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翻译畸形繁荣
“在国统区和解放区，只要找到有效的言说方式，比如指责、批判，日本文学才可能被介绍和接纳，否则是不受欢迎的。”[11]但在沦陷区上海，日本文学翻译却出现了畸形繁荣。上海沦陷时期译介日本的翻译单行本的有17部：小说集，有许竹园（章克标）翻译北条民雄的《癞院受胎及其他五篇》（上海太平书局，1942），卢锡熹翻译中岛敦的《李陵》（上海太平书局，1944）。1943、1944年，上海太平书局相继出版章克标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选集》（上、下）；长篇小说有张庸吾翻译林房雄的《青年》（上海太平书局，1943），张我军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黎明》（上海太平书局，1944），洪洋翻译岩田丰雄的《海军》（上海申报馆，1945）；传记、散文、小品文、政论文方面，有武者小路实笃的《日本人二宫尊德及其他》（曹晔译，上海政治月刊社，1943），小泉八云的《神国日本》（曹晔译，上海杂志社，1944）和《一个日本女人的日记》（东方文化编译馆编译，上海东方书局，1945），东方文化编译馆翻译德富苏峰的《必胜国民读本》（上海申报馆，1944），范泉翻译的《现代日本小品文译丛》（上海永祥印书馆，1945）和东方文化编译馆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青年人生观》（上海东方书局，1945）；童话集有孙世瀚翻译小笠原编著的《南洋童话集》（上海教育研究社，1944）；报告文学有吴忠清翻译丹羽文雄的《海战》（上海大陆新报社，1943）。文论有范泉翻译川端康成的《文章》（上海复旦出版社，1942），隋树森翻译儿岛献吉郎的《中国文学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943）。其中，岩田丰雄的《海军》、丹羽文雄的《海战》和德富苏峰的《必胜国民读本》具有明显的法西斯倾向，宣扬大东亚战争，鼓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正义性。
上海沦陷时期出版的翻译文学单行本，据陈青生[12]统计，有六十余种，据笔者统计有71种，其中日本文学译著17种。上海“孤岛”时期翻译文学单行本共出版297种[13]，其中，译介日本的有21种，排在第五位，前四位分别为俄苏（83种）、美国（64种）、英国（63种）和法国（30种）。上海“孤岛”时期日本文学翻译占总数的7%，而上海沦陷时期日本文学翻译占24%，从第五位跃居到第一位。虽然从绝对数量上来看不如“孤岛”时期多，但所占比重，却远远超出上海“孤岛”时期，由此可见上海沦陷时期日本文学翻译的繁荣。
以上是从翻译单行本的角度，再看一下报刊方面。具有日伪背景的报纸、期刊译介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14]，译介的日本作者有菊池宽、武者小路实笃、横光利一、志贺直哉、谷崎润一郎、森欧外、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德富芦花、德富苏峰、岛崎藤村、芥川龙之介、正宗白鸟、小泉八云、草野心平、火野苇平、片冈铁兵、石川达三、中岛敦、鹤见佑辅、佐藤春夫、里见弴、永井荷风、有岛生马、中野重治、内山完造、林房雄、上田广、丹羽文雄、岩田丰雄、河上彻太郎、竹内好、小林秀雄、西条八十、吉江乔松、太宰治、泉镜花、田山花袋、久米正雄、丰岛与志雄、萩原朔太郎、吉田精一、吉田东祐、须田祯一、堤千代、木村毅、佐佐木邦、横沟正史、长谷川如是闲、升曙梦、大佛次郎、池田克己、朝岛雨之助、小烟柿三、小田岳夫、秋田雨雀、田中英光、上林晓、滕泽恒夫、岛田政雄、武内义雄、青木正儿、松岛庆三、出渊勋、广田洋二、盐田孝道、小竹文夫、小宫孝义、滕尼孙、赤谷达、伊藤整、伊藤信吉、宫地直一、中村光夫、柴四贤一、小宫义孝、高户显隆、东乡博、富永谦吾等。从作者身份来看，有日军军官、士兵，海军、陆军报道班成员，文化界人士，作家等。就文学体裁而言，有小说、诗歌、散文、寓言、报告文学、政论文、童话、文学评论、学术研究等。译介队伍庞大，有周作人、范泉、柳雨生、陶亢德、章克标、陶晶孙、徐卓呆、路易士、张庸吾、杨之华、罗玉祥、徐子辰、罗烽、曹晔、谈理元、杨君迈、王戟门、锡熹、辛夕照、陈东林、绿妮、林春晖、荻崖、伯健、陆暄、之良、白樱、薛洁、石峰、金丁、华岱、艾楠、蓉祺、愈真、临渊、无明、柳青、李吉人、欧阳成、雷真原、杨黎明、何穆尔、牧之、何家燕、叶梦雨、丁佐久、无为、昌铭、徐培仁、未明、子供、徐之良、蒙光、蒙枚、遇圭、任鹤鲤、苏斋、文之、徐振辉、建新、史东、李明、周信之、鲁人、广德、萧剑青、太一、顾祺福、黎生、何训、郑衍、景贤、皓良、紫樱、何日平、朽木、姜适、洪洋、马骥、伟恒、贝子、夏亨、王福茂、金樨、逸幻、麦唐、陈抱一、藏生等等。
日本文学翻译畸形繁荣的原因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其中，外部原因是日伪当局的文化殖民与思想渗透。1942年，在日本法西斯当局的授意和“指导”下，日本成立规模空前的文学报国会，其宗旨是为“大东亚圣战”服务。会员约有4 000名，除个别作家外，在日本几乎能算得上“作家”的人都加入了“报国会”，会长为年逾八旬的德富苏峰，下设事务局，负责具体事物的运行，局长为老作家久米正雄。文学报国会的骨干分子久米正雄、河上彻太郎、小林秀雄、林房雄、横光利一、武者小路实笃、阿部知二、片冈铁兵等曾被委派到中国沦陷区，以文化“交流”的名义进行思想渗透。1942年至1944年，日本文学报国会策划召开了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其目的是通过文学对中国沦陷区实施思想控制和文化殖民，服务于“大东亚圣战”。
1942年11月3日至10日，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东京召开。会议主要讨论了“大东亚精神的树立”“大东亚精神的强化普及”“以文学为途径的思想文化融合方法”和“通过文学协力完成大东亚战争的方法”等议题。会后，汪伪政权对日本的文化战略跟进实施。1943年2月，汪伪宣传部在上海召开作家会议，讨论出台了《战时文化纲领》。随后，柳雨生、周毓英等发起成立“中国文化协会”，4月初在南京召开“全国文化代表大会”，日本为了表示支持，也派出十名代表参会。6月10日，伪上海市政府接伪行政院训令，贯彻落实《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旨在“动员文化宣传之总力，担负大东亚战争中文化战思想战之任务”。
1943年8月25日至27日，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东京召开。1943年是日本在太平洋战场逐步失利的一年，日本把汪伪绑上了“大东亚战争”的战车。1943年1月，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因而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也被称为“大东亚文学者决战会议”。会议的议题有“决战精神的高扬”“美英文化击灭”“共荣圈文化的确立”和“东亚战争的理念与实行方法”等。在谈到中日文学之间的交流问题时，陈绵认为：“真正的中日两国间的理解，用政治力和战争不能表现真正的效果。文学的交换，通过文学的提携，这是绝对必要的。希望由翻译来实现这工作。被战争与政治所束缚的文学，决不能说是真正的文学。”[15]章克标认为：“中日两国文学交流的根本问题是在于熟练的翻译者。因此，集合在上海出版的十六种杂志的翻译者，设一联络会，和日本杂志编辑者会取得联络，发起中日作品交流的具体运动。又为获得良好的翻译者起见，于六月把中日翻译者三十名组织起来。这种运动不独在上海，在南京，北京，广州，就是在日本，亦应该成立这种组织。”[16]陶亢德认为：“今日中国精通日本语的人不少，但精通日本语而从事文章翻译工作的人则极少。因为这种人将来的出路非常少，而稿费又非常低的缘故。我以为如日本的文学报国会及中国的中日文化协会等，应援助介绍日本文学作品于中国的作家，使成为介绍日本文学的先锋。”[17]
1943年10月2日，附逆文化组织中日友好协会上海分会举办欢迎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上海代表返沪演讲会，且为获奖者颁发奖金。演讲会上，周越然说：“事变之初，中国少数人民，称‘日本有野心，欲并吞吾国’，今年八月，日本已将租界交还，使中国土地完整，日本支持泰国独立，此二事足以证明日本之大公无私，使天下人皆信日本为大东亚共荣圈之盟主矣。”[18]10月14日，中华电影联合股份公司拍摄的第二届大东亚文学大会实况，在沪宁等地放映。10月20日，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举行文艺界人士座谈会，呼吁各期刊与报纸副刊增加介绍日本现代文学的篇幅，以推进“大东亚战争思想战、文化战之战果”。参加会议的有周化人、柳雨生、陶晶孙、丘韵铎、周越然、予且、杨晋豪、林微音、谭惟翰、康民、鲁风、吴易生、杨之华、陶涤亚、沈凤、雷真原、关露、江洪、穆穆等。周越然发言说：“最近日本文坛，战时文学作品异常活跃。火野苇平、上田广、丹羽文雄、林芙美子等都曾亲赴前方，所写的作品，销量逾万。如何介绍优秀日本文学作品给现在荒芜的中国文坛，恐怕是我们一致的要求吧？”[19]战时，火野苇平、上田广、丹羽文雄、林芙美子均是日本军国主义政策的鼓吹者，周越然建议翻译他们的作品，可见其政治倾向。杨之华说：“本人希望：一，文化协会沪会能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密切联络，介绍及交换中日作家稿件，供给各报纸杂志。二，盼望日方文化团体，提供选择作品的意见。三，组织文学团体，共谋推进”[20]。11月，附逆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改组，旨在“肃清英美思想的毒素，促进中日人民的亲善团结，协力战争”。紧接着，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机关刊物《文协》于11月25日创刊，创刊号上刊发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回沪欢迎会演讲》的消息。11月27日，日本文学报国会事物局长久米正雄与上海文学界有关人士交谈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与东亚文化交流问题。
1943年11月，在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组织下，亚洲几个亲日政权，在日本召开“大东亚会议”，会议通过了《大东亚共同宣言》。1944年11月11日，各沦陷区的代表在南京参加首届中国文学者年会，年会的代表成为出席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中国代表。是日，得到汪精卫在日本病死的消息，给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1944年11月12日至14日，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南京举行。大会的主要议题有“如何以小说诗歌戏曲等来激励民气，昂扬战意，协力大东亚战争，驱逐英美，以争取大东亚民族之解放”“如何复兴东亚固有之文化与精神，如何创造新东亚文化精神”“如何积极实行《大东亚共同宣言》第三项有关文化各事项”等。分会场讨论时，中方代表提出“互相翻译文艺作品”“积极交流大东亚文学”“结成大东亚文学者联盟”“出版大东亚文学期刊”“昂扬必胜信念强化文学活动”等提案。
三次大会开得热闹异常，被日伪的宣传机器大肆宣扬，但是对沦陷区文学的发展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对于前两次在东京召开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有评论者认为，“在过去所开的两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虽然在每次开会的当时，以及开会后的不久，在中国的文学界似乎显出一些活跃的气象以外，它对于中国的文学界好像并没有怎样明显的影响”[21]。“凡会，大都是‘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纵使会而能议，议而能决了，可是决而不行，依旧没有什么用处。不幸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也不能脱离这个窠臼，我们试问，过去一二两届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议决案，到现在实行了的究竟有多少？用不着我多说，到会的代表大都肚里有数，谁都不免要哑然失笑，而有‘雷声大，雨点小’之感。”[22]“然而迨夫此盛大的大会一闭幕，代表们挟着了大会的决议，回返故国以后，于是不是束之高阁，便是使他放进陈箱旧筐之内，既毫无文学报国的使命表见，更遑论大东亚文艺之建设了。我们所看见的这些堂堂的代表们的作品，依然是在废墟上叹息着怅惘的气息，依然在风花雪月里吟咏着感觉与幻想；依然在离奇的恋爱气息里构撰着浪漫的传奇；形成了开会研讨决议的是一件事，实际在自我执行此重大的文艺任务时又是一件事。使全国的文艺战线上的工作者，企望这些参与大会的代表们，能于回国后领导同志，迈进新的文艺路途上去的期望落了空。两年来中国和平地区内的文艺工作上永远没有伟大的作品出现，一一完成文学的报国的使命，显示大东亚主义的新文艺的特色，实令人不能不抱绝大的遗憾！”[23]
在南京举办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发言者多数把草就的稿文诵读一过，语词冗长，又经译述，以致耗时甚久，会场空气舒感松懈。”“提案中所拟的办法，不外是成立组织，出版刊物书籍，和互派文学讲师，互译文学名著等。有许多提案，并未拟定办法；也有不少提案，在审查时暂定‘保留’。所得结果，不过如是。”[24]日本代表认为：中国代表只关心个人的物质生活“真是坏透了！他们完全不顾精神方面的问题”[25]。有日本代表说：“这次到南京来开会，已经是上当，下届不能再上当。”[26]可惜的是，已经没有下届了。
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及相关活动，是在日本殖民当局和汪伪政权主导下开展的，会议的一些提案得到不同程度的实施[27]，虽然对沦陷区文学创作的影响有限，但在很大程度上，却促进了日本文学翻译的繁荣。予且说：“记得第一届文学者大会开幕的时节，我曾以建立东亚各国文化交流的机关为提议，如今虽没有大规模的组织，但是雏形早已具备，翻译的工作，也进步的楚楚客观。”[28]具有日本殖民当局和汪伪背景的出版机构、报纸、期刊为日本文学翻译作品的发表提供了平台。
内部原因，是国内不少外国文学译介者“以丰富中国新文学为动力，积极译介日本文学。在他们看来，日本既然比中国抢先抵达现代，在文化上必然有其优越性”[29]。1943年2月23日，《新中国报·学艺》第700期的《编后》说：“日本文学，在近五六十年间，曾以高速度的姿态迈步于世界；尤其是这一二十年来，文艺界动荡得更猛烈。”[30]1943年11月7日，《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35期的《编后记》说：“日本之有新文学，乃始自明治维新。而一般史家之论述日本近代文学者，亦多自‘明治皇朝’始。我们现在所谓‘日本现代文学’，则单是指现在的‘昭和皇朝’的文学而言。现代的日本，正如欧美各个文明国家一样，随着工商业的突飞猛进，真可谓一日千里。而其反映在文学上的进程，亦复如此。作为目前先进国的日本，其文学门类之多，已经驾乎欧美之上。”[31]这两则引文分别来自具有日本驻沪领事馆背景的《新中国报》，和汪伪的宣传喉舌《中华日报》。编者难免有亲日贬低英美的倾向，但是把现代性等同于日本性的观点，在当时是很具有代表性的。有趣的是，在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提出设立“翻译机构”“创办定期刊物”、资助翻译工作者来译介日本文学的不是日本人，而恰恰是中国人。可见，文化殖民和文化侵略并非总是来自外部，而是源于自身的需求所产生的文化认同，体现了本土知识分子与国内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正如论者所说：“冲击并不仅仅来自外部，翻译事实上主要是由内部的历史原因决定的。翻译对象的选择，翻译的阐释权力，翻译的效果等无不来自内部，它折射了中国内部的文化冲突。”[32]
综上所述，以武力为后盾的日伪当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扶植，日伪背景的出版机构、报纸、期刊译介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以及一些译者为丰富新文学、促进文化交流而进行的译介，促使上海沦陷时期的日本文学翻译出现了畸形繁荣。
上海沦陷时期译介的日本作家很多，这里主要探讨对武者小路实笃、草野心平和横光利一的译介。
1．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小说家，剧作家，白桦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日本“新村运动”的创始人。1916年，发表过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30年代中期以后，实笃从一个反战者，逐渐变成了战争支持者。1938年实笃在《日本评论》上发表大量支持战争的文章，收入1939年3月出版的《牟礼随笔》。1942年5月，出版支持侵略战争的短论集《大东亚战争私感》。同年5月，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武者小路实笃担任戏剧文学部部长。1942年和1943年，实笃参加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3年4月，作为日本文化使团成员到南京参加伪中日文化协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9月，还创作了美化战争的话剧《三笑》。1946年，武者小路实笃因为支持侵略战争，受到被开除公职的处分，直到1951年处分被解除。
五四时期，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就被译介过来。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5期，刊登了周作人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一文，鲁迅看到这篇文章，对《一个青年的梦》产生了兴趣，便“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33]，于是决定将它译出。《一个青年的梦》首先在《国民公报》上连载，后来在《新青年》上刊登，1922年7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1927年9月上海北新书局再版，列为《未名丛刊》之一。《一个青年的梦》表现了明确的反战态度，呼吁和平的人道主义精神。1922年1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毛咏棠、李宗武翻译的《人的生活》，内收论文2篇：《人的义务与其他》《现在的劳动和新村的劳动》；剧本2部：《未能力者的同志》和《新浦岛的梦》。虽然体裁不同，但却有一个一致的主题思想，即宣传实笃的“新村思想”。《人的生活》翻译出版后，很受欢迎，1923年8月三版，1929年11月九版，1932年8月十版。1925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周白棣翻译的《妹妹》。1927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了孙百刚翻译的《新村》。五四时期，武者小路实笃以反战思想和“新村主义”倡导者的形象登上了中国新文化舞台，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1928年4月，上海金屋书店出版章克标翻译的《爱欲》。1928年5月，上海真美善书店出版崔万秋翻译的《母与子》。1929年4月，鲁迅翻译的《壁下译丛》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内收武者小路实笃的四篇文章：《凡有艺术品》《在一切艺术》《文学者的一生》和《论诗》。1929年4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崔万秋翻译的《武者小路实笃戏曲集》和《孤独之魂》。1930年2月，上海真美善书店出版崔万秋翻译的《忠厚老实人》。1931年8月，南京书店出版王古鲁、徐祖正翻译的《四人及其他》。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选题比较全面，有戏剧，有小说，也有评论文章。1936年4月底，武者小路实笃赴欧洲旅行，5月初途经上海，经内山完造介绍，与半年后逝世的鲁迅完成了历史性的会面。
抗战时期，由于民族感情的原因，在解放区和国统区，对日本作家译介的很少，包括武者小路实笃。有学者认为：“自四十年代起，由于武者小路实笃思想上的变化，即对日本政府推行的‘大东亚共荣’政策的支持，有关他的翻译与研究在中国也就逐渐销声匿迹。”[34]实际上，在沦陷区上海，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被大量译介过来。
1943年，柳雨生在《可记的旧事》[35]中，主要介绍了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和文学评论家河上彻。在谈到武者小路实笃时，作者首先简单梳理了五四以来武者小路实笃在中国的译介，“武者小路先生的著作，在中国过去曾受过极大的重视”，“从译作的繁多这一点看来，我们觉得武者小路先生，是一个真正能够同情中国人民和得到中国人民同情的人。”在回顾与武者小路的交往时，作者说：“我和武者小路先生的晤面，是由于钱稻孙先生的介绍。他的笃实的相貌，谦和的态度，都使我回忆起二十几年前他和他的同志们在日本日向所提倡的新村运动。新村建设的运动虽然早已停止了，但是，我料想他的夙愿，他的热诚和精神，却是与时俱进，永远向着人类最高的止于至善的境界去奋斗的！”
1943年，武者小路实笃曾来到中国。在谈到武者小路的中国之旅时，柳雨生说：“我希望他这次身履这个艰辛乱离中的中华民国的境土，看到中国的真实老百姓们的一股吃苦耐劳，诚朴坚实，爱好和平，有血肉，有骨气的精神，一定可以更对我们发生更进一步的了解和同情。武者小路先生过去曾经到过中国，所以这里我也不用多说。让我借用他在《一个青年的梦》里的主人翁的话来说一遍吧：‘请宽恕我的无力，宽恕我的话的无力。但我心里所有的对于美丽的国的仰慕，却要请诸君体察的。’”
从上文可以看出，柳雨生只提武者小路实笃曾经的成绩，却闭口不谈他“转向”后的作为。这让不能全面认识武者小路实笃的中国读者，误认为他还是那个崇尚和平与理想的人道主义作家。那么柳雨生为什么这样做呢？柳雨生何许人也？柳雨生（1917—2009），是日伪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的重要成员，1942年和1943年，作为“上海代表”两次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不遗余力地鼓吹“大东亚文学”。1943年创办《风雨谈》，1944年担任具有日伪背景的上海太平书局的副经理，是沦陷上海汉奸文学活动的“台柱”之一。抗战胜利后，被中国政府判为“汉奸文人”而受到通缉。因此，柳雨生对武者小路实笃的介绍是一种故意的片面的介绍。
如果说柳雨生对武者小路实笃的介绍比较片面，那么以斋的《武者小路实笃印象》[36]则相对全面一些。作者首先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介绍了白桦派代表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的写作特色，接着谈了作者与实笃的交往及印象，最后谈到实笃在北平一欢迎宴会上的发言。每位代表的发言时间为五分钟，实笃的发言题目是《日本文艺界现状》。实笃说了几句应酬话之后，便切入正题：“自从大东亚战争勃发以来，我们日本文艺界同人，一致认为非彻底战胜英美不可，所以没有一个不努力从事活动。我本人也自以为是很努力在工作的。完了。”这里，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日本文艺界（包括武者小路实笃）对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的态度：支持战争，并努力为之工作。
1943年7月30日，汪伪政权“收回”上海法租界。8月1日，汪伪政权“收回”上海公共租界。武者小路实笃把上海租界的“交还”看成是上海的“新生”。1943年8月4日，《新中国报》刊载郑衍翻译的《寄新生上海——告中日文化人》。文中，实笃对中国文化人提出希望：
现在已不再是拘泥于细碎无聊的时代了，我希望诸君以伟大的意愿，创造伟大的生命，并保持一颗勇猛的心，而以你们强大的生命力，去促使新的文化自然而然地产生。英美自负没有他们的保护，诸君将不能有正常的生活，我相信在诸君的内心中，绝不会有一个人保持这种卑微的思想，以为唯有求得英美的援助，才能获得人间的生活，这是我所热切希望的。
在我所认识的中国人中间，我确实知道没有一个具有这样卑微底念头的，中国人也有他们的可以骄傲之处，英美的骄横是应该受惩处的，他们都持有这般同样的观感。我以为这正是一个有效的保证，这对真理为谦逊，于生命则系忠实，在大东亚圈内的每一个人该是没有受侮辱之理由的，我热望能发挥这种真实的效能，我们愿与诸君共同协力，为东亚的文化而工作。
同时希望诸君亦为东亚的文化计，与我等协力工作，在这世界中建起一座崭新的大东亚文化的殿堂来，世界上人心亦将为之一快。诸君的未来虽然不是享受，但相信一个美丽的世界是在前面等待着我们的。
请诸君保持不屈不挠的精神，使上海今后成为一个新生的上海，并视为东亚文化而努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该时期武者小路实笃的思想：反对英美，提倡大东亚文化共荣，俨然是一个日本大东亚文化的吹鼓手。
在华岱翻译的《使命》[37]中，实笃开篇声称“这一篇文字是为了对日本并无厚意的亚细亚民族一部分人而写，所以很想写得他们看得明白”。实笃首先提出问题：“若然东亚没有日本这国度存在，亚细亚便成怎样？今日的满洲，到了那时，还是中国的呢？还是俄国的呢？”答案是：“不用说得，没有日俄战争，满洲一定成了俄国的了。不但满洲，没有日本的话，朝鲜不用说，连中国北部也成俄国的，南部成了美英的了。”“但是没有日本，他们无论如何，结果除做美英的饵食外，别无他法，迟早会如此，所以不如此者，无非为有日本国毅然存在罢了。”这里，实笃把日本塑造成中国乃至亚洲的救星了，认为日本与俄国为争夺在中国殖民霸权的“日俄战争”是为了中国和东亚，而实际上是日本把满洲变成了它的殖民地。实笃认为，日本虽然看上去很小，但是不接受美英人的轻蔑。在亚洲，没有受到美英侵略的，只有日本，因此，“日本是对人类有特别使命的”，“这一次的东亚战争，就是日本为达成使命而战争”。
实笃对蒋介石政府提出了“希望”：“若然这战争，果如重庆政府所希望，日本战败了，便成怎样？中国怕要受俄国与美英的管辖，与印度缅甸菲律宾一样了。”“细细的这样一想，重庆政府的人们，也应当会明白：日本一强，在他们是有利的。日本人只要他们肯改过，能够明白日本的精神，与日本协同而为亚细亚劳动，就好比放荡的儿子回来那么很欢迎。日本绝不想灭亡中国，很想与他和睦。”这里实笃大有劝蒋介石政府“悔改”的意味，更具讽刺的是，实笃把重庆政府比作是日本“放荡的儿子”，希望重庆政府“浪子回头”。实笃接着鼓吹道：“日本的使命，要把东亚成真东亚，要使东亚民族，不受美英人轻蔑，将本来的生命，更忠实地活下去。日本真是一个好的国家！他预备着到一朝紧急之时，他肯立起来，解放东亚。”
实笃为日本的强大评功摆好：“亚细亚若没有日本，或者日本虽有而太弱，便成何等结果？当真能够想这件事的人，才能抓住日本存在的意味，于是对日本的强，就能感谢了。这件事，就是以日本为敌的人，也不能不知道，亦不能不感谢，重庆政府也要明白，因为日本强了，美英等才肯看重重庆政府；若日本弱了，还有谁来做朋友。”这里实笃有一点讲的正确，即“弱国无外交”，但是他把日本看成亚洲的“家长”了，把重庆政府看成他的附属了，认为只有日本强大，美英才会看重重庆政府。实笃“苦口婆心”地说：“我说过几次了，日本是最后剩着的国家，这国家站起来，世界便能入新秩序，亚细亚重新产生，世界上亚欧美鼎足而立，可以有永远和平的希望，人类能够结共存共荣的果了。”为了完成这一“使命”，于是日本“责任渐重，更非使日本强盛不可了。日本以外，现在亚洲，可怜没有得与美英相战之国，所以日本不得已而出此，同时日本人以为：这是光荣的使命”。实笃作为一个“爱国者”，他说：“日本的国民，忍耐着种种不自由，去尽力于这大事业，以为很光荣。实在能够生在这痛快的时代，我们不能不喜。虽然知道喜得尚早，但总非喜不可。”实笃的“预言”很准确，的确是“喜”得过早了。最后，实笃不厌其烦地说：
我还要反复地说：日本是为了拒绝亚洲全体给美英等任意榨取，为了将亚洲之富归还亚洲，为了处罚把亚洲人当奴隶，为了这些而留着的唯一国家。日本人自己很明白日本的立场。亚洲的人，世界的人，事实上都很清楚明白了。为了要完成这种使命，在种种意味上，日本都要预备着。预备完毕，才站起来的。
日本是亚细亚武力的代表者，同时，在种种生产部门，也非做代表者指导者不可。这资格的十分充足，只消看已往各外国招聘日本技术家的事实，就可以明白了。今后更能表示日本这一方面的优秀。日本对于日本的使命，绝不羞愧，同时，应当确实的做去。
日本的使命很大，所以要达成这使命很愿意很喜欢献生命，也是自然之理。谁会想日本就是灭亡也不妨，日本从自己的责任自己的使命讲，非打胜不可。不但是为日本。亚细亚的人们！并且是为你们。知道了此事，你们应当更喜欢日本强盛。而且日本更强盛，就可以为你们防美英等的侵略，于是你们愿意协力帮助日本强盛了。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称其为“大东亚战争”）是为了驱逐英美，进一步侵略亚洲，最终达到称霸世界的目的。武者小路实笃从一个反战者，最终变成“大东亚战争”的支持者。在未明翻译的《作者与恶魔》[38]中，或许能找到武者小路实笃“转向”的原因。文章通篇是“作者”与“恶魔”的对话，通过对话来表达“作者”的思想。“作者”（显然是实笃思想的代言人）认为：“日本底大任务，就是有解放亚细亚的使命，就这一点说，这意气也是当然的。否则日本该已经亡了。因着日本人底意气，亚细亚得站立起来，亚细亚底时代将要到来。那是可赞美的。”“恶魔”问道：“你从前不是个和平主义者吗？”“作者”回答道：“我当然爱和平。热烈地爱。然而我不愿意被白人当作奴隶看。所以，要使他们退缩到该退缩的地方，这战争是我所赞美的。亚细亚并不是要受欧美支配才能进步的地方。”可见，武者小路实笃之所以从反战者变成战争支持者，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想被欧美支配，不想被白人看不起。这一点，同样可以在武者小路实笃1943年于南京发表的演讲《东洋文化的一个特色》中找到印证：“我并不是否定西洋文化，而是希望对于其最优秀者怀有无限的敬意，但是对于蔑视东洋文化者感到愤怒。尤其是对于在人种的意义上蔑视东洋人的无知者，同时感到可悲，产生憎恶之情。我们完全没有遭受侮辱的理由，在精神的深刻、宏大、美丽方面，恰恰是我们，拥有许多应教导他们的地方。”[39]西洋人对东洋人的蔑视、压迫构成了武者小路实笃支持“大东亚战争”的重要理由，其根源是1936年，武者小路实笃赴欧洲旅行时，体验了作为黄种人的屈辱。实笃后来回忆说：“我到挪威奥斯陆去的时候，火车中一个英国老婆子曾骂过我。为什么骂我，我的英语程度尚不能使我了解，但是她那幅轻蔑的表情，我是非常清楚的，我在东洋人之中固然并不是一貌堂堂的人，但是对方的那位老婆子也不能说比我人品好。虽则想不通，但我有我的自信，我当然不能承认我应当受人侮辱，然而我除了默不作声外，无法可施。差不多有两小时光景，我心中非常不快乐，竭力抑制自己的气愤。”[40]实笃回国后，在报纸上发文说：“如果有人问我是否会再去西洋，我的回答是不想去第二次。”[41]
在《作者与恶魔》中，武者小路实笃表白了一个“爱国者”的忠心：
不管战争有什么困难，日本不可以不胜利。日本若不胜利，就是亚洲灭亡的时候。但是日本底胜利，已经是既定事实。此后底事就是亚洲全体底和睦。亚洲要以日本为中心，在日本保护之下站立起来。亚洲要爱日本，信赖日本。日本也必须要得到亚洲全体底信用。单被人所怕是无趣的。若知道日本是怎样美的国家，日本是充分知道日本底立场的，日本若更加强盛起来，于亚洲也是有益的。日本若是衰弱，亚洲会怎样？使大家知道这事，要使全亚洲全体都希望日本强盛起来，同时要使亚洲信任日本，使他们知道日本并没有下流卑鄙的野心。使亚洲全住民共存共荣底事实显现，使没有一个不平的国家。日本又不可不负起使全亚洲人幸福的任务。要爱人而又被人爱。徒有外表是不行的。要从心底深处，互相信爱。那个要有文学家底力。艺术家底事情很重要。打动人底真心的，还是人底真心。叫人家知道日本人是怎样可爱的国民，这是文学家底使命。把东京弄得十分美好，叫亚洲各国人来留学，使他们不得不爱东京。心里觉得亚洲底实力就在东京。这个希望，我以为没有错误。若要达到这个目的，先要使日本成为气象光明的国家，做其他亚洲各国底模范。现在是战时，自然有不随意处。须知有一天日本会成为世界第一光明的，进步的国家。全体国民要知道日本底使命，要成为亚洲底希望。我要为此尽自己范围内底任务。我自己也许是太老了，不及亲睹未来的日本。但愿为此而尽力。
这里，实笃两个“预言”都没有实现，第一是认为日本必胜，但是日本战败了。第二是认为日本失败了，亚洲也会灭亡，但是亚洲依然存在。实笃错在把日本当成亚洲的“盟主”了，认为亚洲要以日本为中心，离开日本，亚洲就无法旋转了。实笃认为日本的使命是为全亚洲人民谋幸福，文学家的使命是用真心写作，把日本人塑造成可爱的人，从而打动他人。步入花甲之年的实笃愿为此尽心尽力，实笃的“忠心”可嘉，但可悲的是，他“忠”的是法西斯侵略者。
1945年4月，《申报月刊》第3卷第4期刊载愈真翻译的《谈吸烟饮酒》。武者小路实笃保持有不吸烟不饮酒的习惯。在谈到饮酒时，实笃说：“酒的一项，至四十岁为止，保持一滴不饮的方针。今后是否一滴不饮，殊难断言，但却从未想染唇。醉的经验未尝有之，今后如何，不得而知。大东亚战争终必大胜，将来举行盛大祝典时，大醉一次也好。”[42]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发现，武者小路实笃真是彻底的爱国者，在谈生活中的吸烟饮酒时，也不忘高喊“大东亚战争必胜”。实笃希望在大东亚战争庆祝盛典之时，破戒一次，一醉方休。可惜的是，历史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上述译介作品《武者小路实笃印象》《寄新生上海——告中日文化人》《使命》《作者与恶魔》《谈吸烟饮酒》等均传达出武者小路实笃支持“大东亚战争”的思想。上海沦陷时期译介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很多，更多的是不带政治倾向的文学作品：
1942年9月1日，夏亨翻译的《海》载《新中国报·学艺》。
1942年9月6日，夏亨翻译的《周作人和我》载《中华日报·中华副刊》。
1942年9月29日，亨翻译的《八月的话》载《新申报·千叶》。
1943年1月23日，华志节翻译的《画家的幻想》载《新申报·千叶》。
1943年3月31日，夏宇翻译的《我的性格》载《新中国报·学艺》。
1943年4月25日，《新中国报·学艺》辟有武者小路实笃的专号，刊有《武者小路实笃的生平》《武者小路实笃的戏曲》和《武者小路实笃作品汉译表》三篇文章。
1943年6月，真原翻译的《关于母亲》载《风雨谈》第3期。
1943年8月19日、21日、22日，真原翻译的《夏目先生》载《中华日报·中华副刊》。
1943年9月25日，伯健翻译的《给有志于文学者》载《太平洋周报》第82期。
1944年4月，理元翻译的《给从事文学工作的青年》载《锻炼》第6期。
1944年4月，张我军的《武者小路先生的〈晓〉》载《风雨谈》第11期。
1944年7月，苏斋翻译的《致周作人书及其他》载《千秋》第2期。
1944年7—12月，荻崖翻译的《爱与死》载《女声》第3卷第3—8期。
1944年8月19日，享尔翻译的《毋饮记》载《新申报·北斗》。
1944年12月7日，藏生翻译的《牟礼随笔》载《新申报·千叶文艺》。
1945年3月，艾楠翻译的《人间生趣》载《申报月刊》第3卷第3期。
1945年3月3日，逸幻翻译的《前进！前进！》载《新中国报·学艺》。
1945年3月10日，金本仁翻译的《日本画人大雅堂》在《杂志》第14卷第6期。
1945年4月10日，逸幻翻译的《诗三章》载《新中国报·学艺》。
1945年5月，艾楠翻译的《人生断片》载《申报月刊》第3卷第5期。
单行本方面，1944年4月，张我军翻译的小说《黎明》由上海太平书局出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武者小路实笃的身份呈现出两重性：作为日本文学报国会戏剧文学部部长，同时又是具有自主性的文学家。这种身份的两重性在上海沦陷时期对武者小路实笃的译介中体现出来，一方面是鼓吹“大东亚战争”的作品，一方面是纯文学作品。武者小路实笃从最初的和平主义者变成战争支持者，这种转变不是一种“突然”行为，其背后“隐含着一种被人忽略了的必然的逻辑”[43]。这种转变具有复杂的历史原因和情感因素，“鲜明地打着日本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印记，成为实笃确认自己‘日本国民’这一身份的形式”，同时“转变本身也折射出近代以来西洋与东亚、白种人和有色人种的复杂关系”[44]。这里，一个重要的事实不能被忽视，武者小路实笃虽然支持战争，但是对他来说，“大东亚战争”与“中日战争”是两回事。1943年武者小路实笃的中国之旅导致其战争观的分裂：“支持日本与英美之间的战争，而对中日间的战争持消极态度。”[45]虽然如此，但是在强大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面前，作为文学工作者的武者小路实笃又能如何？
2．草野心平（1903—1988），日本现代著名诗人。少年时代开始学习英语和汉语，1921年，来广州岭南大学（现中山大学）留学，是当时该校唯一的日本人，与梁宗岱、黄灜、林柏生等结为好友，曾创办同人诗刊《铜锣》。1925年，因中国的排日运动回国，以无政府主义者的形象活跃于诗坛。1928年出版第一部诗集《第百阶级》，诗集以“青蛙”为中心，喻示人生。30年代是他的诗歌创作旺盛期，1931年第二部诗集《明天天气好》出版，1935年5月，创办诗刊《历程》以后，发表了大量诗作，成为“历程派”（人生派）的代表诗人，逐步确立了在日本诗坛的地位。1936年诗集《母岩》出版，1938年诗集《蛙》出版。1938年3—4月，以《帝都日日新闻》记者身份到伪满洲国、中国华北、华中一带进行战事报道，所见所闻汇总于《支那点点》。1940年8月，受岭南大学同窗好友、汪伪宣传部长林柏生的邀请，担任伪宣传部长顾问。1942年在南京编有诗刊《黄鸟》，1943年出版诗集《富士山》，1944年在上海编有《亚细亚》诗刊。1942年、1943年，作为伪中华民国的代表，出席第一届和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日本战败投降后，草野心平与家人被收容进了南京日侨集中营，1946年3月，被遣返回国。1956年9月，作为日本访问中国文化使团副团长，访问广州、北京、上海等地。
通过梳理草野心平的生平，可以发现草野心平与现代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中国曾经呆过十年以上的时间。目前学界对草野心平译介的研究很少。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对草野心平的译介不多。1940年，《华文大阪每日》第5卷第9期刊载鲁风翻译草野心平的六首诗歌：《强烈的天》《富士幻现》《冰雨》《石》《秋》和《Beling-Fantasy》。1941年，震滔翻译的《汪主席谈诗记》刊于《两仪》第1卷第3期。此外，该文由齐东埜翻译，以《汪主席谈诗》为题，刊于《译丛》第1卷第6期。
1942年1月9日、11日、15日，黎生翻译草野心平的《致诗人梁宗岱》，分三期连载于《新中国报·学艺》，下设多个小标题。
《法国诗人伏莱利的评语》主要介绍了法国诗人伏莱利（即瓦雷里，引者注）对梁宗岱的高度评价。《校歌的记忆》讲述了草野心平在南京宣传部工作时，与岭南大学的同学聚会，其中包括林柏生，大家共唱校歌，让草野心平想起往事，甚是感动。《汉口述怀》谈到草野心平曾经在汉口向重庆播音，草野心平想知道梁宗岱是否听到过播音，或者是否看过《中华日报》刊登的广播内容？想知道梁宗岱作何感想？紧接着，草野心平笔锋一转：“正像我在伏莱利的著作中看到你的名字时不仅一呆一样，你也许一时感到惘然吧？不过我现在写这篇东西，并不是专为这种目的。盖无论是你或者我，是不能专在友谊的关系下生存下去的。”
前边三节只能算是引子，下面才刚刚步入正题。让我们看一下《从〈富士山〉诗集说起》：
亲爱的宗岱！
我现在并不想简单地问你来不来，不过只希望你能对将来作一考虑。最近我出了一本叫做《富士山》的诗集。其中一本，我想留给我的“子子孙孙”。我所说的考虑将来，也就是说愿从如此遥远的未□□来考虑现在。
□□是我晓得的，即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是一个极大的理想运动，□□的‘抗日’也就是其变相之一。可是你是否晓得汪主席的和平运动，是一种产生自重庆而与之绝不相同的另一种理想吗？是中国的最新理想吗？你是否晓得这种理想，才是最具未来性的理想呢？我想问题就在这里了。
宣传固然是一件极尽微妙曲折的事，然而也有一条终极的底流在。这一点应该是问题。所谓依赖欧美，所谓ABCD，其是否得策，虽然是一件当前的大问题，可是我们应该知道，真正的大问题所在，是在这种问题的未来发展性格。一条河流，不论有几多障碍，但正当的潜流，毕竟力量最大。最后成为主流的，亦一定是这条潜流。现在成问题的，是长江源流的金沙江究在何处。我相信这源流就是和平运动，就是东亚全体共荣的新理想。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
只要日本不搬到地球的对方去，只要中国不搬到美国去，那么中国之对于日本，就一定要比任何外国关系为切，至少比对欧美各国关系为切，同样，日本之对于中国，亦一定要比对世界任何各国为切。我们且不说同文同种那一套，但就科学的，切实的，命运的考虑上，中日两国的结合实是一件重大事情。来相信这种简洁单纯的理由，才正是问题的主流所在，不知道你的意见怎样？
草野心平不愧为汪伪宣传部的“顾问”，有三寸不烂之舌。对昔日岭南大学的同窗好友梁宗岱，真是“煞费苦心”，大有劝降意味。其宣传本质无非就是高唱“和平运动”赞歌，驱逐英美，中日亲善，从而实现“大东亚共荣”。如果说草野心平对朋友梁宗岱的“劝降”还文绉绉的，那么下文就开始变味了。
因此有一位老舍的跟班满面麻子的何容，也就靠了写抗战打鼓吃饭，居然是通俗化专家。论起何容，可称胸无点墨，写两句大鼓和蹦蹦戏，也是不成其为文。笔者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他和老舍两个，总是日上三竿，高卧未起，老舍一天到晚或是在路上奔忙，忙定了，坐下去就写，他说：“我不管写出什么来，只要写出来就是了。”老舍和姚蓬子们，手下几个文艺小喽啰，已办了“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协的工作，和老舍蓬子二人的为人一样，只有“乱忙”两个字可以包括他。所以主持《七月》的胡风，他比较稳重些，就在旁边看着他们生气。渝方的一班作家，上前方参加作战是时髦事情，在未动身以前，先自己在各报纸及刊物上宣传一番，动身之时，饯行热闹，花费不少；其实所谓上前线，哪里敢参加作战，只到几位高级长官的司令部里笔录长官们的谈话，长官也落得利用他们吹一番牛皮，“什么之役，什么之战……血……肉……壮烈……肉搏……胜利……光荣”那作家把长官们口述的材料带回来，或者再访问一两个士兵，参加几处后方医院，口问几位受伤的弟兄，那又是好材料；回到后方，足够一年半载的写作，文章里竖也前方，横也前方，可以靠此营生了。等到“抗战”材料写完了，又可以骗着“参加后方生产的牌头，到某工厂或农村里去参观一下，于是建国的文章又出现”。
讲到几位有名的老作家如郭沫若，田汉之流，确实有一点衰老和退化了。郭沫若只是出席出席什么会，讲几句不痛不痒的老调，或者广播广播，渝政府用他作为点缀品罢了；而郭氏在重庆既无聊，就转到“掘汉墓，弄古砖”方面去，和几个名流，天天到四郊翻尸弄骨，把几千年前的死人也闹到棺破骨亡。田汉则仍在写作用京戏和楚剧之类表演抗战，有时也到所谓前方去作戏剧活动，精神比郭氏要好些。不过他俩对于旧诗词颇有根底，往往技痒，要即席口占《西江月》一阕之类赠给某名流，此项作品，又常常刊于报端；从一班激进青年的眼光里看来，不免觉得有些复古气派和凄凉颓废的意味。
身在南京的草野心平对重庆的老舍、何容、姚蓬子、郭沫若、田汉等作家的道听途说，几近谩骂。接着，草野心平又不遗余力地挖苦讽刺了冰心、安娥、谢冰莹、林语堂等中国文化人士。
至于作家生活的穷困，在重庆这样高涨的生活程度之下，自是苦天苦地。洪深等弄到全家服毒自尽，十分之八九是经济压迫，十分之一二是所谓政治苦闷；文化人弄到这种情景，这是惨不忍睹。最近文协，向政府弄到一笔十万元的巨款，文协的一伙人才兴高采烈；不过不善于活动的小作家们，这笔款子，休想染指，仍是天天闹穷荒；如果不向陕北八路军里去投军，便只有回到和平区过生活了。
草野心平因为在日本感受过贫困的生活，所以对中国的作家的生活很是“关心”。但是草野心平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的物价飞涨，原因很明显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这里有趣的是，草野心平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评价不低。
在《投身时代的潜流》中，草野心平说：
为希望亚洲和平，希望我们的子孙不再受欧美人的悲惨压迫，我们就应今日即□，断绝依赖他人的迷梦。
在《真正的信念与自信》中，草野心平说：
在从前同学时代，好写诗的人，只有你和我两人。然而想不到这二人现在会变成了敌人。这种现象，大约只好归之于命运的了。可是在彼此都能了解对方立场而似不免为敌，是证其间还存思想的问题在。这决不是命运或宿命的问题，而是由于彼此认识世界的不同。阁下以为如何？
你也许认为这只是我的一己私见。要是我还是从前的我，说不定我也许可以写些合乎你意见的话，不过如前所述，我现在对于事物有了自信心，这与其说来自客观的正确感，毋宁说是我的自信所生的信念。我希望你也能进向这种境界，我这话不是出于温暖的友情，而是出于真正的信念。
在《大时代的荣誉》中，草野心平说：
现在我桌上的灯亮了，南京已笼罩在夜色中。而这时宣传部正在发表国民政府参加防共协定的声明。
究竟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但总不失为一个戏剧的时代，也是有史以来的大时代。我们纵然是今世的敌人，但可是生在这个大时代中，我们是不得不感谢这种荣誉的。
梁宗岱与草野心平，由昔日的同窗，战时却变成了敌人。这不是命运的问题，而是由于认识世界的不同。这一点，草野心平说得很对。草野心平认为，应该顺应时代的潮流，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从而驱逐英美，不再受他们的压迫。草野心平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并以生在这个大时代为荣。
草野心平致梁宗岱的信，被译成中文，公开发表于《新中国报》上。这就不仅仅是私人之间的交流了，更是草野心平在行使自己作为伪宣传部长顾问的职责，在向世人宣传汪伪政府的政策。
1943年4月3日，草野心平的诗歌《中国青少年万岁》，载《新中国报·学艺》，译者佚名。
我们信赖你们！
把一切信赖你们！
中华民国的青年呀，我们可以把一切信赖你！(https://www.daowen.com)
看了五千五百个英俊而诚朴的表情，我的心底涌起了一片信赖啊！
从你们淳朴的每一对眼珠，闪耀着火一般热的热情！
中华民国青少年同志呀，多起来吧！从五千五百个，五万五千个，五十五万个……“东亚一律是同胞，东亚一律是同志！”汪主席在总检阅时的呼声，接着是
诸君高呼万岁声，啊，肃穆地热烈地，我将毕生而不忘！
我们信赖你们！
把一切信赖你们！
新的亚细亚的曙光已经来临！
亚细亚的青少年行列里，参加着日满两国九百个青少年男女！
一切的人，洋溢着坚毅的决心！
头向着右瞧着主席！
我的两个孩子，也凝视着主席哪！
啊！多么具体，实际！
我以真心诚意的信赖你们！
你们怀着死力捍卫东亚的决心！
我们信赖你们！
前进！
前进！
诗歌中，草野心平通过对受“汪主席”检阅的“中国青少年”的描写，讴歌了“大东亚共荣”。
上海沦陷时期，草野心平被译介的主要是纯诗歌：1943年5月，柳雨生翻译的诗歌《黑富士》载《风雨谈》第2期。1943年6月，真原翻译的诗歌《云仙普贤》载《风雨谈》第3期。路易士翻译的诗歌《关于》和《睡着》，先后刊于1944年6月《诗领土》第3期，和1944年8月《风雨谈》第14期。顾福祺翻译的诗歌《北国来去》《恋歌》《雨夜恨》分别刊于1944年12月14日、1945年1月18日和1945年5月17日《新中国报·学艺》。1945年6月，《忆佐藤女士》载《女声》第4卷第1期。1945年8月7日，何训翻译的诗歌《竹》载《新申报·步伐》。日本对草野心平诗歌的评论也被翻译过来，1943年11月，雷真原翻译伊藤信吉的《草野心平论》载《风雨谈》第7期。1945年2月，路易士在《夏天》中谈到草野心平的诗集《娃》：“昨夜拜读了草野心平之《蛙》……几百只的象征之蛙，扑通扑通地跳入我的三十代的诗心之幽邃的古池了。”[46]
上海沦陷时期，草野心平被译介的作品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宣扬和平运动的，一类是不带政治倾向的诗歌，这与草野心平身份的两重性有关：一是汪伪政府宣传部顾问，一是自主性的诗人。而这两种身份的形成，均与草野心平在岭南大学的经历有关。1921年，草野心平来到岭南大学，在这里，他翻译诗歌、创作诗歌、给诗刊投稿、出版诗集、创办同人刊物、开展诗歌活动等，开始了其漫长的诗人生涯。在这里，他结识了梁宗岱、黄灜、林柏生、刘思慕、叶启芳等，与中国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3年9月，日本关东大地震，当时中国学生正在开展反日运动。“岭南大学学生自治会呼吁‘应将支援抗灾与反对日本政府的政策区别对待’，并积极开展了支援救灾活动。中国人的这些行动深深打动了他。”[47]这种情谊使草野心平将中国看成他的第二故乡。他曾说道：“尽管我不是双重国籍者，但我一开始就强烈感觉到中国是自己的第二故乡。这当然也源于在广州度过了自己的青春时代吧。但我认为，同时也源于自己被中国的人和土地所深深地吸引。”[48]在中国留学期间，草野心平“目睹了西方人在中国的专横跋扈，从而强化了其心中对中国的认同感和对西方世界的抗拒感。”草野心平曾两次面见过孙中山，拜访过诗人泰戈尔。“在其人生和诗歌的起点上就与大亚洲主义的倡导者孙中山、‘代表亚洲声音’的泰戈尔在沦为西方殖民地的中国邂逅，这无疑对草野心平亚洲意识的萌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9]留学回国期间，草野心平深受日本军国意识形态的影响，1938年陪同帝都日日新闻社社长到中国“视察”战况和“慰问皇军”，所见所闻收入《支那点点》，但其中很少有涉及战争的描述。在《陈少年的回忆广东的蚊子》中，草野心平开始对战争持肯定的态度：“如今，尽管支那与日本在打仗，但那并非支那的孩子们不好，而是政府的人不好。不久，就能和支那那个地方的孩子们友好地玩在一起了吧？这次的战争是为了与支那变得真正友好的战争。”[50]这里，草野心平认为，不是中国民众不好，而是蒋介石政府不好，而日本的侵华战争是为了中日两国友好而发动的战争，这与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如出一辙。吉田熙生认为，“对草野来说，（汪精卫政权标榜的）‘全面和平’，恰是岭南大学培养的友谊在国家的规模上的再现和扩大，那是为对抗美英两国的强‘蛇’，作为弱者的日本和中国的‘青蛙’们结成的同盟。”[51]此外，草野心平虽然当时在日本已经奠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但是战时仅靠写诗无法度日。当昔日的同学林柏生邀请他到南京任职的时候，“草野知道汪精卫南京政府的性质，也赞同他对日本的所谓和平路线，且正可借此摆脱自己的生活困境，于是欣然从命。”[52]因此，岭南大学的经历、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生活的困顿等因素，促使草野心平义无反顾地奔赴南京担任伪职。“本来草野心平并不是那种对政治感兴趣的类型，在学生时代他就受到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人文主义精神的感染，深切地体会到，人类应该在有别于政治的领域切实有效地进行合作。但是，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将他彻底地洗脑，使他沦为殖民主义者的爪牙而不自知，甚至扮演起所谓‘中日友好之使者’的角色。”“草野的可悲之处在于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宣传流毒之深，深陷彀里而不知，稀里糊涂地做了法西斯的工具。”[53]
3．横光利一（1898—1947），是日本文坛新感觉派的灵魂人物。1924年，横光利一与川端康成等人创办《文艺时代》，标志着日本新感觉派的诞生。以横光利一为代表的新感觉派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直接促成了中国新感觉派的诞生。1942年6月，日本文学报国会成立，横光利一担任小说部参事，发表多篇宣扬大东亚战争的作品，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御用文人，与昔日新感觉派的横光利一判若两人。日本战败后，作为战争的积极支持者受到责任追究。首批被确认的“战争协力者”有40多人，横光利一位列第11位。
1928年，横光利一的作品开始被译介过来。1928年3月，梁希杰翻译的《街之底》载《文学周报》第6卷第7期。1928年9月，上海第一线书店出版呐呐鸥（刘呐鸥）辑译的小说集《色情文化》，内收横光利一的《七楼的运动》。1929年5月，上海水沫书店出版郭建英翻译横光利一的短篇小说集《新郎的感想》，内收《新郎的感想》《点了火的纸烟》《妻》和《园》等4篇，卷首有译者序。1929年12月，《东方杂志》第26卷第24号刊登章克标翻译的小说《到处有的蛾》。1930年3月10日，《小说月报》第21卷第3号刊载章克标翻译的《春天坐了马车》。1933年4月，北平星云堂书店出版张一岩翻译的《日本新兴文学选译》，内收横光利一的小说《蝇》。1934年1月，《矛盾月刊》第2卷第5期刊登郭建英翻译的《妇人》。1934年10月，《文艺月刊》第6卷第4期刊登易炜翻译的《马克思的审判》。1935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高汝鸿翻译的《日本短篇小说集》，内收横光利一的《现眼的虱子》和《拿破仑与疥廯》。1937年3月，《文艺月刊》第10卷第3期刊登张梦尼翻译的《时代与精神》。
目前，学界对横光利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的新感觉派文学作品。这里主要探讨上海沦陷时期对横光利一的译介。
1942年6月，日本在中途岛海战中惨败，开始由进攻被迫转向防守。日本出台新的对华政策，把侵华战争美化成帮助中国从英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东亚战争”，并进一步加强思想宣传战。1942年11月，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大会最后由横光利一代表日本作家致辞：
树立大东亚精神并使其得到彻底强化，这是我们在此讨论的根本的、紧急的问题，能够确立这一坚定的信念，令人不胜欣慰。大东亚战争的勃发促使我们东洋文学者从根本上奋起，带来了重建东洋的牢固意志。此乃日本的孤注一掷的大勇猛心使然。我们期望继承东洋的传统，复活祖先的灵魂，从长期的忍从和昏迷的境地中得以再生，并为东洋的新生奠定基石。我们正告敌国：我们将同心同德，以大无畏的精神奋勇向前。文学与思想的问题需要坚强的信念和持之以恒。我们期望永远牢记本次大会的宗旨，在慈祥的和友爱之下向全世界弘扬东洋的大生命，并锐意实行之。然而它的成败，完全依赖于大东亚战争的胜利，整个东洋的命运全仗这次大战的成功。我们亚细亚的文学者，要以日本为先锋，誓死为伟大的东亚的到来而尽力。特宣誓如上。[54]
从上文可以看出，横光利一已经被完全绑在大东亚的“战车”上了，成为“大东亚战争”的鼓吹者。
1943年，《太平洋周报》第85期刊登罗烽的介绍文章《记横光利一先生》。作者在文中谈到横光利一参加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情景。在座谈会中，横光利一是第一个发言，他“提出了过去中日误解的问题，谈到中日问题，他似乎表示一种特别的关心和热切，而且也似表示一种苦闷与焦躁。他说：‘当中日事变发生时不久，曾有一次到上海来，住在四马路都城饭店大厦里’，他曾有过这样真切的幻想：‘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大厦里，集合一千个日本青年，和一千个中国青年，让他们彼此非常坦白真诚地讨论中日问题，或者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论的，至少，不至于会弄到因更深的误解而彼此竟动起手来。所以，今后应把两国国民心理上的误解彻底的澄清，实在是最重要的，而且，一定非这样不可，非这样不可。’横光利一先生说这段话的时节，他的语调是变得异常的慢，而且吃力，太阳穴浮起了很粗的青筋，他这种真诚而焦躁的关切，实在很感动了人的。”这里，横光利一希望中日青年真诚深入的讨论，讨论出一个好的结果，澄清误解，这样就不会发生战争了。横光利一这是在美化日本的侵华战争，他无视日本侵华这一事实，无视日本侵略的非正义性，而把战争归结于误解。然而，历史事实就是历史事实，侵略就是侵略，这不是横光利一的美化所能改变的。
横光利一曾专门撰文《寄中国文学者》，对中国文学者进行思想宣传。该文刊于1945年3月《文友》第44期，译者佚名。横光利一在文中对译者表示感谢：“给我翻译这篇文章的人，我想一定会把我的真意传播给中国的文学者，我非常的高兴。”让我们来看看横光利一的真意。作者以敌机（美国飞机）对日本东京的空袭为线索，谈到他的小说《旅愁》中的一节。故事说的是在一家巴黎的咖啡店里，有四个安南人和三个日本人在喝咖啡。这时来了三个美国人，美国人对法国服务人员说：“把那边的东洋人赶出去，应付的钱，由我们来给。”服务人员指着安南人说：“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你不知道吗？还是你给我滚出去吧！”这样美国人被赶走了。“那时，日本人中的一个，对于美国人的态度，感觉到世界上就因为有这样混蛋的人类存在着，所以发生了战争，于是流着眼泪发起怒来。”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这个故事的真假，但是横光利一的态度很明确即反英美，把太平洋战争归咎于美国人。接着横光利一笔锋一转，对中国文学者提出了希望：“当今世界正值酣战，我们应怎样的把这不幸的战争消灭，而使成为幸福。我想除了日华两国的文学者，打开正直的心胸来商谈之外，别无方法。因为东亚文学者的商谈，比较西洋文学者的商谈更能谋到人类的幸福。何以这么说呢；因为东亚的文学者远较西洋的文学者谦逊，还没有失去自然性的缘故。这个没有失去自然性的道德，就是引导人类走向幸福之路的唯一的天性；无论从那一方面想，若是本来没有道德天性的人类，是绝不能把世界回转到幸福之境的。最深知这个原理的，只有持有这样传统的美德之中国文学者了吧，并且那个传统性确也没有从衷心失去。”毫无疑问，横光利一希望中日文学者合作，消灭美国人发起的战争，谋求大东亚的幸福，谋求大东亚共荣。
横光利一最后说：“我近来对于日本的青年们，常这样说：‘如果要把世界引导到幸福之境，先应在中国兴办制纸工厂，中日青年们共同经营，大量造纸，为精神交流而努力，左思右想，纸张不足，总是不行，不必空算，要去实地制造，纸是神（因日本纸和神两字，训读同音）。”“我常听说中国的文学者大喊离开生活，文学也没有了，思想也没有了。可是我以为纸张如果没有，诸君的生活和思想也会没有吧。纸张没有，东亚是不会进步的。”看了横光利一的言论，不免愤怒。上海沦陷时期，纸张奇缺。可是这是谁造成的呢？很明显是日本的侵略导致物价上涨，严格纸张配给造成的。横光利一无视这一事实，还信口对日本的青年说，“如果要把世界引导到幸福之境，先应在中国兴办制纸工厂。”为什么不在日本建造工厂呢？横光利一显然是从殖民主义的视角出发的，把中国当成日本的殖民地，把中国当成日本称霸世界的后勤基地。
此外，1942年4月，荻崖翻译的《川端氏的艺术》载《经纶月刊》第2卷第4期。1942年，杨之华翻译的《上海》载《中华周报》第6期。1942年，企贤翻译的《秋》载《日本评论》第3卷第10期。1943年4月，李吉人翻译的《秋》载《风雨谈》第1期。1943年4月10日，朱雪翻译的《意大利之旅》载《杂志》第11卷第1期。《恢复期》有两个译本，白樱的译本连载于1943年5、6月《杂志》第11卷第2、3期；萧剑青的译本连载于1943年11月《中华日报·中华副刊》第332—340期。1943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出版章克标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选集》（第1集），内收横光利一的《秘色》。1944年1月，杨之华的《新感觉主义的文学》刊于《众论》第1期，对横光利一有简单的介绍。1944年8月，壬翻译的《纳凉》载《杂志》第13卷第5期。以上作品均不带政治倾向。
上海沦陷时期对横光利一的译介，既有为法西斯军国主义张目的作品，也有纯文学作品，这也体现了横光利一身份的双重性：新感觉派的灵魂人物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御用文人。然而，这种转变并不是“突然”行为。1928年4月，横光利一曾到上海旅行一个多月，回国后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上海》。《上海》以中国的五卅运动为背景，描绘了几个徘徊于上海滩的日本人的形象。小说通过山口之口，传递出日本军国主义思想言论：
然而，只有日本的军国主义，才是把东洋拯救出来的唯一的武器，难道不是吗？舍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看看中国吧，看看印度吧，看看暹罗吧，看看波斯吧！承认日本的军国主义，这才是东洋的公理……
支那也好，印度也好，只有认可日本的军国主义，亚细亚的联合才有可能。然而，日本要求把南满的租借权延长到九十九年，就对此愤愤不平，那我们岂不是一定要毁掉东洋吗？我们必须记住：日本由于租借南满九十九年，就保证了九十九年的生命。[55]
《上海》被誉为新感觉派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已经透露出横光利一的军国主义意识。1945年日本战败后，横光利一遭受前所未有的批判，由昔日的宠儿变成时代的牺牲品。各种因素的重压之下，横光利一于1947年患病去世。
以武力为后盾的日伪当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扶植，日伪背景的出版机构、报纸、期刊译介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以及一些译者为文化交流而进行的译介，促使上海沦陷时期日本文学翻译出现了畸形繁荣。译介的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带有政治倾向的，为大东亚战争和“和平运动”摇旗呐喊，目的是进行殖民主义文化渗透，形塑日本的高大形象，从而强化法西斯侵略者的殖民统治；一类是不带政治倾向的文学作品，这类翻译作品在数量上多于前者，它们客观上丰富了中国文学，对中国文学创作有所借鉴，但是它们无意中构成了日本文化殖民、文化侵略的一部分。正如论者所说：“日本在中国沦陷区，处心积虑地‘移植’日本文学，宣扬日本文化，来为他们的文化殖民主义政策服务。因此，即便是一般作品的出版翻译，都难以摆脱敌伪政权的这个文化圈套。”[56]
【注释】
[1]陈青生：《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期刊》，《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9页。
[2]杨光政：《一九四四年的中国文艺界》（上），《文友》第40期，1945年1月1日。
[3]杨寿清：《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文艺春秋》丛刊之一《两年》，1944年10月10日。
[4]陈青生：《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期刊》，《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6页。
[5]杨光政：《一九四四年的中国文艺界》（上），《文友》第40期，1945年1月1日。
[6]陈青生：《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期刊》，《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7页。
[7]杨光政：《一九四四年的中国文艺界（上）》，《文友》第40期，1945年1月1日。
[8]杨寿清：《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文艺春秋》丛刊之一《两年》，1944年10月10日。
[9]［美］黄心村著，胡静译：《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其通俗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18页。
[10]萧阳、广群：《一个女作家的遭遇：记关露的一生》，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11]陈言：《抗战时期翻译文学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
[12]陈青生：《抗战时期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4期。
[13]邹素：《上海“孤岛”时期翻译文学特点及原因探究》，《外文研究》2016年第1期。
[14]由于报刊刊载的翻译作品太多，涉及作者、译者太多，这里只综述，具体刊载信息不一一罗列。
[15]《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纪实》，《申报月刊》1943年第9期，第134页。
[16]《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纪实》，《申报月刊》1943年第9期，第135页。
[17]《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纪实》，《申报月刊》1943年第9期，第137页。
[18]《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回沪欢迎会演讲》，《文协》1943年第1卷第1期，第26页。
[19]王向远：《“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日本对中国沦陷区文坛的干预渗透》，《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3期。
[20]王向远：《“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日本对中国沦陷区文坛的干预渗透》，《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3期。
[21]谢刚：《“文学者”与“文化人”》，《文友》1944年第12期，第3页。
[22]何干：《四点希望》，《文友》1944年第12期，第3页。
[23]吉士同：《牛步化的前导者》，《文友》1944年第12期，第6页。
[24]光震：《记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申报月刊》1944年第11期，第37—38页。
[25]张泉：《关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2期，第221页。
[26]光震：《记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申报月刊》1944年第11期，第39页。
[27]张泉：《关于“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2期，第219页。
[28]予且：《多工作少说话》，《文友》1944年第12期，第5页。
[29]陈言：《抗战时期翻译文学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
[30]《编后》，《新中国报·学艺》，1943年2月23日。
[31]《编后记》，《中华日报·中华副刊》，1943年11月7日。
[32]赵稀方：《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1—2页。
[33]鲁迅：《译者序》，《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
[34]林涛：《武者小路实笃在中国的翻译与接收》，《日本文学翻译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35]柳雨生：《可记的旧事》，《申报·自由谈》，1943年4月7日。
[36]以斋：《武者小路实笃印象》，《太平洋周报》第82期，1943年9月25日。
[37]武者小路实笃著，华岱译：《使命》，《大众》1月号，1944年1月。
[38]武者小路实笃著，未明译：《作者与恶魔》，《文友》第47、48期，1945年4—5月。
[39]董炳月：《1943：武者小路实笃的中国之旅》，《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40]武者小路实笃著，筱珊译：《为东洋文化》，《更生》1941年第12卷第5期。
[41]董炳月：《梦与梦之间——中国新文学作家与武者小路实笃的相遇》，《鲁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2期。
[42]武者小路实笃著，愈真译：《谈吸烟饮酒》，《申报月刊》第3卷第4期，第123页。
[43]王向远：《日本白桦派作家对鲁迅、周作人影响关系新辨》，《鲁迅研究月刊》1995年第1期。
[44]董炳月：《1943：武者小路实笃的中国之旅》，《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45]董炳月：《1943：武者小路实笃的中国之旅》，《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46]路易士：《夏天》，诗领土社1945年版，第19页。
[47]池上贞子：《岭南大学与日本诗人草野心平》，《现代中文文学学报》2005年第2期。
[48]草野心平：《点·线·天》，《草野心平全集8卷》，筑摩书房1982年版，第286页。
[49]杨伟：《昭和历史语境中的草野心平与中国》，《国外文学》2013年第4期。
[50]杨伟：《昭和历史语境中的草野心平与中国》，《国外文学》2013年第4期。
[51]池上贞子：《岭南大学与日本诗人草野心平》，《现代中文文学学报》2005年第2期。
[52]徐静波：《作家佐藤俊子的上海岁月》，《日语学习与研究》2015年第5期。
[53]陈多友编：《日本游沪派文学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
[54]王向远：《“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日本对中国沦陷区文坛的干预渗透》，《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3期。
[55]王向远：《“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56]王向远：《王向远著作集第3卷日本文学汉译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