纯的小姑娘，当得到自己哥哥牺牲的消息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奔赴前线，英勇斗争，变成了一个硬心肠的，不惧怕任何暴力的同志。
战时，政论文是一种最犀利、最能击中要害、最机智灵活的战斗武器。阿·托尔斯泰是战时卓越的政治作家和善于使用政论文这一锐利武器的大师[48]。“在卫国战争时日，托尔斯泰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壮丽地展开在他的战事政论中。他是作为一个人民之心的护民官说话的，他的使人激励的声音冲进了大炮的隆隆声里，冲进了孩子的啼哭声和战士们的愤怒的喝叫声里。”[49]苏德战争爆发后，阿·托尔斯泰的政论文就被译介过来，有《法西主义将被我们消灭，红光将照耀解放的世界》（《时代》第1期）、《勇士》（《时代》第4期）、《敌人威胁莫斯科，不让再进一步！》（《时代》第11—12期合刊）和《我们的目的是胜利》（《时代》第16期）。上海沦陷时期，阿·托尔斯泰被译介的政论文有《六个月战事之后》（《时代》第20期）、《苏联全国人民势必收复西伐斯托波尔》（《时代》第32期）、《不得后退一步》（《时代》第36期）、《西伐斯托波尔的旗子》（《时代》第68期）、《史大林格勒》（《时代》第71期）和《蔡里村保卫周年纪念》（《时代》第99期）等。
阿·托尔斯泰既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当托尔斯泰进入俄罗斯历史的时候，他身上的这一感人的进入生活的力量就最得到了发挥。这里他是在家，这里他到处是自己的。托尔斯泰的历史作品，——从来不是样式化；语言，人，性格，衣服，情势，到处都是栩栩如生的、具体的。”[50]祖国的题材，在这位通晓俄国历史、知识渊博的艺术家的政论文中，占有重要地位。1944年1月，《苏联文艺》第10期刊载钟馗（金人）翻译的《俄罗斯的土地从什么地方来的》。德国人的欧洲历史认为欧洲是由德国人创造的，因此德国一九三九年征服欧洲大陆是理所当然的。阿·托尔斯泰依据历史事实，以真凭实据对法西斯侵略者的谬论进行了一一驳斥。1946年，《俄罗斯的土地从什么地方来的》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苏联文艺》做过多次宣传：这是在苏联人民进行卫国战争时期所出现的一篇极有分量的著作。作者是一位作家，同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写过好几部历史巨著。在德国法西斯蒂进攻苏联的时候，在法西斯蒂的论客们像煞有介事地举出例证来证明似乎日耳曼人应该占有苏联土地的时候，托氏提出了历史上的真凭实据的答复。此文材料的丰富和准确，并可作为研究俄罗斯历史与地理的重要参考。
此外，阿·托尔斯泰介绍苏联作家作品的文章如《尼古拉·铁霍诺夫》（《苏联文艺》第3期）、《二十五年来的苏维埃文学》（《苏联文艺》第6期）也被译介过来。
1943年1月10日为庆贺托氏六十寿辰，苏联政府授予其劳动红旗勋章。不幸的是，阿·托尔斯泰于1945年2月23日去世，没有等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日子。基于阿·托尔斯泰的卓越贡献，苏共中央授予他“杰出的语言艺术家”称号，毛泽东致电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吉洪诺夫表示深切哀悼。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致电苏联人民委员会：“我们新中国的文化工作者们，在反对日本法西斯的斗争中，将以更努力的工作来纪念阿·托尔斯泰先生的逝世。”[51]上海的报刊如《苏联文艺》《六艺》《申报月刊》都刊发文章或翻译阿·托尔斯泰的文章以示纪念。
6．吉洪诺夫（1896—1979），诗人，小说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应征入伍上了前线，十月革命爆发后志愿加入红军，这两次战争对其创作具有重要的影响。1922年，发表的革命叙事诗《蓝纸包之歌》，引发关注。1934年，参加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此后长期担任作协领导。1935年，在巴黎参加保卫进步与和平大会。卫国战争时期，在列宁格勒政治处工作，担任作家团的团长。从1941年6月到1944年2月，吉洪诺夫在列宁格勒前线的《保卫祖国》报社工作，创作了大量政论文、随笔、特写等，代表作有《基洛夫和我们同在》《苏维埃人群像》（即《列宁格勒的故事》）。“铁霍诺夫是一个兵士，由于他的勇敢和他的辉煌的著作（《基洛夫和我们同在》一首诗，《列宁格勒的故事》，还有许多随笔，都是在被围困的列城所作的。）获得了一等军功勋章。”[52]战后创作了《格鲁吉亚的春天》《两股激流》《六根圆柱》等。
吉洪诺夫的作品最早于1936年传入中国。1936年3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茅盾翻译他的中篇小说《战争》，据英文节译本转译，这是他的第一部中译单行本[53]。上海沦陷时期，吉洪诺夫被译介的反法西斯作品主要有《基洛夫和我们同在》《苏维埃人群像》《春天》和《双手》等。
1942年11月，史维特洛夫的《史大林文学奖金得奖者》对吉洪诺夫及《基洛夫和我们同在》做过介绍：“他在卫国战争的日子所写的诗充满了火热的爱国精神和对于敌人深恶痛绝的憎恨。处身在列宁城的英勇保卫者中间，铁霍诺夫用他火一般的字句鼓励他们去作光荣伟绩。他最优秀的诗篇《基洛夫和我们同在》就是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火中诞生的。在这斗争中，基洛夫的形象——火热的政治家和战士的形象——在队伍的前面跨步前进，鼓励列宁格勒的人们去作伟大的事业。”[54]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诗歌创作最为突出的就是长诗的成就。吉洪诺夫的《基洛夫和我们同在》是战时最早出现的一部重要叙事长诗，1942年获得斯大林奖金。1943年1月，《基洛夫和我们同在》由掌鞅（姜椿芳）翻译，刊载于《苏联文艺》第2期。这部长诗是作者在“列宁格勒围城时期和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那首著名的第七交响乐同时创作出来的”。用作者的话说：“这篇长诗不是用笔墨写出来的，而是当他在斯莫尔尼宫工作了一整天（诗人当时在那里领导着一个战地作家小组）之后，深夜穿过整个城市回家，在路途中编写出来的。”[55]长诗描绘了基洛夫的高大形象，刻画和讴歌了英雄的列宁格勒人民。1943年2月，重生翻译阿·托尔斯泰的《尼古拉·铁霍诺夫》，刊于《苏联文艺》第3期。谈到《基洛夫和我们同在》时，阿·托尔斯泰说：“这一首优美的诗篇的灵感是谨严和崇高的，正像伟大的列宁城那样谨严和崇高无上。诗的节奏是不屈不挠的进军，像是大军出征的步调，仿佛是‘铜骑士’马蹄重击悬崖的回声。诗差不多像文选似的晓畅，犹如给孩子读的故事；在这一点上，尼古拉·铁霍诺夫和他的伟大的导师莱蒙托夫有着近似之处。这是咬紧的牙齿中透露出来的歌。敌人听了基洛夫在列宁格勒的花冈石上阔步的铁一样的脚步声是要退避三舍的，——他的脚步声是列宁格勒的心的跳跃。”[56]1952年，姜椿芳翻译的《基洛夫和我们同在》收入《吉洪诺夫诗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此外，1944年2月，《红军》由苓（姜椿芳）翻译，刊于《苏联文艺》第11期。诗歌主要描述了和平年代下的红军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战时红军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基洛夫和我们同在》和《红军》，战后收入《苏联卫国战争诗选》，一版再版。
1942年11月，《苏联文艺》创刊号上刊载了令（姜椿芳）翻译吉洪诺夫的小说《苏维埃人群像》。谈到《苏维埃人群像》时，阿·托尔斯泰说：“他（吉洪诺夫，引者注）在我们苏维埃作家中第一个找到艺术的文字来描述我们时代的英雄，描述许多无声无臭的人——古怪的摄影师，年老的军事工程师，母亲，少女，孩子，醒悟的画家：这是些俄罗斯人，他们在苦难的日子，淳朴，隐藏和虚心地在自己身上找到了精神的高洁，他们的灵魂是像钻石似的一滴一滴眼泪那样的灿烂晶莹。”“铁霍诺夫的短篇小说对于我们时代是很重要的，正像是首先指出走向苏维埃文学新时代的路标。”[57]1946年，《苏维埃人群像》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并在《苏联文艺》上多次宣传：作者是苏联卫国战争开始之后最活跃的一位作家，后来并被选举为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这里是十个短篇，每篇描绘一个苏联战时人物的典型，完全是以被围的列宁格勒为背景，其中有教授，有作家，有演员，有妇女，有儿童，有军人，有老人，每一个典型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1947年，《苏维埃人群像》由冀鲁豫书店出版。
1943年3月22日，《春天》刊于《时代》第67期，译者佚名。小说主要讲述的是被敌人轰炸过的医院重建的故事。《双手》有两个译本，一个由蝶译，刊于1943年5月29日《时代》第77期；一个由奚溪（叶水夫）译，以《手》为题，刊于1945年8月《苏联文艺》第15期。小说主要讲述的是一个运输司机克服种种困难将汽油运输到前线的故事。
吉洪诺夫被译介的反法西斯作品还有《女英雄》（《时代》第18期）、《意志如铁的人们》（《时代》第28期）、《红军二十五周年纪念》（《时代》第63期）和《今日的列宁格勒》（《时代》第91期）等。
7．格罗斯曼（1905—1964），192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1934年，发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在别尔季切夫城》，引起高尔基的关注，高尔基邀请他见面，这对格罗斯曼以后的文学道路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发表多个短篇小说集《幸福》（1935）、《四天》（1936）、《短篇集》（1937）以及中篇小说《厨娘》（1937）。长篇小说《斯捷潘·科尔丘金》（1937—1940）使其一举成名。卫国战争时期，作为《红星报》的军事记者活跃在前线，发表大量作品，代表作有《人民是不朽的》《主攻方向》和《特烈勃林卡地狱》。
1942年，格罗斯曼的作品开始传入中国。短篇小说《老人》在中国有两个中译本：一个由曹靖华翻译，收入1942年11月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编译委员会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梦》；一个由兵翻译，刊于1942年11月《苏联文艺》第1期。
1943年2—5月，林陵（姜椿芳）翻译格罗斯曼的《人民不死》，连载于《苏联文艺》第3—5期。《人民不死》讲述的是苏联卫国战争初期苏联红军在撤退中英勇抗敌的故事。小说塑造的人物很多，但是只有三个中心人物：一个是智慧灵活、心胸宽广的政委波加列夫，一个是英勇无畏的团长密尔察洛夫，一个是机智、勇敢、乐天的侦察兵伊格那季亦夫。曾经是战斗英雄的团长一度居功自傲，后来在政委的启发帮助下，克服了骄傲和盲目等缺点，发挥现代战争的指挥艺术，取得了战斗的胜利。在小说的结尾，政委波加列夫与侦察员伊格那季亦夫，流着鲜血，相互搀扶着走出阵地，整个叙述始终在悲怆的氛围中进行。1943年2月，《苏联文艺》第3期刊载遇通（姜椿芳）翻译柯伐里契克的《评〈人民不死〉》，认为：“葛洛斯曼的中篇小说《人民不死》引起读者极大的兴趣，可以丝毫不夸大地说，这篇小说在卫国战争文学的发展中，是一个新的阶段。”[58]1943年5月，《苏联文艺》第5期刊载邬启斋翻译叶列娜·时拉多娃的《俄罗斯性格》，认为：“《人民不死》是讲到俄罗斯人如何学会战胜的科学的故事，俄罗斯指挥员如何在战争的时候成长起来，武装着作战技巧的对敌人的憎恨如何成为不可克服的制胜的力量。”[59]此外，《苏联文艺》第5期附录有对作者格罗斯曼的介绍。1945年4月，《苏联文艺》第12期刊载周迪翻译吉洪诺夫的《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文学》，认为“葛洛斯曼的长篇《人民不死》仍是一大成功。战争触到了一切，触到了全部生活，触到了是我们的一切，触到了一切亲爱的东西”[60]。
《苏联文艺》刊载林陵（姜椿芳）翻译的《人民不死》是该小说在中国最早的译介。1944年4月，在桂林文光书店出版（书名题为《不朽的人民》），这是该小说第一部中译单行本。1945年，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苏联文艺》做过多次宣传：《人民不死》是伟大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中文学的新阶段。《人民不死》是作家实际参加战争事变的结果。小说中有交战的，心理的，一般的市民的场面和插曲。《人民不死》——并不是把看见过的，体验过的事物作一个平凡的叙述。这里谈到最主要的，最基本的，可以使人民成为不死的事物，这里谈到怎样铸造胜利，胜利的泉源是什么。这里提供了胜利的代数学，表明胜利就是全体苏维埃人工作的限额。1948年3月，姜椿芳翻译的《人民不死》由哈尔滨东北书店出版，收入苏联文学丛书。此外，1945年6月，茅盾的版本《人民是不朽的》由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编译委员会出版（据英译本转译）。1945年12月，海观（朱海观）的版本《不朽的人民》由上海正风出版社出版（据英译本转译）。
格罗斯曼的《生命》由水夫（叶水夫）翻译，刊于1944年2月《苏联文艺》第11期。小说讲述了一红军部队被德国包围，宁死不屈的故事。《生命》于1955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叶水夫在《前记》中说：“‘生命’不但是葛罗斯曼最好的作品之一，而且也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作者在这里描写了一支只有二十七个人的红军队伍对敌人进行的坚决斗争，表现了苏联军队的高度政治自觉性与组织性。”[61]1944年6月，《生命》由欧恩翻译，刊于重庆《中苏文化》第15卷第3、4期合刊。《苏联文艺》刊载叶水夫翻译的《生命》是该作品最早的中译。
1945年7月，格罗斯曼的报告文学《特烈勃林卡地狱》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译者不详），作品主要描述了俄德国法西斯设在特烈勃林卡的集中营的状况。1946年4月，山东新华书店再版。
此外，格罗斯曼被译介的反法西斯作品还有《主攻方向》（《时代》第97、98期）、《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史大林格勒》（《时代》第103期）和《到柏林之路》（《时代》第118—120期）。
8．列昂诺夫（1899—1994），小说家，剧作家。1922年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名篇有《獾》《贼》《索溪》《斯库塔列夫斯基》《通往海洋之路》《俄罗斯森林》等，其中《俄罗斯森林》是苏联第一部获列宁文艺奖的作品。剧本有《波洛夫昌果园》《暴风雪》《金马车》《小林娜》等。卫国战争时期，列昂诺夫创作了剧本《侵略》（1942年），荣获1943年斯大林奖金。1949年，荣获“俄罗斯功勋艺术家”称号。
1930年，列昂诺夫的作品开始传入中国。1930年11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21期刊载了秋洪翻译的短篇小说《伊凡的厄运》。1943年3月，《苏联文艺》第4期刊载了遇平（姜椿芳）翻译查斯拉夫斯基的评论《对敌憎恨是怎样产生的——论莱翁诺夫的剧本〈侵略〉》。《侵略》是列昂诺夫剧本中最好的一个，主人公都是普普通通的俄罗斯人。“医生达朗诺夫，安娜·尼柯拉亦夫娜，奥丽雅，杰米其亦夫娜——我们每天可以碰到这样的人。我们认识他们。各处各地都有他们。他们伟大的力量，就在他们朴实和无瑕中，他们身上的力量和巷道党员柯列斯尼柯夫身上的，和游击队员叶戈罗夫和达旦罗夫身上的，和这位作者所感应的无名老人身上的，和小孩普罗柯菲身上的力量一样伟大。他们正就是靠了自己的正直无邪扶植佛陀尔，佛陀尔在对敌人的憎恨心中，在复仇感中，在对被辱的俄罗斯小姑娘的爱心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他在战斗中的位子。”[62]《侵略》“写得朴实，优秀，有力，读它的时候不会无所动心。它表现一个在德人政权下的小城镇，表现这城镇里普通的俄罗斯人。我们看见，对于敌人的憎恨怎样改造这些人，他们怎样成为英雄。艺术形象的真实性和正确性抓住读者的心弦。”“剧本充满着活的，人性的情感，是用有力的、形象化的、丰富的语言所写的。在我们伟大卫国战争时代的文学里，它是一个很大的现象”[63]。
1943年9月，《苏联文艺》第7期刊载仇希（姜椿芳）翻译列昂诺夫的《侵略》，附录有对列昂诺夫的介绍。1945年，《侵略》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苏联文艺》做过多次宣传：这是李翁尼德最好的剧本，它描写德国人侵略来了之后一个苏联小城的生活。这里有败子回头的故事，他在对敌人的憎恨中找到了自己战斗的岗位。这里有铁石心肠的老妇，她为了救游击队员而牺牲了自己的儿子。这里也有不怕死的小孩子。但这里也有出卖灵魂的俄奸。这部戏不仅在苏联上演时获得极大的成功，就是在世界，尤其是在美国，也无不群口交颂。此外，曹靖华也翻译了《侵略》，1944年由重庆东南出版社出版。姜椿芳翻译的《侵略》是该剧本在中国最早的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