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高尔基热
1907年，高尔基的作品开始传入中国。《东方杂志》第4卷第1—4期连载了吴梼根据日文转译的《忧患余生》（即《该隐和阿尔乔姆》），这是目前所知第一篇高尔基作品的中译本[114]。五四前，高尔基尚未引起中国文学界的兴趣，中译作品并不多。五四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热”，俄国作品开始大量涌入中国，高尔基的译介也逐步增加。但是与其他俄国大作家相比，高尔基并没有受到特别的关注。鲁迅说：“当屠格纳夫，柴霍夫这些作家大为中国读书界所称颂的时候，高尔基是不很有人很注意的。即使偶然有一两篇翻译，也不过因为他所描的人物来得特别，但总不觉得有什么大意思。这原因，现在很明白了：因为他是‘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对于他的作品，中国的旧的知识阶级不能共鸣，正是当然的事。”[115]此外，可能因为“一部分左翼作家受到了苏联早期极‘左’思潮贬低高尔基的影响”[116]。
1928年，情况发生了变化。这一年高尔基回到苏联，文学界为他举行了六十寿辰的祝贺活动，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庆祝活动。1928年3月，《真理报》发表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评价高尔基不仅是一位作家，而且还是一位革命活动家，高尔基被塑造成为无产阶级的政治家和文学家。1932年，苏联为庆祝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四十周年，举行了“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的盛大的庆祝典礼”[117]，高尔基被誉为“世界上空前的最伟大的政治家的作家”[118]。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逝世，苏联为他举行了最高规格的追悼会，葬礼在红场上举行，斯大林亲自守灵。随着高尔基在苏联越来越被神化，“高尔基热”在中国也逐步升温，“抢译高尔基，成为风尚”[119]。高尔基逝世的1936年，其作品在中国出版了34个版次，这在中国文学接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120]。“高尔基热”的形成是与中国革命，尤其是与中国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121]。
抗日战争爆发后，“高尔基热”开始降温。1941年，翻译高尔基的热潮又开始恢复，并持续整个40年代[122]。“高尔基热”是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从太平洋战争爆发到日本投降，全国共出版高尔基译著11部，而在沦陷上海就出版了3部。1942年1月，胡明翻译的《我的大学》由上海培明图书公司出版。1943年11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耿济之翻译的《俄罗斯浪游散记》，内收短篇小说29篇，诗歌2首。1943年11月15日，《学术界》为该译作做过宣传：这本书内收短篇小说二十九篇和诗两首，是一种体裁极别致的东西。里边有早期的浪漫主义的气氛，也有内地及县城生活的现实的描写，同时更含有一些自传的材料。每一个人物的性格虽则各不相同，各自独立，但全是鲜艳的，活生生的，纯粹俄罗斯的。最使人感到别致与新颖的是自然与风景的描写。差不多在每一篇中，都用活泼生动的形象，丰富的言语，美丽的比喻，写出一幅大自然的图画[123]。1944年2月，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芳信翻译的《下层》（即《底层》），收入俄国名剧丛刊。
此外，1944年9月至12月，《万象》杂志连续4期连载朱梵（柯灵）、师陀的剧本《夜店》（改编自《底层》）。早在1931年，《底层》开始传入中国。1931年9月，上海湖风书局出版李谊据日译本转译的剧本《夜店》，收入世界文学名著译丛。1937年，《底层》先后出了两个译本。1月，谢炳文据英译本转译的《深渊》由上海启明书局出版，7月，塞克翻译的《下层》由成都跋涉书店出版。《底层》讲述的是19世纪末俄国下层社会的场景、人物和生活。柯灵、师陀的《夜店》把19世纪末俄国下层社会的生活“中国化”，改编成日伪统治下上海社会底层的弄堂生活。柯灵、师陀改编的主要原因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夜店》改编得非常成功，许广平认为《夜店》是：“接触现实最深刻的，因为它所表现的是：‘人间地狱的一角’。这，在中国话剧界可说是划时代的产品。”[124]巴金说：“我不能说，我喜欢这本戏，但是它却牢牢地抓住了我的心。好些年前我读过高尔基的原作，今天又读到了柯灵师陀二位的改编剧本。但人物、性格、气氛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了……这不是戏，这是生活，实实在在的生活。”[125]郑振铎说：“读了师陀、柯灵改编的《夜店》，不禁拍案叫绝。这种炉火纯青的活生生、火辣辣的对白，是近十一二年来才出现于舞台上的。”[126]《夜店》是沦陷上海轰动一时的佳作，“在沦陷时期问世的所有上海剧作中，首推《夜店》的艺术生命力最持久，艺术影响力最远大”[127]。1945年1月，《夜店》由苦干剧团在沪首演，抗战胜利后，《夜店》在上海、武汉、香港等地相继上演，1946年6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且被改编拍成电影。
期刊方面，主要是《苏联文艺》和《时代》对高尔基的译介。1943年4月，《苏联文艺》第4期刊载了雪卿（姜椿芳）翻译的戏剧《索莫夫及其他》和参廖翻译的《论普里雪文》，封面附有高尔基像。其中，《索莫夫及其他》于1946年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该剧的翻译出版被认为是1946年“戏剧翻译上的主要收获”[128]。1945年6月，《苏联文艺》第14期刊载了何为翻译的《伟大俄罗斯作家——纪念高尔基逝世九周年》，封面附有高尔基像。
《时代》创刊于1941年8月20日，1942年6月22日，即苏德战争爆发一周年，开辟副刊《高尔基研究》，至1947年3月29日，共创办30期，先后由罗果夫、施维卓夫、戈宝权主编。其中，在日本投降前，共出版15期。目录如下：
续表
续表
续表
续表
抗战胜利前，《时代》开辟《高尔基研究》副刊15期专门译介高尔基，这不仅在战时的中国，就是在整个中国翻译史上也是少见的。其中，3期是专门的纪念专辑。《马加尔·周达》是高尔基的第一部作品，发表于1892年9月24日。1942年9月26日，《高尔基研究》第4期，专门纪念高尔基第一篇小说发表五十周年。高尔基出生于1868年3月28日，1943年3月27日《高尔基研究》第8期为纪念高尔基七十五周岁诞辰。1936年6月18日高尔基逝世，1945年6月16日《高尔基研究》第14期，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九周年。此外，在《高尔基研究》创刊之前，为纪念高尔基74岁寿辰，1942年4月5日《时代》第24期刊载了三篇文章：《伟大的艺术家高尔基——为纪念高尔基七十四岁寿辰》《高尔基与中国》和遯菴翻译的《复仇》。封面刊载了高尔基的大量图片，包括高尔基本人、高尔基的家人及其生活照。1942年6月22日，即苏联卫国战争一周年，《高尔基研究》创刊。主编罗果夫虽然没有在创刊号上声明这一点，但是很明显具有象征意义。
《高尔基研究》15期，从内容来看主要分为四类：翻译、介绍、文献和研究。
翻译作品，主要有《马加尔·周达》《海燕》《少女与死神》《鲍列司》《切尔卡斯》《有一次，在秋天》《柯秋萍斯基》《伊席尔吉尔婆婆》《祖父阿尔希帕与廖恩卡》《筏上——复活节的故事》《叶密良·皮莱》《草原上》《汗和他的儿子》，以及高尔基的论述文《高尔基论托尔斯泰》《论童话》《高尔基论〈底层〉里的卢加》等。以上译作主要是高尔基早期的作品，很多作品已经被翻译过，但许多是从英文或日文转译的。例如《马加尔·周达》曾由巴金据英译本转译，《鲍列司》曾由胡适据英译本转译。《高尔基研究》刊载的译文，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从俄文直接翻译。姜椿芳在回忆往事时说：“一九四二年，时代社的《时代》杂志上，苏联朋友罗果夫开辟《高尔基研究》专辑，每月出一次，主要内容是高尔基的早期短篇小说，有关高尔基生平和作品的研究文章。我翻译了《马卡尔·朱德拉》《有一次，在秋天……》等短篇小说，这时，参加时代社工作的陈冰夷、叶水夫、许磊然等同志，也分别译了好几篇短篇小说。这些小说，有的在国内已有中译本，但这次我们都从俄文直译，学习鲁迅要求严格的译法，译出这些作品，深受读书界的重视。”[129]后来，这些译作收入《高尔基早期作品集》（共三集），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一版再版。
介绍类作品主要有《高尔基〈俄国文学史〉》《我们的高尔基书目》《回忆高尔基》《一个人的诞生》《高尔基个人图书馆》《高尔基文献》《高尔基作品集三版》《高尔基的书信》《会见高尔基》《早期的高尔基》《马加尔·周达的中译》《莫斯科高尔基陈列馆》《几本研究高尔基的新书》《关于〈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情〉》《关于高尔基作品集的原文》《〈鲍列司〉的新译文》《我们的高尔基》《巨心的人》《高尔基的影片》《高尔基西比利亚书简集》《高尔基档卷处》《关于〈海燕歌〉》《高尔基批注的书籍》《苏联纪念高尔基情形》《开始——回忆高尔基》《高尔基城的戏剧在莫斯科》等。文献类作品主要有《高尔基中译本书目》《高尔基致马尔函——未发表的高氏文件之一》《未发表的高尔基致魏列萨叶夫书》和《散见杂志报章有关高氏文章登记表》等。这些作品加深了读者对高尔基及其作品的了解和认识。
研究类作品主要有《高尔基——伟大的爱国者》《红军之友》《荣誉红军战士》《高尔基——反法西主义的战士》《高尔基论战争》《生活的革命态度》《高尔基与中国》《伟大的人民作家》《伟大人民的伟大之子》《高尔基和人民》《高尔基和我们同在》《我们的高尔基》《哲人不萎》《高尔基和世界文学》《高尔基和美国作家》《高尔基的美国观》《诗人高尔基》《高尔基的诗》《史达尼斯拉夫斯基论高尔基戏曲》《高尔基与戏剧检查》《高尔基与民间文学》《高尔基城的戏剧在莫斯科》《民族舞台上的高尔基形象》等。这些论述作品被译介过来，有助于推动国内对高尔基的研究。后来，部分作品收入《高尔基研究年刊》（1947、1948），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
罗果夫在谈到开辟《高尔基研究》副刊的旨趣时说：“高尔基在中国是外国作家中声望最高的作家。他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简直难于衡量。中国读者对于这位伟大苏联作家的作品的兴趣一年增加一年。甚至于现在，中国各大出版社由于战争而停止出书，但是高尔基作品的新旧译文却仍旧继续出版。然而‘高尔基在中国’这一问题却仍旧还未被研究过。两年以前，苏联学术院文学暨语言学院举行会议时，苏联学者和文学家曾讨论‘马克西姆·高尔基作品在中国’的问题。在学术家阿列克赛夫的报告中，在大家的讨论中都一致承认高尔基的作品是没有被研究过的。关于高尔基作品的中文译本，甚至于没有一个简单的统计，也不能准确的知道，究竟是哪篇作品由谁在什么时候最早译成中文，甚至于最著名的译本，其质与文学价值的问题，也完全没有研究过。以及其他等等。另一个例子，是在莫斯科的高尔基陈列馆里，极其丰富的嵬集着高氏作品的世界各国语言译本，但是中文的译本却只陈列着五六本，实际上几乎所有高尔基的重要作品都已译成中文了。”因此，“本志决定开始有系统的研究高尔基，作为自己的目的，请中国文学家，作家和读者积极参加‘高尔基在中国’这一问题的研讨。本志自本期起特开辟‘高尔基研究’专页，尽量发表所搜集到的材料，每月至少一次。我们所提出的，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研究高尔基对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影响，以及研究高氏作品的许多中文译本。”“我们开始做一件新的文化工作，无疑将扩大和巩固我们两大民族的文化沟通。”[130]罗果夫开辟《高尔基研究》专辑的目的是研究高尔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研究高尔基作品的中译，以此来扩大和巩固中苏两国的文化交流。罗果夫是苏联塔斯社远东分社社长，在开辟、推动《高尔基研究》副刊方面，起了重要的赞助人的作用。“为了使高尔基作品的译者易于工作起见，我们并且开辟文学顾问部，对于一切有关这位伟大作家的创作，社会文学活动和生平等个别问题，给予解释。我们的读者可以向文学顾问部提出有关高氏创作与生活的任何问题。我们将定时回答这些问题。为了统计和整理高尔基作品的译文。我们开辟高尔基书目部，把高尔基作品的所有译文，无论新旧，无论长短小说或论文，无论单行本或散见报章杂志的短文，都加以书目学的统计。”[131]
《高尔基研究》专辑的译介者，主要有姜椿芳、陈冰夷、叶水夫、许磊然、草婴等。他们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上海，集中一批懂俄文的人，别的事不干，埋头几年，把《高尔基全集》译出来，确实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谈判几次，由于纸张、印刷、发行的种种困难，新知书店和时代社在若干条件上，没有达成合作的协议。”[132]《高尔基全集》虽然没有出版，但是翻译了大量介绍、研究高尔基的作品，这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上海”“确实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高尔基被形塑成爱国者、红军战士、反法西斯战士、乐观的革命者、人民作家等，一个高大立体的高尔基形象被建构起来，这对日伪统治下精神压抑的上海市民来说，毫无疑问是极大的鼓舞。
高尔基的作品，是沦陷上海市民重要的精神食粮，受到读者的欢迎。罗果夫说：“虽然在战争艰苦的年代中，这个附刊（指《高尔基研究》，引者注）立刻就有了很多的读者和热心的协助者。当时和读者展开了繁忙的通讯。在读者当中，这本附刊变成一种非常通俗的刊物，并且还以单行本出版。这更加明显地证明了中国读者对于高尔基的极大的兴趣。”[133]《高尔基研究》设有《信箱》栏目，编者与读者有许多互动。许多读者赠送高尔基作品中译本，编者在《信箱》中说：“自从本志《高尔基研究》第二号建议设立高氏作品中译本图书部以来我们收到许多有关高氏的书籍，除闵健先生附函留名外，其余各位赠书者，都没有留下姓名，谨在这里一同表示感谢。”[134]许多读者投稿，“这期因稿挤，虽然增加八面，仍旧不够用，结果另有二三篇关于高氏的文章临时抽去，并且上期就已抽去的两面《高尔基书目》这期还是不能全登，只能先刊出一面。”[135]有的读者提建议，有的读者纠正错误，有的读者赠送有关高尔基的绘画、木刻等等。
1947年，罗果夫在谈到《高尔基研究》副刊时说：“差不多在五年以前，一九四二年的六月，由于许多中国朋友和高尔基这位伟大俄国文豪的崇拜者的建议，我们就开始在《时代》周刊上编辑一个《高尔基研究》的附刊。”“这个附刊的出版，再度告诉我们，中国读者对于高尔基的兴趣是怎样大。在战胜法西斯主义的德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后，这种兴趣不但没有减低，却更加增长了。在我们编辑这个附刊的几年当中，我们有可能更清楚地知道，就是对于高尔基创作的问题，对他的文学遗产和生平传记感兴趣的，不仅是中国的作家们，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们，也包括中国一般的读者。”[136]
综上所述，上海沦陷时期的“高尔基热”是多方面因素的合力促成的，包括赞助人罗果夫和施维卓夫，中国的作家、文学研究者，翻译家和读者。
除了共产党背景的期刊《苏联文艺》和《时代》，汪伪的宣传喉舌《中华日报》也刊登了高尔基的译作。1942年1月28日，《中华日报·文艺》第10期刊登了丹秋翻译的《雪白的花》。1943年8月18日，《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282期刊载了丘宙翻译的《掘墓人》。这也正说明了高尔基作品的艺术生命力和影响力。
【注释】
[1]姜椿芳：《我与时代出版社》，《姜椿芳文集》第九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0页。
[2]同上书，第308页。
[3]姜椿芳：《从〈时代〉周刊到〈时代日报〉》，《姜椿芳文集》第九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2页。
[4]同上书，第163页。
[5]叶水夫：《椿芳在沪二三事》，《文化灵苗播种人：回忆姜椿芳》，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46页。
[6]杨寿清：《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文艺春秋》丛刊之一《两年》，1944年10月10日。
[7]陈存仁：《烽火下的上海：十里洋场的八年抗战》，台北时英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393页。
[8]草婴：《在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的岁月》，《世纪》2005年第5期。
[9]黄鸿森、张曼真：《中国现代百科全书事业的奠基人》，《文化灵苗播种人——回忆姜椿芳》，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127页。
[10]《姜椿芳同志生平》，《姜椿芳文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11]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34页。
[12]孟昭毅、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页。
[13]李今：《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14]姜椿芳：《〈苏联文艺〉的始末》，《苏联文学》1980年第2期。
[15]赫文：《一年来的上海文艺界》，《中艺》第1期，1943年1月21日。
[16]姜椿芳：《〈苏联文艺〉的始末》，《苏联文学》1980年第2期。
[17]罗果夫：《编者的话》，《苏联文艺》第1期，1942年11月1日。
[18]陈玉刚：《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333页。
[19]黄明：《上海沦陷前后地下党的文艺工作》，《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
[20]［苏］B．科瓦廖夫主编，张耳等译：《苏联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9页。
[21]鲍列斯·台莱菲夫：《战时的苏维埃文学》，《时代》第104期，1943年12月4日。
[22]李毓榛：《反法西斯战争和苏联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页。
[23]铁霍诺夫著，周迪译：《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文学》，《苏联文艺》第12期，1945年4月。
[24]史维特洛夫：《战时的苏维埃文学》，《时代》第81期，1943年6月26日。
[25]史维特洛夫著，原译：《史大林奖金得奖者》，《苏联文艺》第4期，1943年3月。
[26]秦上校（姚溱）：《伟大的时代与伟大的〈时代〉》，《时代》第359期，1951年8月20日。
[27]茅盾：《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文哨》第1卷第1期，1945年5月4日。
[28]《真理报》，1942年9月29日。
[29]叶水夫主编：《苏联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7页。
[30]《〈战线〉和〈俄罗斯人〉》，《时代》第69期，1943年4月3日。
[31]苏达柯夫著，仇希译：《在最老俄罗斯剧院上演的〈前线〉》，《苏联文艺》第11期，1944年2月。
[32]李万春、王蕾：《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俄罗斯文艺》2010年第1期。
[33]铁霍诺夫著，周迪译：《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文学》，《苏联文艺》第12期，1945年4月。
[34]《文化新闻》，《时代》第34期，1942年7月25日。
[35]《〈俄罗斯人〉将在美上演》，《时代》第46期，1942年10月17日。
[36]史维特洛夫著，原译：《史大林文学奖金得奖者》，《苏联文艺》第1期，1942年11月。
[37]《作者介绍》，《苏联文艺》第2期，1943年1月。
[38]《〈战线〉和〈俄罗斯人〉》，《时代》第69期，1943年4月3日。
[39]《作者介绍》，《苏联文艺》第2期，1943年1月。
[40]史维特洛夫著，原译：《史大林文学奖金得奖者》，《苏联文艺》第1期，1942年11月。
[41]张淼淼：《一个特殊时代的伟大证人——记著名战地记者爱伦堡》，《军事记者》2007年第3期。
[42]曹靖华主编：《俄苏文学史》第2卷，河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360页。
[43]谭启泰：《爱伦堡通讯的政论色彩》，《新闻大学》1985年第9期。
[44]阿英：《俄罗斯和苏联文学在中国》，《文艺报》1956年第21期。
[45]鲍列斯·台莱菲夫：《战时的苏维埃文学》，《时代》第104期，1943年12月4日。
[46]彼得·巴夫连柯著，北帆译：《战时的苏联文学》，《六艺》第1卷第2期，1945年3月。
[47]铁霍诺夫著，周迪译：《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文学》，《苏联文艺》第12期，1945年4月。
[48]史维特洛夫著，榆青译：《纪念一位伟大的作家》，《苏联文艺》第12期，1945年4月。
[49]席林斯基著，邬启斋译：《阿列克赛·托尔斯泰》，《苏联文艺》第12期，1945年4月。
[50]席林斯基著，邬启斋译：《阿列克赛·托尔斯泰》，《苏联文艺》第12期，1945年4月。
[51]《新华日报》，1945年3月31日第2版。
[52]拉进斯基著，乔士译：《苏联文学与战争》，《苏联文艺》第8期，1943年11月。
[53]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
[54]史维特洛夫著，原译：《史大林文学奖金得奖者》，《苏联文艺》第1期，1942年11月。
[55]［苏］B．科瓦廖夫主编；张耳等译：《苏联文学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71页。(https://www.daowen.com)
[56]亚历克赛·托尔斯泰著，重生译：《尼古拉·铁霍诺夫》，《苏联文艺》第3期，1943年2月。
[57]亚历克赛·托尔斯泰著，重生译：《尼古拉·铁霍诺夫》，《苏联文艺》第3期，1943年2月。
[58]柯伐里契克著，遇通译：《评〈人民不死〉》，《苏联文艺》第3期，1943年2月。
[59]叶列娜·时拉多娃著，邬启斋译：《俄罗斯性格》，《苏联文艺》第5期，1943年5月。
[60]铁霍诺夫著，周迪译：《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文学》，《苏联文艺》第12期，1945年4月。
[61]叶水夫：《前记》，《生命》，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62]查斯拉夫斯基著，遇平译：《对敌憎恨是怎样产生的——论莱翁诺夫的剧本〈侵略〉》，《苏联文艺》第4期，1943年3月。
[63]同上。
[64]王式斌：《姜椿芳在哈尔滨》，《文化灵苗播种人：回忆姜椿芳》，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7页。
[65]姜椿芳：《姜椿芳文集》第8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8页。
[66]姜椿芳：《姜椿芳文集》第8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7页。
[67]姜椿芳：《〈苏联文艺〉的始末》，《苏联文学》1980年第2期。
[68]姜椿芳：《〈苏联文艺〉的始末》，《苏联文学》1980年第2期。
[69]朱佳宁：《〈苏联文艺〉译者笔名考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9期。
[70]徐迺翔、钦鸿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71]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1页。
[72]史维特洛夫著，原译：《史大林奖金得奖者》，《苏联文艺》第4期，1943年3月。
[73]铁霍诺夫著，周迪译：《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文学》，《苏联文艺》第12期，1945年4月。
[74]姜椿芳：《〈苏联文艺〉的始末》，《苏联文学》1980年第2期。
[75]徐迺翔、钦鸿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76]李今：《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77]伏伊金斯卡雅著，原译：《虹》，《苏联文艺》第4期，1943年3月。
[78]史维特洛夫著，原译：《史大林奖金得奖者》，《苏联文艺》第4期，1943年3月。
[79]铁霍诺夫著，周迪译：《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文学》，《苏联文艺》第12期，1945年4月。
[80]姜椿芳：《〈苏联文艺〉的始末》，《苏联文学》1980年第2期。
[81]徐迺翔、钦鸿编：《中国现代文学作者笔名录》，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页。
[82]李建军：《关于金人先生》，《文学自由谈》2010年第1期。
[83]金人：《新版题记》，《伊万·尼古林 俄罗斯的水兵》，上海新华书店1949年版。
[84]金人：《新版题记》，《伊万·尼古林 俄罗斯的水兵》，上海新华书店1949年版。
[85]《时代》第11期，1941年11月。
[86]《英国出版苏联抗战名著〈从军日记〉》，《时代》第24期，1942年4月5日。
[87]《时代》第26—29期，1942年5—6月。
[88]《时代》第57期，1943年1月1日。
[89]拉进斯基著，乔士译：《苏联文学与战争》，《苏联文艺》第8期，1943年11月。
[90]铁霍诺夫著，周迪译：《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文学》，《苏联文艺》第12期，1945年4月。
[91]德米特里亦夫著，十宜译：《描写苏维埃人的坚韧精神的小说》，《苏联文艺》第14期，1945年6月。
[92]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
[93]艾尔米劳夫著，磊然译：《卡达耶夫底的战争中篇小说》，《苏联文艺》第12期，1945年4月。
[94]铁霍诺夫著，周迪译：《卫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文学》，《苏联文艺》第12期，1945年4月。
[95]巴夫连柯著，榆青译：《和作者的讨论》，《苏联文艺》第15期，1945年8月。
[96]包文棣：《文化创业家——回忆姜椿芳同志》，《姜椿芳纪念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
[97]姜椿芳：《我与时代出版社》，《姜椿芳文集》第九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9页。
[98]姜椿芳：《翻译之道》，《姜椿芳文集》第八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9页。
[99]姜椿芳：《〈苏联文艺〉的始末》，《苏联文学》1980年第2期。
[100]姜椿芳：《我与时代出版社》，《姜椿芳文集》第九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页。
[101]罗果夫：《信箱》，《苏联文艺》第2期，1943年1月。
[102]姜椿芳：《〈苏联文艺〉的始末》，《苏联文学》1980年第2期。
[103]同上。
[104]姜椿芳：《〈苏联文艺〉的始末》，《苏联文学》1980年第2期。
[105]廖七一：《主流话语与重庆反法西斯文学的翻译》，《译苑新谭》2012年。
[106]马祖毅等：《中国翻译通史（现当代部分第2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107]阿英：《阿英全集》第二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27—828页。
[108]姜椿芳：《〈苏联文艺〉的始末》，《苏联文学》1980年第2期。
[109]余振：《与姜椿芳关于译诗的通信》，《随笔》1989年第5期。
[110]任溶溶：《怀念姜先生》，《文化灵苗播种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51页。
[111]任溶溶：《浮生五记·任溶溶看到的世界》，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112]李万春、王蕾：《苏联卫国战争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俄罗斯文艺》2010年第1期。
[113]姜椿芳：《〈苏联文艺〉的始末》，《苏联文学》1980年第2期。
[114]戈宝权：《中外文学姻缘》，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170页。
[115]鲁迅：《译本高尔基〈一月九日〉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7页。
[116]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42页。
[117]韬奋译著：《革命文豪高尔基》，上海生活书店1933年版，第440页。
[118]卢纳察尔斯基著，萧参译：《作家与政治家》，《高尔基创作选集》，上海生活书店1933年版，第8页。
[119]茅盾：《高尔基和中国文坛》，《茅盾全集》第2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页。
[120]马祖毅等：《中国翻译通史（现当代部分第2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8页。
[121]李今：《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122]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214页。
[123]《学术界》第1卷第4期第82页，1943年11月15日。
[124]景宋（许广平）：《读〈夜店〉》，《周报》第11期，1945年11月17日。
[125]巴金：《夜店》，《周报》第11期，1945年11月17日。
[126]郑振铎：《夜店》，《周报》第11期，1945年11月17日。
[127]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3—304页。
[128]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129]姜椿芳：《高尔基培育我们革命的一代》，《姜椿芳文集》第九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130]罗果夫：《研究高尔基》，《高尔基研究》第1期，1942年6月22日。
[131]罗果夫：《研究高尔基》，《高尔基研究》第1期，1942年6月22日。
[132]姜椿芳：《高尔基培育我们革命的一代》，《姜椿芳文集》第九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133]罗果夫：《第一本〈高尔基研究年刊〉》，《高尔基研究年刊1947》，时代书报出版社1947年版。
[134]《信箱》，《高尔基研究》第3期，1942年9月12日。
[135]《信箱》，《高尔基研究》第6期，1942年11月21日。
[136]罗果夫：《我们为什么将〈高尔基研究〉停刊》，《高尔基研究》第29—30期，1947年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