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主要期刊
《大众》，1942年11月创刊，钱须弥主编，1945年7月出至第33期停刊。《大众》在创刊号中的《发刊献辞》中表示：“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之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的东西。”[1]《大众》创刊时，《申报》曾浓墨重彩地进行宣传。1942年11月8日本埠栏：“当代硕彦钱须弥氏创办之《大众》月刊，本月一日创刊后，不三日行销一空，本外埠经销处纷纷要求添书，即赶印再版，业于昨日出版发售。”[2]“最近出版的巨型月刊《大众》，更为出版界放出鲜艳的肥葩，网罗新旧作家，聚首一堂，庄谐杂陈，雅俗共赏，宜其洛阳纸贵，传诵一时。”“看了这本《大众》月刊，我们就可注意到编者对于‘大众’两字是很着重的，在一本不算薄的册子里面，确乎阳春白雪也有了，下里巴人也有了，借它发刊献辞里的两句话，就是它的确有时‘在十字街头说话’，有时则‘在象牙塔中清谈’。这样一来，多数人固然爱读，少数人一卷在握，也未尝不可细细把玩了。”[3]《大众》的主要作者有包天笑、吕伯攸、顾明道、张恨水、程小青、秦瘦鸥、徐卓呆、范烟桥、郑逸梅、程瞻庐、魏如晦（阿英）、芦焚、予且、顾仲彝、姚克、陈伯吹、张叶舟、谭惟瀚、谭正璧、丁谛、周楞伽、孙了红、钱公侠、周越然、陶亢德、柳雨生、文载道、苏青、周黎庵、马博良、王小逸、杨赫文等。刊登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散文随笔、传记、评论、研究等多种文学样式，其中，小说和散文随笔比重较大。长篇小说主要有包天笑的《拈花记》，张恨水的《京尘影事》《过渡时代》等。戏剧主要有姚克的《清宫怨》《七重天》《银海沧桑》，顾仲彝的《掌上珠》《三千金》《重见光明》《新妇》《朝露》以及谭正璧、马博良等的独幕话剧。《大众》是上海沦陷时期通俗文学的重要园地，因为注重“大众”，受到大众的欢迎，销售万份以上[4]。
《大众》非常注重翻译工作，这一点得到读者的肯定。“这一年中，翻译作品，真遭到空前的大劫，各杂志认为译文读来沉闷，而不肯登载，如今，《大众》能按期发表多篇翻译的小说、诗歌、剧本以及介绍世界名著，可说是可贵的了。”[5]“翻译这工作，对于中国无论哪一方面还是一件非常需要的事。经时济世的文章不谈，单谈文艺，我们也实在太需要翻译了，在《大众》里面，对于这一点似乎比时下各种杂志特别注意这点，不论诗歌，小说，戏剧，长篇，短篇，都有一个翻译，这是爱读翻译文章的记者所特别喜欢的地方，希望编者以后在这方面继续努力，不但保持原有地位，还要加以扩大才好！”[6]《大众》刊载的主要翻译作品如下：
俄国有托尔斯泰的《生之真谛》，屠格涅夫的《村长》，契诃夫的《罪愆》《农人们》；日本有武者小路实笃的《使命》，片冈铁兵的《父子母女》《兄妹》，丹羽文雄的《结婚》，菊池宽的《压迫》《窃盗》《极乐》《遗志》，吉田理的《鱼和中国菜》，横沟正史的《糙米饭夫人》，长川谷如是闲的《文化与自然》，藤泽恒夫的《求婚》；英国有D．H．劳伦斯的《战前的夜堤——施舍》《爱的狂飙》《蔡夫人》（即《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丁尼生的《新年之歌》，布莱克的《率真之占》，罗伯特·勃朗宁的《歌一首》，毛姆的《百晓先生》，沃尔特·兰多的《母亲，我无心看顾我的车轮》，查特利斯的《王冕的变幻》《难兄难弟》《晚宴》《须的引线》，和改写自哈代的《夺爱记》；法国有法朗士的《圣母眼中的江湖佬》，莫泊桑的《手》，都德的《一局弹子戏》；美国有桑德堡的《野草》，范达痕的《咖啡馆》，乔伊斯·基尔默的《树》，布思·塔金顿的《约会地点》；德国有歌德的《歌德长诗》；比利时有梅特林克的《有女遗言》《歌一首》等。
《大众》在《发刊献词》中声明“不谈政治”，为研究者所津津乐道，被当作客观事实或论据来展开论述，其中包括陈青生[7]（1995）、徐迺翔、黄万华[8]（1995），钱理群（1996）[9]，范伯群（2000）[10]，孔庆东（2009）[11]，李相银（2009）[12]，石晶晶[13]等学者。实际上，《大众》也刊载过政治倾向明显的文字、图片。1943年8月1日，日本“交还”上海租界。为此，《大众》8月号出了《交还上海租界特辑》，刊载《回忆上海租界》《上海租界沿革史》《上海地价物价考古》三篇纪念文章。在《交还上海租界特辑》中说：“上海的公共租界，百年以来是英美榨取中国的根据地。”“可是自从八月一日起，公共租界却由友邦日本自动的首先交还了。这是日本为了援助我国实现独立自主的夙愿，而实行交还我们的。这次战争爆发以后，英美势力被逐东亚境外。于是公共租界上的英美势力，也同时销声匿迹，日本既与我国为兄弟之邦，自然愿意协助我们解除一切的桎梏，而自动交还租界，乃成为必然的趋向。从本年一月九日以来，日本已经将她在华如天津，苏州等地的专管租界一一交还，又如北平使馆区域，以及鼓浪屿公共租界之行政权，也由日本交还我国，现在日本又将上海的公共租界毅然交还，足见日本对于中国相助的真诚意旨。”“八月一日是一个可以纪念的日子，我们一方面感谢友邦日本的好意，一方面庆贺我们主权之获得完整，为了这两重的意义，所以我们特地出了一个特辑，用以纪念这可贵的日子。”[14]此外，在本期封面还刊载一幅图片：《百年桎梏，一旦解除》。图片的内容为：中国在友邦日本的协助下，斩断了英美侵略的锁链。从文字到图片，具有明显的亲日、反英美倾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的殖民主义代替了英美的殖民主义。正如论者所说：“所谓租界的收回实质上是将所有的租界归并到日军的手下，日本的租界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扩大了实际面积。这些‘租界’都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势力范围。”[15]1944年1月《大众》1月号，刊登了华岱翻译武者小路实笃的《使命》，鼓吹大东亚战争的正义性，具有明显的亲日倾向。
《万象》，1941年7月创刊，1945年6月停刊。最初由陈蝶衣编辑，1943年5月第2年第11期起改由平襟亚编辑，1943年7月第3年第1期改由柯灵编辑，面貌发生较大变化，原来鸳鸯蝴蝶派色彩较重，变成以新文艺为主体。陈蝶衣主编期间，《万象》刊载作品以通俗文学为主兼纯文学，这时期主要作者有包天笑、顾明道、范烟桥、胡山源、予且、张恨水、吕伯攸、平襟亚、周瘦鹃、程小青、孙了红、徐卓呆、郑逸梅、谭正璧、周楞伽、王小逸、丁谛、文载道、罗洪、程育真、施济美、汤雪华、文宗三等。重要作品有徐卓呆的《李阿毛外传》，张恨水的《胭脂泪》，予且的《金凤影》《乳娘曲》《添妆记》，王小逸的《石榴红》，魏如晦（阿英）的《牛郎织女传》，李健吾的《云彩霞》，胡山源的《散花寺》，丁谛的《长江的夜潮》，罗洪的《晨》，孙了红的《血纸人》《三十三号屋》《一〇二》，冯蘅的《大学皇后》《镀金小姐》等。柯灵主编以后，《万象》刊载作品以纯文学为主兼通俗文学，通俗文学作家大多转移，从事新文学的作家汇集于此，主要有唐弢、王统照、丁玲、沈从文、端木蕻良、师陀、柯灵、迅雨（傅雷）、吴伯箫、李健吾、晓歌、沈寂、石琪、郑定文、匡沙等。刊载的重要作品有王统照的《双清》，唐弢的《海和它的子女们》《稻场上》《山村之夜》，丁玲的《幽居小简》，沈从文的《自滇池寄》，师陀的《荒野》《狩猎》《华寨村的来信》《说书人》《期待》《邮差先生》《李定国及其他》，李健吾的《蝶恋花》，吴伯箫的《漫谈〈大观园〉》《漫谈〈离婚〉》《热肠篇》《漫谈史剧》，晓歌的《愚人节》《永久的画像》《导演先生》《古昔的恋歌》《尝试》《嫩江之恋》《死囚》《骷髅杯》等。《万象》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组织开展“通俗文学运动”，刊发了陈蝶衣的《通俗文学运动》、丁谛的《通俗文学的定义》、危月燕的《从大众语说到通俗文学》、胡山源的《通俗文学的教育性》、予且的《通俗文学的写作》和文宗山的《通俗文艺与通俗戏剧》等六篇理论文章。《万象》首次为通俗文学正名，可谓中国文学史上的创举。《万象》是“唯一贯穿上海沦陷时期始终的文学期刊，也是始终与日伪无染的爱国文学期刊之一”，是“沦陷时期上海最重要的文学期刊”[16]。《万象》颇受读者欢迎，“销行最广”[17]，成为上海“最畅销的刊物，每月的发行额达3万册”[18]。上海沦陷时期，一位普通五金店员工的日记，记录了自己对万象的印象。1942年1月4日，“到利益书店借了两本《万象》（第一期、第二期）。回来看了几页，甚为满意。内中尤以《邵一梓传》（明季义民别传之一）最能使人感动。”[19]1942年1月12日，“晚上我到吕宋路利益书店去买《万象》，因我对《万象》一书实有无限的好感。”[20]1942年1月21日，“吃过了晚饭，拿了一本《万象》第四期到秀姐处想再调换一本。”[21]“向翠娥姐家借来了几本《万象》杂志，以便在空闲时候阅读，因为内中有很多好的资料，供我作参考。”[22]“近来我常常欢喜写中篇小说，大概是多看《万象》《春秋》等杂志的原因。今天我满心想写一篇比较短少精悍些，不想一动笔又写了十张作文纸。”[23]
《万象》刊载的翻译作品，苏联有高尔基的《夜店》（柯灵，师陀改编）；日本有上田广的《火树》，小泉八云的《蚂蚁世界》，水品春树的《夜店在日本》；英国有依伽·华雷斯的《红须客》《诗人警察》，奥斯汀的《验心术》，查特利斯的《一个被欺侮的女人》，W．亨脱的《谈喝茶》，介绍类文章有《关于福尔摩斯二三事》《福尔摩斯话匣》；法国有萨度的《祖国》，波里纳尔的《亚姆斯丹的水手》，乔治·杜哈曼的《勒沃的病房》，M．勒法耳的《无名岛》，Eugene Ganssen的《在死亡的海上》；美国有欧·亨利的《丑妇的面包》《入狱记》《最后的一叶》，霍桑的《青春之液》《三奇遇》，爱雷·奎宁的《希腊棺材》，米歇尔的《飘》（柯灵改编），亨利·詹姆斯的《猎象》，韦伯·密勒的《战争结束的一天》，该·皮亚士·钟士的《存者两人》，西奥多·罗斯福的《罗斯福猎象记》；匈牙利毛芮斯的《七个铜板》，和比利时梅特林克的《蜜蜂的生活》等。
《小说月报》，1940年10月由陆守伦创办，顾冷观主编，严独鹤为顾问，1944年11月出至第45期停刊。该刊在创刊号上表示，以“纯正”为原则，反对“空虚的、无聊的、低级趣味的文字”，目的是“要提供一种新鲜的食粮”，“希望能够贡献一点劫后文化的微力”[24]。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小说月报》继续出版。上海沦陷初期，上海的杂志界一片萧条，是《小说月报》“投下了文化曙星的微光”。该刊以刊载短、长篇小说为主，兼及诗歌、戏剧、散文随笔和翻译作品。主要作者有程小青、徐卓呆、顾明道、包天笑、张恨水、予且、秦瘦鸥、胡山源、谭惟瀚、谭正璧、周楞伽、吕伯攸、陈伯吹、杨绚霄、张叶舟、高穆、沈子成、施济美、汤雪华、程育真等。《小说月报》曾被人指为鸳鸯蝴蝶派，其实它“比过去的礼拜六为进步，而且正向着新文艺的创作方法发展”[25]。《小说月报》发表的通俗小说较多，但同时也刊登新文学作品、文学评论和文学史料等。《小说月报》刊载的主要翻译作品如下：(https://www.daowen.com)
俄国有托尔斯泰的《鞋匠马丁》《永远的流犯》《苏拉特镇上的咖啡馆》，安德烈夫的《拉查路斯》；英国有狄更斯的《梦里的星光》《焦炭市》，曼斯菲尔德的《一杯茶》，乔治·吉辛的《书癖》，詹姆斯·巴里的《丈夫的著作》，查特利斯的《怪旅店》；法国有雨果的《珍妮》，莫泊桑的《忏悔》，左拉的《卢贡家族的家运》，玛格丽德的《情死》；美国有欧·亨利的《阿霞小姐》《二十年后》，华盛顿·欧文的《莎翁的故事》，霍桑的《青春之液》，杰克·伦敦的《珠还合浦》，莱曼·弗兰克·鲍姆的童话《绿野仙踪》，毕格斯的《鹦鹉声》，范达痕的《赌窟奇案》；日本有昇曙梦的《莫斯科大火》；介绍类文章有《最近逝世的文学家都德》《再谈文学家都德》《漫谈华盛顿·欧文》《近代戏剧之父易卜生》和《果戈理和塔拉斯·布尔巴》等。
《春秋》，1943年8月创刊，陈蝶衣主编，1945年8月停刊，1946年4月复刊，由陈蝶衣和吴崇文共同主编，上海春秋出版社出版。《春秋》不仅坚持到抗战胜利，直到1949年3月才停刊，为上海沦陷时期创办发行时间最长的文学期刊。《春秋》以刊载通俗文学为主同时兼容纯文学。主要作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张恨水、胡山源、陈蝶衣、吕伯攸、谭正璧、胡山源、郑逸梅、沈寂、石琪、徐慧棠、文宗山、沈毓刚、施济美、汤雪华等。所载作品以小说、散文为多，也刊载一些现代文学史料、作家书信等。刊载的长篇小说有胡山源的《罔两》，文宗山的《古城星月夜》，张恨水的《世外群龙传》，韦茵的《天地心》等。《春秋》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刊载了许多非沦陷区作家的作品，其中很多是著名的新文学作家，包括茅盾、老舍、巴金、冰心、沈从文、何其芳、夏衍、梁宗岱、臧克家、穆木天、李金发、靳以、王西彦等。这与沦陷上海的其他文学期刊相比，具有特殊的意义。
《春秋》刊载的主要译作有英国查特利斯的《女首领》《惊人的决战》，俄国爱罗先珂的《失足之塔》，法国梵乐里的《春日小品》，戴尔·卡耐基的《苦出身的迭更斯》《医生作家—毛姆》；端木洪翻译的《国际列车》，罗薏翻译的《被毁灭了的家》，徐慧棠翻译的《巴黎之春》《争夺战中的西西里岛》，梅唯一翻译的《从莫斯科到基辅》，方晓蓝翻译的《纽芬兰海豹狩猎记》，华成璐翻译的《环球觅兽记》《环球独航记》《南极探险记》，艾筱芳翻译的《古城发掘记》，单庆舫翻译的《战时的苏联女性》，并刊有悼念罗曼·罗兰的文字。介绍类作品有《癫痫作家福楼拜》《罗斯福的总统生涯》《希特勒的一生》等。
《紫罗兰》，1925年12月创刊，周瘦鹃主编，1930年出至4卷96期停刊，被称为“中国第一本方形杂志”[26]。上海沦陷时期，爱好文艺的银都广告公司总经理林振浚，对二三十年代的《紫罗兰》印象极为深刻，委托周瘦鹃创办《紫罗兰》。《紫罗兰》于1943年4月创刊，1945年3月出至第18期停刊。该刊在创刊号中宣称：“本刊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文学与科学合流，小说与散文并重，趣味与意义兼顾，语体与文言齐收。”[27]作者主要有通俗文学老作家包括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秦瘦鸥、顾明道、郑逸梅、徐碧波、胡山源、朱瘦菊、徐卓呆、吕伯攸等和一批初登文坛的青年作家如施济美、程育真、汤雪华、俞绍明等。老作家的作品多为通俗文学，青年作家作品多为纯文学。连载于《紫罗兰》的长篇小说有周瘦鹃的《新秋海棠》、程小青的《龙虎斗》、胡山源的《龙女》和朱瘦菊的《金银花》。张爱玲的《沉香屑》引起了上海文坛的注意。《紫罗兰》“始终保持了政治上的清白和情文并茂的艺术特色”，“成为沦陷上海最主要的文学期刊之一”[28]。
《紫罗兰》刊登的译作主要有契诃夫的《打赌》，安德烈夫的《悬崖之上》，火野苇平的《菲岛作家——约瑟夫·曼》，斯特林堡的《片纸》；周瘦鹃翻译的《风和日丽之辰》，宋玲翻译的《美女乎？猛女乎》，高飞翻译的《淘金记》，郭敏之翻译的《三个工兵》，史野堂翻译的《盲人村》，邬尉廷翻译的《横渡大西洋》，幽素翻译的《历史上最惨的船灾》，徐一帆翻译的《希特勒的第一个恋人》等。
“五四”以来，“通俗文学一直被视为游离于新文学以外的文学形态”[29]，上海沦陷时期通俗文学得以发展兴盛，主要原因有四点：第一，通俗文学本身具有浓厚的商业文化性质，与政治不沾边，因而不会因时局的变动而大起大落。一批没有明显抗日色彩的通俗文学刊物得以生存发展，这为新老通俗文学作家提供了言说的空间。第二，上海沦陷时期，许多新文学作家有的离开上海，有的辍笔蛰居，有的遭受逮捕甚至杀害，导致新文学的相对沉寂，这也给通俗文学提供了发展的机遇。第三，通俗文学因其娱乐性消遣性，长期以来一直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适合茶余饭后阅览，受到市民的欢迎。第四，上海沦陷时期，许多通俗文学作家自身发生了新变化，加强同新文学作家的联系，自觉地向新文学学习。“与孤岛时期相比，更多通俗文学作家的创作出现新的风采，注重反映现实生活，注意刻画人物性格，有意探求形式革新，也积极追求励人上进、清新高尚的格调。”[30]
上海沦陷时期，在汉奸文学泛滥、新文学相对沉寂的情况下，通俗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谱写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发展史上最有光彩的一页”[31]。通俗文学期刊群为老牌通俗文学作家包天笑、范烟桥、吕伯攸、顾明道、徐卓呆、程小青、秦瘦鸥、周瘦鹃、张恨水、郑逸梅等提供了文学园地，也培育出张爱玲、苏青、谭惟瀚、谭正璧、丁谛、孙了红、郑定文、沈寂、石琪、郭朋等文坛新秀以及程育真、施济美、汤雪华、俞绍明、杨绣珍等东吴系女作家，同时也为新文学作家阿英、王统照、傅雷、唐弢、楼适夷、李健吾、师陀、柯灵、丁玲、沈从文、姚克、端木蕻良、施蛰存、吴伯箫等开辟了文学空间。正如论者所说：“在沦陷区的特殊环境中，此类刊物及其创作实际上已成为使民族文学血脉得以延续和生长的一个主要阵地，其历史功绩不可隐没。”[32]“这些杂志以通俗文学吸引读者，又积极加强了同新文学的联系，其创作或潜行民族正气，或寓有现实揭露，为上海沦陷时期民族文学的存在争得了一块新阵地。”[33]上海沦陷时期的通俗文学期刊群刊载了大量的通俗文学创作与翻译，其中，侦探小说翻译盛行，是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