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要译者
上海沦陷时期，翻译苏联反法西斯文学作品的译者主要有姜椿芳、陈冰夷、金人、叶水夫和许磊然。
1．姜椿芳（1912—1987），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编辑出版家，中国翻译协会第一届和第二届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创校校长，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奠基人。1912年生于江苏常州，1928年随家迁居哈尔滨，1931年夏加入反帝大同盟，随后加入共青团，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5月，按照党的安排去英亚社（塔斯社的化身）担任电讯翻译，9月，主编《满洲青年》，后改为《东北青年报》。1932年底，编辑党报《满洲红旗》，后改为《东北人民报》。姜椿芳是一位优秀的地下革命工作者，同时，姜椿芳还是一位作家。“他在党的领导下，与金剑啸、罗烽、舒群一起领导着哈尔滨的左翼文化运动。”[64]姜椿芳为东北的抗日革命斗争做出了积极贡献。1936年，参与创办的《大北画刊》刊登高尔基病危的消息和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公演高尔基剧作《底层》的剧照，受到日本驻哈尔滨领事馆怀疑而被捕，后被营救出狱。1936年8月，姜椿芳转移到上海，进入亚洲影片公司，从事苏联影片的发行和宣传工作。10月10日，因鲁迅到上海大戏院看电影，与鲁迅相识。1937年底，为夏衍主编的《译报》做俄文报刊的翻译工作。1938年，上海地下党文委派姜椿芳领导“小剧场”支部，后来改为文化总支，姜椿芳出任书记。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党派姜椿芳与塔斯社商量创办中文日报，日报没有办成，却创办了《时代》周刊。1942年11月，《苏联文艺》创刊，名义上是罗果夫主编，实际上是姜椿芳主编。《苏联文艺》是我国第一份译介俄苏文学的专刊，在我国俄苏文学译介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上海沦陷时期，姜椿芳实际上是时代出版社的负责人。姜椿芳回忆说：“由于我还要负责一般性的组织、管理工作，社会活动也比较多，不得不给自己分配一些随时拿得起、放得下的作品来翻译，最适合这种要求的是诗歌、剧本、短篇小说。”[65]在诗歌方面，姜椿芳翻译了吉洪诺夫的《基洛夫和我们同在》《红军》，西蒙诺夫的《返回故城》《爱》，苏尔科夫的《勇士赞歌》《斯大林格勒保卫者》《胜利的日子》，施企巴乔夫的《美丽颂》《战地公路》《关于莫斯科》《战场》《无题》《最前线》，柳里斯基的《莫斯科》，古歇夫的《老友相见》《我们风暴的报信者》，普罗柯菲亦夫的《宣誓》《劝酒歌》，维拉·英倍尔的《亲爱的姑娘》《致妇女》，雅库勒·柯拉斯的《献给国土解放者》，安托柯里斯基的《儿子》，别德纳的《莫斯科的礼炮》，米哈尔科夫和爱里·列其斯坦的《苏联新国歌》，阿丽格尔的《致苏维埃妇女》《女主人》，克龙高士的《母亲》，索夫罗诺夫的《灰烬》，特伐尔陀夫斯基的《清算》，史季营斯基的《响吧，礼炮》，马尔沙克的《屈服的柏林》、符尔共的《母亲的嘱咐》，勃罗夫卡的《白俄罗斯》，窦庆那的《波尔达伐》，列别杰夫·库马赤的《金色头发翘耸耸》，尼古拉·勃朗的《列宁格勒的早晨》，布柯夫的《你可以自豪》，别尔戈丽茨的《给母亲的信》，达皮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等。在戏剧方面，姜椿芳主要翻译了列昂诺夫的《侵略》和柯涅楚克的《战线》。小说方面，姜椿芳主要翻译了格罗斯曼的《人民不死》，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卡锡尔的《军舰的孀妇》，哈马堂的《西伐斯托波尔人》，吉洪诺夫的《苏维埃人群像》，阿·托尔斯泰的《伊凡·苏达廖夫的故事》等。
以上翻译作品均刊载于《时代》和《苏联文艺》，已收入2012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姜椿芳文集》。笔者在爬梳《时代》和《苏联文艺》的过程中，发现了关于姜椿芳的一些新史料；笔名10个，佚文33篇。
笔名是当时政治语境的产物，翻译工作者不仅不能出名，反而要隐姓埋名，姜椿芳回忆说：“正就是靠了众多的笔名，不用本名，始终不求出名，我得以在上海经历了租界、日伪、国民党好几个‘朝代’而苟全下来，不必易地避风。”[66]但是，“所用的笔名太多，以致现在重新翻阅过去的《苏联文艺》，连本人也弄不清究竟哪些是自己采用过的笔名了”[67]。笔者经过考证，新发现姜椿芳10个笔名。
笔名一：掌鞅。1943年1月，《苏联文艺》第2期刊载“掌鞅”翻译吉洪诺夫的《基洛夫和我们同在》。该诗歌后来收入时代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卫国战争诗选》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吉洪诺夫诗集》，译者署名“林陵”（姜椿芳的常用笔名）。因此可以断定，“掌鞅”为姜椿芳的一个笔名。
笔名二：言成。1943年1月9日，《时代》杂志副刊《高尔基研究》第7期刊载“言成”翻译葛鲁兹杰夫的《关于高尔基作品集的原文》，后来收入时代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研究年刊》（1947），译者署名“林陵”。因此可以说，“言成”是姜椿芳的一个笔名。
笔名三：葛怀民。1943年1月9日，《时代》杂志副刊《高尔基研究》第7期还刊载了“葛怀民”翻译伊凡诺夫的《略论高尔基语汇的某些特点》，后来收入时代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研究年刊》（1947）。因此可以说，“葛怀民”是姜椿芳的一个笔名。
笔名四：克鲁。1943年2月，《苏联文艺》第3期刊载“克鲁”翻译亚先耶夫的《莫斯科人民武装起来》，后来收入《苏联卫国战争诗选》，译者署名“林陵”。此外，1943年5月，《苏联文艺》第5期刊载“克鲁”翻译西蒙诺夫的《爱》，后来收入《苏联卫国战争诗选》，译者署名“林陵”。因此可以断定，“克鲁”是姜椿芳的一个笔名。
笔名五：凌温层。1943年3月，《苏联文艺》第4期刊载了“凌温层”翻译奥丽雅·别尔戈丽茨的《给母亲的信》，后来收入《苏联卫国战争诗选》，译者署名“林陵”。因此可以断定，“凌温层”是姜椿芳的一个笔名。
笔名六：沃漪文。1943年5月，《苏联文艺》第5期刊载“沃漪文”翻译爱伦堡的诗歌《严寒的时候……》，后来收入《苏联卫国战争诗选》，译者署名“林陵”。因此可以断定，“沃漪文”是姜椿芳的一个笔名。
笔名七：修士。1943年11月，《苏联文艺》第8期刊载“修士”翻译帕斯多夫斯基的小说《琴弦》。1943年12月，《苏联文艺》第9期刊载了“修士”翻译克特林斯卡雅的小说《胜利》。这两部作品均收入1947年时代出版社出版的《卫国战》，译者署名“林陵”。因此可以断定，“修士”是姜椿芳的一个笔名。
笔名八：伍仑。1943年2月，《苏联文艺》第3期刊载“伍仑”翻译巴格里次基的《普希金》。该文后来收入时代出版社1947年出版的《普希金文集》，译者署名“林陵”。因此可以断定，“伍仑”是姜椿芳的一个笔名。
笔名九：邵。1943年6月19日，《高尔基研究》第10期刊载“邵”翻译赖斯柯里尼可夫的《高尔基与戏剧检查》。该文以《高尔基与帝俄戏剧检查》为题，收入时代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研究年刊》（1948），译者署名“林陵”。因此可以断定，“邵”是姜椿芳的一个笔名。
笔名十：嘉喜善。1942年11月7日，《时代》第49期刊载“嘉喜善”翻译苏尔柯夫的诗歌《勇士歌》。1943年2月，《苏联文艺》第3期刊载“嘉喜善”翻译苏尔柯夫的诗歌《勇士赞歌》。该诗歌收入《苏联卫国战争诗选》，译者署名“林陵”。因此可以断定，“嘉喜善”为姜椿芳的一个笔名。
姜椿芳以“嘉喜善”为笔名翻译了许多歌曲刊载于《时代》，均未收入《姜椿芳文集》及其他文献，应为姜椿芳的佚文。现整理如下：
1．《莫斯科，我向你宣誓》，A．Epnkeeb词，嘉喜善转译，《时代》第38期，1942年8月22日。
2．《射击队进行曲》，史托甫拉茨基曲，石少夫词，嘉喜善译，《时代》第42期，1942年9月19日。
3．《我们自豪》，石少夫曲，史托夫拉茨基词，嘉喜善译，《时代》第44期，1942年10月3日。
4．《再见，亲爱的家乡和故城》，白拉透曲，伊萨柯夫斯基词，嘉喜善译，《时代》第52期，1942年11月28日。
5．《进军》，诺维柯夫曲，普洛柯菲易夫词，嘉喜善译，《时代》第54期，1942年12月12日。
6．《等着我》，白朗透曲，西蒙诺夫词，嘉喜善译，《时代》第57期，1943年1月1日；《等着我》，德什尔静斯基曲，西蒙诺夫词，嘉喜善译，《时代》第59期，1943年1月16日。同一作者作词，不同的作者作曲，均由嘉喜善翻译。
7．《俄罗斯的心》，克鲁庆曲，奥沙宁词，嘉喜善译，《时代》第62期，1943年2月13日。
8．《十月革命的星》，诺维珂夫曲，列别杰夫·库马赤词，嘉喜善译，《时代》第64期，1943年2月27日。
9．《五水手》，别柳曲，佛林克尔词，嘉喜善译，《时代》第66期，1943年3月13日。
10．《那一个知道他》，查哈洛夫曲，伊萨柯夫斯基词，嘉喜善译，《时代》第68期，1943年3月27日。
11．《亲爱的城市》，鲍戈斯洛夫斯基曲，陀尔马托夫斯基词，嘉喜善译，《时代》第70期，1943年4月10日。
12．《卡玖莎》，白朗透曲，伊萨柯夫斯基词，嘉喜善译，《时代》第72期，1943年4月24日。
13．《苏丽珂》，密格列里特席曲，采列吉里填词，西柯尔斯卡亚俄译，嘉喜善重译，《时代》第74期，1943年5月8日。
14．《海鸥》，米刘金曲，烈别杰夫·库马赤词，嘉喜善译，《时代》第76期，1943年5月22日。
15．《渔人歌》，杜那叶夫斯基曲，伏尔实宁词，嘉喜善译，《时代》第78期，1943年6月5日。
16．《送行》，陀姆勃洛夫斯基曲，穆罕·默德兴作鞑靼文词，金兹堡俄译，嘉喜善重译，《时代》第80期，1943年6月19日。
17．《列宁格勒歌》，索洛维叶夫——谢陀夫曲，莱维挪词，嘉喜善译，《时代》第82期，1943年7月3日。
18．《情歌》，杜那叶夫斯基曲，列别杰夫·库马赤词，嘉喜善译，《时代》第84期，1943年7月17日。
19．《克里米亚鞑靼情歌》，普里茨格尔改编，杜别洛夫斯基俄译，嘉喜善译，《时代》第86期，1943年7月31日。
20．《别离》，赫林尼珂夫曲，克拉夫庆果词，嘉喜善译，《时代》第90期，1943年8月28日。
21．《两个马克西姆》，卡次曲，窦霍维赤纳词，嘉喜善译，《时代》第92期，1943年9月11日。
22．《近卫兵歌》，波克拉斯曲，许华尔茨词，嘉喜善译，《时代》第105期，1943年12月11日。
23．《炮兵进行曲》，T．赫伦尼柯夫曲，V．M．顾歇夫词，嘉喜善译，《时代》第121期，1945年6月16日。
24．《劝酒歌》，柳巴尔词，嘉喜善译，《时代》第122期，1945年6月23日。
上海沦陷时期，姜椿芳发表的著译作品，都是用笔名。姜椿芳“用过狄希、遇通、遇平、钮麻、林、令、羚、伶、卓费等笔名，后来采用林陵为笔名”[68]。此外，“什之”也是姜椿芳的笔名，《姜椿芳文集》第六卷和第七卷收入了多篇刊于《时代》杂志、署名“什之”的文章。笔者在爬梳《苏联文艺》《时代》时，发现多篇署名“钮麻”“卓费”“林陵”“什之”“言成”“伍仑”“邵”的著译作品，均未收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的《姜椿芳文集》及其他文献，应为姜椿芳的佚文。现整理如下：
1．《乌克兰人民的伟大诗人》，鲍哥穆列次著，钮麻译，《苏联文艺》第1期，1942年11月1日。
2．《苏维埃剧坛二十五年》，奥利杜尔著，钮麻译，《苏联文艺》第3期，1943年2月。
3．《莫斯科的戏剧生活》，罗京著，卓费译，《苏联文艺》第8期，1943年11月。
4．《一九四七年的苏联电影》，陀尔戈波洛夫著，林陵译，《苏联文艺》第28期，1947年5月。
5．《劝酒歌》，史起巴乔夫著，林陵译，《苏联文艺》第36期，1949年4月。姜椿芳翻译了两首《劝酒歌》，一首是普罗柯菲亦夫的《劝酒歌》，载《苏联文艺》第10期，署名“麟”，已收入《姜椿芳文集》第一卷。但是史起巴乔夫的《劝酒歌》却没有收入《姜椿芳文集》。
6．《斯拉夫民族大会》，言成，《时代》第3期，1941年9月3日。
7．《艺术家的友人》，亚柯夫列夫著，伍仑译，《时代》副刊《高尔基研究》第12期，1943年11月20日。
8．《往事》，什之，《时代》第154期，1946年4月27日。
9．《高尔基与戏剧检查》，赖斯柯里尼可夫著，邵译，《时代》副刊《高尔基研究》第10期，1943年6月19日。
此外，1942年9月26日，《高尔基研究》第4期刊载高尔基的《马加尔·周达》，译者没有署名。后来该文以《马加尔·朱德拉》为题，收入时代出版社1945年出版的《高尔基早期作品集》（第一集），译者署名“林陵”。因此，可以说《时代》刊载的《马加尔·周达》的译者是姜椿芳。1943年6月19日，《高尔基研究》第10期刊载高尔基的《少女与死神》，译者没有署名。后来该文收入时代出版社1945年出版的《高尔基早期作品集》（第一集），译者署名“林陵”。因此，可以说《时代》刊载的《少女与死神》的译者是姜椿芳。
综上所述，上海沦陷时期姜椿芳在诗歌、小说、戏剧、歌词翻译方面，成果丰硕，充满战斗性和现实意义。
2．陈冰夷（1916—2008），原名陈秉彝，笔名梁香、白寒、白艾、萧瑟、华胥、于健等。1933年，在上海开明书店、新青年书店工作，业余自学英文、俄文，1938年开始翻译、研究苏联文艺作品。1941年加入上海时代出版社，担任《时代》和《苏联文艺》的编辑、翻译。建国后到北京时代出版社工作，1953年调至中国作家协会，曾任《世界文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苏联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等，1997年荣获鲁迅文学奖。主要译著有西蒙诺夫的剧本《俄罗斯人》、普希金的小说《暴风雪》、高尔基散文诗《鹰之歌》等。
经过爬梳原始报刊，考证发现陈冰夷10个笔名，佚文11篇：
笔名一：韦爱虚。1943年1月，《苏联文艺》第2期刊载“韦爱虚”翻译西蒙诺夫的戏剧《俄罗斯人》。该文于1945年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译者署名“白寒”（陈冰夷的常用笔名）。因此可以断定，“韦爱虚”是陈冰夷的笔名。陈冰夷以“韦爱虚”为笔名翻译了绥芙林娜的《女游击员》（刊于《苏联文艺》第4期）。此外，《苏联文艺》第7期刊载“韦爱虚”翻译康斯坦丁诺夫的《历史的教训》，而此文收入姜椿芳1946年出版的翻译单行本《俄罗斯人民的英勇史迹》。这让读者不禁产生疑问：姜椿芳与陈冰夷共用同一笔名？据研究者考证，《历史的教训》误收入集的可能性比较大[69]，笔者赞同此看法。
笔名二：叶落。1943年2月，《苏联文艺》第3期刊载了“叶落”翻译梭波列夫的小说《海魂》。1946年，该文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译者署名“白寒”。因此可以断定，“叶落”是陈冰夷的一个笔名。
笔名三：怀海。1943年2月，《苏联文艺》第3期刊载“怀海”翻译强布尔的《普希金颂》，该文后来收入时代出版社1947年出版的《普希金文集》，译者署名“梁香”（陈冰夷的常用笔名），因此可以断定，“怀海”是陈冰夷的笔名。
笔名四：祝平。1943年7月，《苏联文艺》第6期刊载“祝平”翻译强布尔的《国防人民委员长颂》，该文后来收入时代出版社1946年出版的《苏联卫国战争诗选》，译者署名“白寒”。因此可以断定，“祝平”是陈冰夷的笔名。
笔名五：林芝。1944年1月，《苏联文艺》第10期刊载“林芝”翻译卡维林的《白色快艇》，该作品后来收入时代出版社1946年出版的《海上英雄》，译者署名“白寒”。因此可以断定，“林芝”也是陈冰夷的笔名。
笔名六：参廖。1943年3月27日，《时代》副刊《高尔基研究》第8期刊载“参廖”翻译高尔基的《草原上》。该文收入1947年时代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早期作品集》（第三集），译者署名“白寒”。因此可以断定，“参廖”是陈冰夷的笔名。陈冰夷以笔名“参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论普里雪文》（《苏联文艺》第4期），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没有陪嫁的女人》（《苏联文艺》第5期）。
笔名七：特尼。1945年3月，《六艺》第1卷第2期刊载“特尼”翻译伽勃里洛维奇的《乌克兰女儿》。该文以《乌克兰女儿的心》为题，收入时代出版社1946年出版的《烽火中的苏联妇女》，译者署名“白寒”。因此可以断定，“特尼”是陈冰夷的笔名。
笔名八：伊加。1945年3月，《六艺》第1卷第2期刊载“伊加”翻译塞伊宁的《哲尼亚·伽里索娃》。该文以《哲尼亚·伽里索娃的错误》为题，收入时代出版社1946年出版的《烽火中的苏联妇女》，译者署名“白寒”。因此可以断定，“伊加”是陈冰夷的笔名。
笔名九：凡特。1945年3月，《六艺》第1卷第2期刊载“凡特”翻译伊里英可夫的《信》。该文以《阿格尼亚·安东诺芙娜》为题，收入时代出版社1946年出版的《烽火中的苏联妇女》，译者署名“白寒”，因此可以断定，“凡特”是陈冰夷的笔名。
笔名十：林之同。1944年2月12日，《时代》副刊《高尔基研究》第13期刊载“林之同”翻译高尔基的《伊席尔吉尔婆婆》。该文以《伊席吉尔婆婆》为题，收入1945年时代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早期作品集》（第一集），译者署名“白寒”。因此可以断定，“林之同”是陈冰夷的笔名。
陈冰夷以“林之同”为笔名，翻译了大量的文章，刊于《时代》。这些文章没有收入陈冰夷的任何文献，应为陈冰夷的佚文。现整理如下：
1．《列宁的祖先》，莎吉孃著，林之同译，《时代》1946年第6卷第3、4、5期。
2．《论黑格尔的反动的社会政治思想》，米丁著，林之同译，《时代》1946年第6卷第3、4、5期。
3．《论克劳塞维支及其关于战争的学说》，安特洛波夫著，林之同译，《时代》1946年第6卷第6、7、8期。
4．《叙利亚与黎巴嫩的独立斗争》，阿尔古斯著，林之同译，《时代》1946年第6卷第8期。
5．《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柯尔尼夫著，林之同译，《时代》1946年第9、10、11期。
6．《欧洲土地改革与社会生活民主化》，瓦尔加著，林之同译，《时代》1946年第13期。
7．《列宁与科学：纪念列宁七十六岁诞辰》，伏尔金著，林之同译，《时代》1946年第6卷第15期。
8．《苏联是谁统治的》，查斯拉夫斯基著，林之同译，1946年第6卷第17期。
9．《苏联的书：纪念苏联五五出版节》，如尔德著，林之同译，《时代》1946年第6卷第18期。(https://www.daowen.com)
10．《这是谁的胜利》，萧高列夫著，林之同译，《时代》1946年第6卷第18期。
11．《论英美经济关系》，瓦尔加著，林之同译，《时代》1946年第6卷第19、20期。
上海沦陷时期，陈冰夷翻译了大量的俄苏文艺作品，在《苏联文艺》上译有舒班诺夫的《神妙的提琴》《戴眼镜的人》《瞎子》，列歇特尼可夫的《老家》，塞拉菲木维赤的《婴孩》，纹达·华茜列芙斯卡雅的《虹》，薇拉·英倍尔的《冷》，戈尔巴朵夫的《战斗员阿列克赛·雇里珂夫》，毕尔文采夫的《试炼》，伊里英珂夫的《火花》，翻译的介评类文章有《俄罗斯文学中的世界意义》《屠格涅夫生平》《我从事什么工作》《苏联音乐的进展》《拉赫马尼诺夫》《论恰伊柯夫斯基》《叔斯达柯维赤创作中的新发现》《李姆斯基·柯尔萨珂夫》《李姆斯基·柯尔萨柯夫的创作之路》和《关于拉赫马尼诺夫的新资料》等。
《时代》开辟有“苏联人物志”的栏目，陈冰夷作为《时代》的编辑和翻译，以笔名“白艾”[70]译介了苏联各行各业的人物，其中作家包括阿·托尔斯泰、肖洛霍夫、柯涅楚克、法捷耶夫、R．M．葛里埃、谢夫成果、卡泰耶夫、V．I．列别杰夫·库马赤、耶古勃·柯拉斯、亚先耶夫、强布尔、魏列萨耶夫、诺维可夫·普利布衣、绥拉菲莫维赤、绥夫林娜、赖齐斯、巴夫洛·戴庆那、西蒙诺夫、吉洪诺夫、谢尔盖叶夫·青斯基、纹达·华茜列芙斯卡亚、萨美特·符尔龚、伊里亚·爱伦堡、玛丽爱塔·莎琪孃、史朗尼姆斯基等。
陈冰夷翻译的反法西斯作品主要有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前文已经论述）、毕尔文采夫的《试炼》、梭波列夫的《海魂》和华茜列芙斯卡雅的《虹》等。
1943年6—12月，毕尔文采夫（1905—1981）的《试炼》连载于《苏联文艺》第6—9期。因此，认为其作品1945年才传入中国的说法是不确切的[71]。《苏联文艺》第6期还刊载了白寒（陈冰夷）翻译谢维林的评论《描写英雄后方的小说——论毕尔文采夫的〈试炼〉》。1945年，《试炼》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这是该作品第一个中译单行本。小说出版后，在《苏联文艺》上多次宣传：这是一本描写苏联英勇后方的小说。像在前线的红军一样，苏联大后方的产业工人也表现了空前的自我牺牲与不倦不怠的精神。他们熬过了艰苦的试炼，他们锻炼出胜利的意志。那时是苏联卫国战争的初期，产业工人的身上有一个繁重的任务：发展军火生产和同时撤退工厂到后方去。这种试炼是光荣地通过了。
梭波列夫（1898—1971），1918年毕业于彼得堡海军学校，开始在海军服役，是苏联著名的海洋小说作家。梭波列夫的作品1929年传入中国，该年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冬天的春笑》收入华维素（蒋光慈）翻译他的短篇小说《寨主》。1943年，梭波列夫的《海魂》荣获斯大林文学奖金。1943年2月，《苏联文艺》第3期刊载了“叶落”（陈冰夷）翻译梭波列夫的小说《海魂》。1943年3月，《苏联文艺》第4期刊载“原”翻译史维特洛夫的《史大林奖金得奖者》对《海魂》作过介绍：“这本书在它出版后立即在广大的读者群中获得了应得的成功。一般地说来，海军小说的题材目前在梭波列夫的作品里是占大多数的。他熟知并且深爱着海，熟知并且深爱着海员和他们的生活，他确实能够透入英勇海员的灵魂深处，这些海员正继续以一代光辉业绩见称于世的俄罗斯舰队的优秀的战斗传统。”[72]1945年4月，《苏联文艺》第12期刊载周迪（叶水夫）翻译铁霍诺夫的《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文学》，谈到《海魂》，认为：“这些热情的短篇的好处在于读着它们的时候，就像读着真实的事情一样。这是关于水手的真实故事。这些人乃是我们的骄矜，我们的光荣。我们的海军承继着伟大的传统。……梭波列夫的功绩在这里，就是他能够传出这一斗争的脉搏，铭刻出英雄的形象。”[73]1946年，《海魂》出版后，曾在《苏联文艺》上做过多次宣传：《海魂》是梭波列夫在苏联人民英雄主义的大海洋中搜寻到的。当奥地萨诃西伐斯托波尔保卫战时，作者是这些英勇事迹的目击者。在这种人民历史生活的紧要关头，人的灵魂显露得特别深刻和清晰，人的真实的本性也表现得最完全。《海魂》中的许多小说之所以令人感动，不单是因为作者对事变作了大胆的描写，而主要是因为作者刻画出了处在精神生活顶点的人。这是生活的画幅，所以《海魂》结果成了雄辩而真实的作品。
华茜列芙斯卡雅（1905—1964），是一位杰出的女作家，原籍波兰，1939年加入苏联国籍。苏联卫国战争前，她的文学天才就得到公认。华茜列芙斯卡雅的作品1942年传入中国，1942年11月，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编译委员会出版的《梦》收入曹靖华翻译的《党证》和《一个德国兵士的日记》。1943年3月，《苏联文艺》第4期刊载了“萧瑟”翻译纹达·华茜列芙斯卡雅的小说《虹》。据姜椿芳的回忆[74]和《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75]，“萧瑟”是陈冰夷，而不是曹靖华[76]。1943年2月28日，曹靖华翻译的《虹》刊于《中苏文化》第13卷第3、4期合刊。1943年10月，曹靖华翻译的《虹》由重庆中苏文化协会编译委员会出版。
《苏联文艺》第4期刊载了“原”翻译伏伊金斯卡雅的评论《虹》，认为：“在这新的中篇小说里，纹达·华茜列芙斯卡雅养育着精神的力量，个性的完整，心灵的勇敢。她把自己最优秀的几页献给了我们胜利的创造者，那些为了胜利，为了击灭敌人，毫不怜惜自己生命的苏维埃人民的普通儿女。”“创造苏维埃农民同德国占领者斗争的生活底广大图景，纹达·华茜列芙斯卡雅是我们文学上第一人。”[77]《苏联文艺》第4期刊载“原”翻译史维特洛夫的《史大林奖金得奖者》谈到《虹》：“不能不承认由史大林奖金所表彰的去年有力文学作品之一乃是波兰女作家纹达·华茜列芙斯卡雅的撼人心灵的中篇小说《虹》，这位女作家战士在书中勾画出乌克兰人民同德国占领者斗争的明朗画面。这一中篇小说充满了深刻的生活的写实主义，给读者起极大的印象。”[78]1945年4月，《苏联文艺》第12期刊载周迪（叶水夫）翻译铁霍诺夫的《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文学》，认为：“在纹黛·华西列芙斯卡雅的《虹》里面是用准确的，冷酷的彻底性描绘出差不多是难以笔传的在暂时被占领的我们大地上的德国人恐怖统治的全图。这本书——乃是对刽子手的公诉状。女作家什么都不弄得光滑和柔软，她只尽力在中篇里铭刻出最可怖的和最主要的。这一中篇达到了前线和后方的读者的心里。作者的任务是完成了。”[79]
上海沦陷时期，陈冰夷用过的笔名有萧瑟、管弦、司竹、若虚、梁香、白寒、高明[80]，此外还有白艾、于健、华胥等[81]。据姜椿芳回忆，陈冰夷用过几十种笔名，而我们现在知道的只有十几种，因此不免叹息，陈冰夷署其他笔名的译作，只能慢慢考证，有的可能要淹没于历史中了。
3．金人（1910—1971），原名张少岩，后来改名为张君悌，笔名金人，曾用过田风、近仁、高曼、GM等笔名。河北省南宫县人，1927年全家来到哈尔滨，其父亲在东省特别区地方法院工作，金人在该法院当雇员，业余时间跟一位俄国教员学习俄语，后来在法院检察处担任俄文翻译。1932年开始发表俄苏文学译作。1935年在《译文》上发表译作，与主编鲁迅建立联系。在鲁迅给萧军和萧红的信中，曾13次提到金人[82]。1935年，鲁迅把金人翻译左琴科的《滑稽故事》推荐给《新小说》发表。1937年初，从东北逃亡到上海，先后在中华女中、培成女中任教。1942年，到苏北在抗敌报社工作。建国后，曾任国家出版总署编译局副局长。1951年起，先后在时代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编译工作。主要译作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潘菲洛夫的《磨刀石农庄》、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柯切托夫的《茹尔宾一家》和《契诃夫小说集》（第1集和第3集）等。
1949年，金人在《伊万·尼古林 俄罗斯的水兵》的《新版题记》中说：
一九四三年的旧历五月端阳日，我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队捕去，因为当时没有搜到什么证据，不久就把我放出了。不过从此就很难从事政治活动。就是当时在文艺工作方面也很难出面。
那时我和上海的苏商时代杂志社有些关系，他们要出一本《苏联文艺》杂志，屡次要我译稿，我为了生活问题，又要避免日寇耳目，常要在深夜后给他们译些东西。这本《伊万·尼古林，俄罗斯的水兵》，就是那时翻译的。
我记得那时时代杂志社是送给我的一本俄文杂志，但没有封面，看形式是《十月》一类，上面就有这篇小说，那时他们就要我译出来。我就在那种躲躲闪闪，偷偷摸摸的情况中译好了。但是发表起来又不能用本来的名字，因而就想出了“钟馗”这个笔名，一面是纪念五月端午的被捕，一面又寓有一种非常浅薄的民族意识：“打鬼”，鬼者，日本鬼子也。其实，我还看着“钟馗”这两个字的旁边很像“金人”，所以就用它发表了这篇东西。当时还发表过几篇东西。如《红石村》，《二十五年来的苏联文学》，都是用这个名字，发表在《苏联文艺》上的。
当时正当苏德战争最激烈的时期，许多苏联作家都到前线去了，每天的报纸杂志都有作家们写的文艺性报导，有时也有短篇小说。但是较长的还没有。我记得那时曾译过一本波里亚珂夫的《从军日记》，约三万字，连续在时代杂志上登完，又由时代杂志社印成单行本。其后就是这篇小说，在当时要算顶长的了。[83]
从金人的《新版题记》中我们可以获得许多重要的信息。笔名“钟馗”有三种含义：第一，纪念端午节被日本宪兵逮捕。第二，“钟馗打鬼”，不过这里打得不是鬼怪，而是“日本鬼子”，体现了金人鲜明的抗日意识。第三，“钟馗”的偏旁部首跟自己的笔名“金人”很相似。金人以“钟馗”为笔名在《苏联文艺》发表过多篇译文。笔者梳理了《苏联文艺》中以“钟馗”为笔名的译文有阿·托尔斯泰的《二十五年来的苏维埃文学》（《苏联文艺》第6期）、史塔里柯夫的《红石村》（《苏联文艺》第9期）、梭罗维约夫的《伊万·尼古林——俄罗斯的水兵》（《苏联文艺》第10期）和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的土地从什么地方来的》（《苏联文艺》第10期）。
金人翻译梭罗维约夫的《伊万·尼古林——俄罗斯的水兵》，刊于1944年1月《苏联文艺》第10期。小说主要描述了苏德战争中俄罗斯水兵的英勇行为。他们作战受伤经过治疗，又重上前线，在路上遭遇敌人，以伊万·尼古林为首展开了游击战。在战斗中他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从二十五个水兵发展到二百人。苏军反攻时，他们配合主力部队，英勇作战，在强敌面前展现了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精神。1945年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这是梭罗维约夫的第一个中译本。出版后，《苏联文艺》做过多次宣传：列昂尼德·梭罗维约夫的这个中篇是充满刺激与冒险的，它的结束是一个英勇的戏剧。这里描写了一群在德军后方活动的苏联水兵，在伊万·尼古林领导下如何执行着他们神圣的任务——在红军转取攻势的时候号召居民和游击队帮助进攻。这篇小说曾改编拍成电影。1946年4月，大连大众书店出版。1947年12月，哈尔滨东北书店初版。1948年9月，哈尔滨东北书店再版。1949年，上海新华书店出版。1949年，金人在《伊万·尼古林 俄罗斯的水兵》的《新版题记》中说：“去秋曾看见上海时代杂志的广告，这本书也印成了单行本，译者名字用的我的，不知是否经他人增订过。今年春天忽然又看到东北书店的翻印本，而且还是照上海的旧样子翻印的。我实在没想到这本书曾这样受欢迎，到处翻印。因而我就决心要把这本书重新照原文本校订一下。并商得东北书店同意，另印新版。”[84]金人翻译的《伊万·尼古林——俄罗斯的水兵》一版再版，可见其受欢迎程度。
从金人1949年的《新版题记》，还可以发现，金人曾翻译过波里亚珂夫的《从军日记》，连载于《时代》杂志。经查阅，1941年11月至1942年2月，《时代》从第11期至21期连载“彼得”翻译A．波里亚柯夫的《从军日记》。因此可以断定，“彼得”是金人的笔名。
《从军日记》是战地记者波里亚柯夫的日记，主要讲述了红军某部如何勇敢机智地突破德军的重重包围，并且给予敌人猛烈攻击后回到主力部队的经过。在《从军日记》的翻译前言中有简短的介绍：“本篇为莫斯科各报的通讯员A．波里亚珂夫亲身参加了红军的战斗所作的日记；波氏本是红军的一位政治指导员，他所在的军队，曾经被包围，于是留在德军后方很久，从突围而出，故本篇原名《在敌人后方》，因使题目顺口起见，改用《从军日记》。”[85]《从军日记》后来在英国出版：“伦敦赫杰生公司发行由红军管长波里亚珂夫所著之《从军日记》（一名《在敌人后方》，本志由彼得先生译出，已经连载完了），该书由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作序，其言有云：‘余读波里亚珂夫之日记，深为奋感。此苏维埃英雄所写之事实必成为此次战争最佳文艺作品之一，此种文字应获全体英勇红军之敬慕。’”[86]1942年5月，《时代》第26期对《从军日记》做过专门宣传：
希特勒向红军背信和突然进攻之后，苏联红军开始向东后退。德国报纸却把这事描写成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最伟大的胜利，说“苏联军队已被击溃，已被消灭”，说“红军不再存在了”。
德国希特勒党人胜利得头昏脑涨，他们渐渐的深入俄罗斯土地。他们不明白，这个在敌人打击之下的战略的后退便组成现在红军获胜的基础。
红军从来没被有击溃，它给予敌人有力的，聪明的，狡猾的打击，逐渐消耗敌人。波里亚柯夫的《从军日记》（《在敌人后方》）就是描写红军在战争初期的这种战斗。波里亚柯夫所跟从的军队和德军相处已经要算很近，但在开战五日之后，即六月二十七日，才和德军发生战事。这证明，希特勒德人的谎言，说什么红军是全副武装的驻在国境之口。
读者读了这本书可以知道，红军虽然后退着，但是这退却却是积极的强烈的战争。作者波里亚珂夫所参加的军队，虽然被处“在敌人后方”，但是并没有手足无措，它就是“在敌人的后方”也是和“在前线”一样作战。
波里亚珂夫同志讲述许多有趣的事情，证明苏维埃军人的智慧，狡猾和力量。例如俄兵“去掉”一个正在调整汽车和坦克纵队行动的德人，另用苏联人西陀林果去替代他。于是这位苏联人便给德国坦克指点往回开，开往德军后方去的道路。
波里亚珂夫又讲述，苏联军队怎样收拾德国伞兵，他们用子弹打破伞兵的伞。于是德人便落地了。
波里亚珂夫还讲了许多关于第五纵队的故事，讲述敌人的间谍活动，说明他们是很危险的，并且举这一类的例子。
最后，经过这种“在敌人后方”的战事一月之后，这队伍终于脱出敌人的后方，和红军大队联合一起，执行自己的任务：
这任务是削弱敌人的力量。希特勒的军队愈深入苏联领土，他们便要愈加软弱，他们的交通线便要愈加困难，他们留在后方的队伍便要愈多，以便防御苏联的游击队。
经过整整一个秋季的这种战事之后，在德军被击溃于莫斯科城下后，冬季开始了，希特勒军队冻死在雪里和冰里，现在作战的主动已经转到红军的手里了。
作战的主动是决战的获胜的重要保证。
在战斗事实的富丰上，在描写的有力上，在说服力上，无论如何波里亚珂夫的这本小书是非常优秀的。它表明，红军是多么有力，这军队甚至在夏季和秋季的战斗中在退却的时候，都准备在莫斯科城下击溃敌人，并准备苏方将于春季开始的由自己作主动的有力战斗。
现在谁都明白，戈倍尔博士的情报描写德军的“进展”，都是谎言。希特勒的德军必定在俄国找到自己的坟墓！
《从军日记》被誉为“苏联抗战以来第一部轰动世界的报告文学”[87]。1942年5月，《从军日记》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金人翻译的《从军日记》很受欢迎，“《在敌人后方》经金人译出，改用《从军日记》为题，前年在本志连载，并于去年刊印单行本，现早已销售一空。”[88]
此外，金人用笔名“彼得”翻译了大量的反法西斯作品：卡拉娃耶瓦的《四个儿子》（《时代》第1期）、Z．奥斯脱洛夫斯基的《肖洛霍夫访问记》（《时代》第2期）、阿·托尔斯泰的《勇士》（《时代》第4期）、雅洛斯拉夫斯基的《为祖国而战》（《时代》第3期）、高沉的《今日之苏联农村》（《时代》第4期）、华西列芙斯卡雅的《致阵亡的英雄》（《时代》第6期）、维希涅夫的《日趋崩溃的德国产业》（《时代》第6期）、高思布留姆的《空袭》（《时代》第6期）、别赛勉斯基的《少年战士》（《时代》第7期）、菲定的《德俘访问记》（《时代》第7期）、米丁的《全世界的科学家与文化人都拥护我们》（《时代》第9期）、米哈洛甫斯基的《女兵》（《时代》第10期）、波林的《海战》（《时代》第11—12期合刊）、卡威林的《三人》（《时代》第16期）、罗索夫斯基的《斥芬兰与德国的说谎者》（《时代》第16期）、史达夫斯基的《在掩蔽部内》（《时代》第23期）、理定的《地图前》（《时代》第28期）和肖洛霍夫的《在哥萨克农场中》（《时代》第28期）。
4．叶水夫（1920—2002），1938年开始学习俄语，1939年入沪江大学学习，后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辍学。1942年，经陈冰夷介绍，认识姜椿芳，开始为《时代》翻译稿子。1943年春进入时代出版社工作，任《时代》《苏联文艺》的编辑。建国后曾任时代出版社副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翻译协会会长、中国苏联文学研究会会长等，为中苏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译作有普希金的《驿站长》、高尔基的《高尔基早期作品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戈尔巴朵夫的《不屈的人们》、柯涅楚克的《赴苏使命》、格罗斯曼的《生命》等。
笔者在爬梳《苏联文艺》《六艺》和时代出版社出版的单行本时，考证发现了叶水夫的6个笔名：奚溪、沿洪、李司特、侯紫、北帆、子叶。
笔名一：奚溪。1945年5月，《苏联文艺》第13期刊载“奚溪”翻译卡锡尔的《潜艇队的菲伽》，该文后来收入时代出版社1946年出版的《海上英雄》，译者署名“水夫”（叶水夫常用笔名）。因此可以断定，“奚溪”是叶水夫的笔名。叶水夫以“奚溪”为笔名，发表了4篇译作，刊于《苏联文艺》，现整理如下：
1．巴夫连柯的《地雷狂想曲》，刊于1943年11月《苏联文艺》第8期。
2．卡锡尔的《潜艇队的菲伽》，刊于1945年5月《苏联文艺》第13期。
3．铁霍诺夫的《手》，刊于1945年8月《苏联文艺》第15期。
4．爱伦堡的《幸福》，刊于1945年8月《苏联文艺》第15期。
笔名二：沿洪。1945年8月，《苏联文艺》第15期刊载“沿洪”翻译梭罗维姚夫的《西伐斯托波尔石头》，该文后来收入时代出版社1946年出版的《海上英雄》，译者署名“水夫”。因此可以说，“沿洪”是叶水夫的笔名。“沿洪”应是叶水夫常用笔名“严洪”的变体。
笔名三：李司特。1943年7月，《苏联文艺》第6期刊载“李司特”翻译西蒙诺夫的《第三个副官》，该文后来收入1947年时代出版社出版的《卫国战》，译者署名“水夫”。1943年9月，《苏联文艺》第7期刊载“李司特”翻译拉甫列鸟夫的《茶玫瑰》，该文后来收入1946年时代出版社出版的《烽火中的苏联妇女》，译者署名“水夫”。1945年4月，《苏联文艺》第12期刊载“李司特”翻译谢芙琳娜的《莎霞》，该文后来收入1946年时代出版社出版的《烽火中的苏联妇女》，译者署名“水夫”。因此可以断定，“李司特”是叶水夫的笔名。叶水夫以“李司特”为笔名，发表了5篇译作，刊于《苏联文艺》，现整理如下：
1．西蒙诺夫的《第三个副官》，刊于1943年7月《苏联文艺》第6期。
2．聂伊斯达特的《诗的全权代表》，刊于1943年7月《苏联文艺》第6期。
3．拉甫列鸟夫的《茶玫瑰》，刊于1943年9月《苏联文艺》第7期。
4．谢芙琳娜的《莎霞》，刊于1945年4月《苏联文艺》第12期。
5．莎琪孃的《李琪亚·谢芙琳娜》，刊于1945年4月《苏联文艺》第12期。
笔名四：侯紫。1954年3月，《六艺》第1卷第2期刊载“侯紫”翻译阿·托尔斯泰的《卡佳》，该文后来收入时代出版社1946年出版的《烽火中的苏联妇女》，译者署名“水夫”。因此可以断定，“侯紫”是叶水夫的笔名。
笔名五：北帆。1945年2月，《六艺》第1期刊载“北帆”翻译拉甫列鸟夫的《老婆婆》，该文后来收入时代出版社1946年出版的《烽火中的苏联妇女》，译者署名“水夫”。因此可以断定，“北帆”是叶水夫的笔名。《六艺》共刊载了4篇署名“北帆”的译文，现整理如下：
1．拉甫列鸟夫的《老婆婆》，刊于1945年2月《六艺》第1期。
2．帕斯托夫斯基的《牧童》，刊于1945年3月《六艺》第2期。
3．特鲁索夫的《最强的》，刊于1945年3月《六艺》第2期。
4．彼得·巴夫连柯的《战时的苏联文学》，刊于1945年3月《六艺》第2期。
笔名六：子叶。1943年5月22日，《高尔基研究》第9期刊载“子叶”翻译高尔基的《切尔卡斯》，该文后来收入1946年时代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早期作品集》（第二集），译者署名“水夫”。1943年7月31日，《高尔基研究》第11期刊载“子叶”翻译高尔基的《祖父阿尔希帕与廖恩卡》，该文后来收入时代出版社1947年出版的《高尔基早期作品集》（第三集），译者署名“水夫”。1945年4月，《苏联文艺》第12期刊载“子叶”翻译的《密斯脱配金斯到布尔雪维克国家的使命》，该剧本1945年以《赴苏使命》为题，由时代出版社出版，译者署名“水夫”。1945年6月16日，《高尔基研究》第14期刊载“子叶”翻译高尔基的《筏上——复活节的故事》，该文后来收入1946年时代出版社出版的《高尔基早期作品集》（第二集），译者署名“水夫”。1945年7月14日，《时代》副刊《高尔基研究》第15刊载“子叶”翻译高尔基的《叶密良·皮莱》，该文后来收入时代出版社1947年出版的《高尔基早期作品集》（第三集），译者署名“水夫”。因此可以断定，“子叶”是叶水夫的笔名。
除了上述译作外，上海沦陷时期叶水夫翻译的作品有叶列娜·时拉多娃的《俄罗斯性格》（《苏联文艺》第5期），苏尔科夫的《穿外套的姑娘》（《苏联文艺》第6期），阿达丽丝的《现代最优秀的诗人》（《苏联文艺》第6期），卡锡尔的《和读者的谈话》（《苏联文艺》第6期），拉伊兴的《赤尔纳雪夫斯基的生平》（《苏联文艺》第8期），屠雷林的《描写祖国的三部曲》（《苏联文艺》第8期），格罗斯曼的《生命》（《苏联文艺》第11期），斯克里亚连柯的《安卡》（《苏联文艺》第11期），柯涅楚克的《密斯脱配金斯到布尔雪维克国家的使命》（《苏联文艺》第12期），席林斯基的《阿列克赛·托尔斯泰》（《苏联文艺》第12期）、《三封信》（《苏联文艺》第12期），普拉东诺夫的《装甲》（《苏联文艺》第13期），叶密良诺娃的《干钉子》（《苏联文艺》第13期）。其中，反法西斯作品主要有《不屈的人们》《生命》《安卡》《穿外套的姑娘》《密斯脱配金斯到布尔雪维克国家的使命》《三封信》《装甲》和《干钉子》等，其中戈尔巴朵夫的《不屈的人们》最为著名。
戈尔巴朵夫（1908—1954），1922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卫国战争时期，作为军事记者奔赴前线，作品有《致战友的信》《士兵心灵的故事》《战士阿列克谢·库利科夫》和《不屈的人们》，其中《不屈的人们》荣获斯大林奖金。戈尔巴朵夫的作品很受士兵欢迎，“一个士兵在战斗中被敌人所包围。他打电话给他所属单位的指挥员，但是指挥员告诉他不可能来解救他，因为德国人太近而他们的队伍太远。这个兵士和指挥员的最后电话是悲惨而动人的。‘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指挥员问。‘我要读鲍里斯·戈尔巴朵夫《给一个同志的信》，这本书里一切都有的。’这个兵士回答。”[89]
戈尔巴朵夫的作品1941年开始传入中国，1941年11月，香港海燕书店出版了高扬翻译他的小说《红军侦察队》（据英译本转译）。1942年4月，桂林白虹书店出版秦似翻译的《三天》。1943年5月，《苏联文艺》第5期刊载萧瑟（陈冰夷）翻译的《战斗员阿列克赛·雇里珂夫》。1945年6月，叶水夫翻译戈尔巴朵夫的《不屈的人们》刊于《苏联文艺》第14期。
《不屈的人们》主要描述了老冶金工人达拉斯一家，反映了敌占区的人民反抗侵略、宁死不屈的战斗精神。老达拉斯最初是消极抵抗，但是在亲眼目睹了希特勒“新秩序”下血淋淋的罪行，在共产党员儿女的教育下，老达拉斯终于成了一名坚强、乐观的反法西斯战士。1945年4月，《苏联文艺》第12期刊载周迪（叶水夫）翻译铁霍诺夫的《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文学》，认为：“戈尔巴朵夫的《不屈的人们》对前线和后方的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印象。……戈尔巴朵夫已在他的中篇里放进了巨大的政论热情。它达到了它的目的。他的任务被完成了。人民接受他的书。”[90]1945年6月，《苏联文艺》第14期刊载十宜翻译德米特里亦夫的《描写苏维埃人的坚韧精神的小说》，认为戈尔巴朵夫在《不屈的人们》中“特别尖锐地道出了关于苏维埃人的战斗精神和刚勇的取之不尽性，他对侵略者的不屈性和他对苏维埃祖国的忠诚的意念。灵魂的试炼——这就是戈尔巴朵夫的小说的中心问题。他概括地，多方面地指出这一试炼，阐明那些使苏维埃人即使在法西斯占领的最艰苦条件下也仍旧不屈的崇高和刚勇的源泉”[91]。
1945年10月，叶水夫翻译的《不屈的人们》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苏联文艺》上多次宣传：在敌人占领下的生活大家都经过的吧。《不屈的人们》就是描写苏维埃人在德国法西斯占领的最艰苦条件下生活的长篇小说。灵魂的试炼是小说的中心问题。敢说，在苏联的文学中还没有别一部作品，它里面是这样确信地指出布尔雪维克党在战争条件下，在暂时占领下的无穷艰难的，英勇的，感应的工作。小说中说到党，说到主角之一的斯吉邦的那几页是怀着极大的激动心写的，他的不折不挠的活动把千万不屈的灵魂联在一起，终于使解放的日子加速到来。《不屈的人们》，1949年5月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再版，1953年1月七版。1958年3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5．许磊然（1918—2009），原名许怡曾，笔名磊然。1937年考入燕京大学，但因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只好留在孤岛上海，就读于沪江大学和圣约翰大学。1938年开始学习俄文，1940年经陈冰夷介绍认识姜椿芳。1941年开始为《时代》翻译稿子。1944年进入时代出版社从事翻译编辑工作。建国后加入中国作协，后来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编辑翻译工作。主要译作有法捷耶夫的《毁灭》《最后一个乌兑格人》，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叶密良诺娃的《外科医生》，卡达耶夫的《妻》，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帕郭列尔斯基的《黑母鸡》等。
笔者在爬梳《苏联文艺》的时候，发现许磊然的3个笔名：
笔名一：婴宁。1945年6月，《苏联文艺》第14期刊载“婴宁”翻译拉甫列鸟夫的小说《美好之歌》。该文后来收入1947年时代出版社出版的《卫国战》，译者署名“磊然”（许磊然的常用笔名）。因此可以断定，“婴宁”是许磊然的一个笔名。
笔名二：蓼。1945年8月，《苏联文艺》第15期刊载“蓼”翻译的《外科医生》。该文1945年由时代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译者署名“磊然”。因此可以断定，“蓼”是许磊然的一个笔名。
笔名三：忆梅。1945年11月，《苏联文艺》第16期刊载“忆梅”翻译拉甫列鸟夫的《丰功伟绩》。该文后来收入1946年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海上英雄》，译者署名“磊然”。因此可以断定，“忆梅”是许磊然的一个笔名。此外，许磊然以笔名“忆梅”翻译了卡拉嘉诺夫的《关于俄罗斯戏剧的一本书》，刊于1945年4月《苏联文艺》第12期。
1945年5月，《六艺》第1卷第3期刊载拉甫列鸟夫的《穿横条衬衫的死神》，译者没有署名。但是，该文后来收入时代出版社1946年出版的《海上英雄》，译者署名“磊然”。因此可以断定，《穿横条衬衫的死神》的译者为许磊然。
1945年5月，《六艺》第1卷第3期刊载梭罗维约夫的《远航》，译者没有署名。但是该文后来收入时代出版社1946年出版的《海上英雄》，译者署名“磊然”。因此可以断定，《远航》的译者为许磊然。
上海沦陷时期，许磊然翻译的反法西斯作品主要有卡泰耶夫的《妻》《旗子》，叶密良诺娃的《外科医生》，柯席夫尼柯夫的《没有号码的房子》和拉甫列鸟夫的《美好之歌》《穿横条衬衫的死神》，梭罗维约夫的《远航》。其中，以卡泰耶夫的《妻》和叶密良诺娃的《外科医生》为代表。
卡泰耶夫（1897—1986）的作品1930年开始传入中国。1930年3月，上海支那书店出版的《新俄短篇小说集》收入成绍宗翻译的小说《火》。1931年2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小莹据英译本转译的小说《盗用公款的人们》，这是他的第一部中译单行本[92]。1937年5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维特翻译的《方枘圆凿》。1940年1月，上海国民书店出版芳信翻译的《红色的新婚曲》。1944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芳信翻译的《新婚交响曲》（即《红色的新婚曲》）。1940年8月，重庆生活书店出版曹靖华翻译的《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1941年9月，桂林远方书店出版林淡秋翻译的《前进呀，时间！》。1943年5月，由重庆新知书店出版，书名更为《时间，前进呀！》，该版在文字上作了一些修改。
1945年4—5月，《苏联文艺》第12—13期连载磊然（许磊然）翻译卡泰耶夫的《妻》。小说讲述了苏联后方一家工厂的生活。两个失去亲人的人，一个年老和一个年轻的，一同友爱地工作着，他们忘记了一切，把心全放在工作上。1945年4月，《苏联文艺》第12期刊载磊然（许磊然）翻译艾尔米劳夫的《卡达耶夫底的战争中篇小说》，认为：“小说底主题是内在的，诗趣的，音乐的——这是个人底破灭的幸福与祖国底幸福，向生活的凶手和敌人之复仇，和幸福底未来的胜利等的主题。”“卡达耶夫的特色是结构的艺术，耐久而轻快的构造底完整性，主题的发展和从一种气氛转到另一种气氛的变化底那样自然的典雅性，自然而然地成为美的事实。这一切都是中篇小说《妻》中所有的。”[93]
1945年，《妻》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出版后，《苏联文艺》做过多次宣传：这本小说讲到的是伟大战争时期的苏联后方撤退到库壁希夫的一家莫斯科的大工厂的生活，在这些时候来到机器前工作的人们，全民族对于胜利的意志的热烈的奋发和忘我的劳作，甚至那不能挽回的损失之悲恸也熔炼成为郑重思虑过的愤激的劳作了。卡达耶夫是一个卓越的画家，他的描写是抒情的，他是抒情风景的圣手。他的特色是结构的艺术，耐久而轻快的构造的完整性，主题的发展和从一种气氛转到另一种气氛的变化的典雅性，自然而然地成为美丽的事实。此外，1945年11月，朱葆光翻译的《妻》由重庆中外出版社出版。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叶密良诺娃以中篇小说《外科医生》而闻名。1945年4月，《苏联文艺》第12期刊载周迪（叶水夫）翻译铁霍诺夫的《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文学》，认为《外科医生》是真正的叙述，是严肃的作家的工作[94]。1945年8月，《苏联文艺》第15期刊载“蓼”（许磊然）翻译的《外科医生》。同期，还刊有榆青（许磊然）翻译巴夫连柯的《和作者的讨论》，认为：“H．叶密良诺娃底中篇小说《外科医生》引起了读者们的热情的讨论。自然，这篇小说描写得非常好，人们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去读它。何况它底主题是属于‘动人’的一类的，它以材料的不为人熟知和它底异乎寻常的尖锐性来吸引读者。叶密良诺娃这本书——是将苏联医生底艺术肖像示人的最初试举之一。”[95]1945年，磊然（许磊然）翻译的《外科医生》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出版后，在《苏联文艺》做过多次宣传：《外科医生》取材于卫国战争时期的后方伤兵医院，是第一次展示苏联医生底艺术形象的试举之一。这里面讲到富有惊人的学识、经验、智慧、观察力和透视人的能力而且视病人的痛苦的外科医生，讲到孜孜不倦地努力学习的助手，讲到视医院如家庭的看护，同时也讲到在一个伟大目标鼓舞之下一群视死如归的受伤的战斗员。
此外，上海沦陷时期许磊然翻译的作品还有史洛尼姆斯基的《作家和学者》（《苏联文艺》第11期）、史维特洛夫的《纪念一位伟大的作家》（《苏联文艺》第12期）、左巴汶的《两个故事》（《苏联文艺》第13期）、谢尔盖叶夫·青斯基的《狡猾的小姑娘》（《苏联文艺》第14期）、巴夫连柯的《和作者的讨论》（《苏联文艺》第15期）、高尔基的《鲍列司》（《时代》第58期）和毕虚庚的《正直的老矿工》（《六艺》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