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完全沦陷。然而，上海的文学没有“沦陷”，上海的翻译文学也没有“沦陷”。上海沦陷时期，由于文学创作的发表与出版受到日伪当局严密的拑制，许多作家学者转而从事文学翻译，“借石他山”或“借口说话”。翻译文学经过短暂的萧条、恢复后，呈一时之盛。由于政治局势和译者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审美趣味之间的复杂纠葛，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学呈现出丰富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丰富性体现在日本法西斯的残酷统治并未彻底阻断上海的外国文学翻译事业，也没有出现日本文学翻译一统天下的局面。翻译单行本方面，上海沦陷时期共出版翻译文学单行本71部，其中，翻译日本文学17部（第三章已论述），位居第一。日本文学之外，还有法国文学、俄苏文学、英美文学等。其中，法国文学16种，主要有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贺之才翻译的罗曼·罗兰戏剧丛刊7种，包括《群狼》《爱与死之赌》《丹东》《李柳丽》《圣路易》《哀尔帝》和《理智之胜利》。上海启明书局出版勒白伦的亚森罗平全集，包括《亚森罗苹与福尔摩斯》《在监狱中》《神秘的钟声》《移花接木》和《身后事》。俄苏文学15种，其中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芳信翻译的俄国名剧丛刊8种，包括《大雷雨》《下层》《钦差大臣》《黑暗之势力》《大学教授》《少校夫人》《樱桃园》和《新婚交响曲》，还有耿济之翻译高尔基的《俄罗斯浪游散记》，胡明翻译高尔基的《我的大学》，路阳翻译莱蒙托夫的《姆采里》，梅益翻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金人翻译波里亚柯夫的《从军日记》（又名《在敌人后方》）和时代社翻译格罗斯曼的《特烈勃林卡地狱》等。美国文学8种，主要有胡仲持翻译斯坦贝克的《月亮下去了》，扬启瑞翻译霍桑的《红字》，程小青翻译范达痕的《龙池惨剧》《花园枪声》和《咖啡馆》，史大俊翻译勃福朗特的《怪水手》。英国文学4种，主要有李岳南翻译雪莱、拜伦等的《小夜曲》，秦瘦鸥翻译华雷斯的《蓝手》和《蒙面人》，程小青翻译杞德烈斯的《神秘丈夫》。翻译单行本外，报纸、期刊上也刊载了大量的翻译作品，从国别来说主要有俄苏、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印度、意大利、朝鲜、比利时、挪威、丹麦、匈牙利等。从文体来看，有小说、戏剧、诗歌、报告文学、散文、传记、童话等等。
复杂性体现在多个方面。上海沦陷时期翻译的日本文学作品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倾向鲜明的作品，例如，岩田丰雄的《海军》、丹羽文雄的《海战》、德富苏峰的《必胜国民读本》、武者小路实笃的《使命》具有明显的法西斯倾向，宣扬大东亚战争，鼓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正义性。一类是不带政治倾向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和英国对日本宣战。英美与日本是交战国，属于敌对阵营，但是在沦陷区上海译自英美的文学作品并未中止，翻译的英美文学单行本共计12种。报刊上也刊载了大量译自英美的文学作品，译介的英国作家有莎士比亚、狄更斯、雪莱、拜伦、高尔斯华绥、萧伯纳、布莱克、彭斯、菲尔丁、毛姆、哈代、王尔德、丁尼生、蔓殊菲儿、D．H．劳伦斯、希尔顿等。译介的美国作家有惠特曼、朗费罗、欧·亨利、海明威、杰克·伦敦、华盛顿·欧文、玛格丽特·米切尔、霍桑、休士等。上海沦陷时期，译者翻译日本交战国英美的作品，在“大东亚共荣”和“大东亚文学”的殖民政策下，是对日伪统治者曲折而隐含的反抗，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与日本属于不同阵营，但由于1941年4月签过《苏日中立条约》，两国表面上维持着友好关系。因而在沦陷区上海，具有苏联背景的《时代》和《苏联文艺》得以存在，这两种期刊译介了大量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上海沦陷时期译介的作家有肖洛霍夫、西蒙诺夫、吉洪诺夫、柯涅楚克、阿·托尔斯泰、爱伦堡、苏尔科夫、列昂诺夫、格罗斯曼、卡泰耶夫、戈尔巴朵夫等。翻译反法西斯文学是沦陷区上海与国统区、解放区的相同之处，也是与其他沦陷区的最大不同，这是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的“奇迹”。
复杂性还体现在日本与苏联、英美分属于不同阵营，但是具有日伪背景的报刊也刊载了大量英美、苏联的作品，如《新中国报》《中华日报》《风雨谈》《杂志》等。
从政治立场来看，上海沦陷时期翻译的作品有法西斯文学，主要译自日本，如上文提到的《海军》《海战》《必胜国民读本》和《使命》等。也有反法西斯文学，主要有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波里亚柯夫的《从军日记》、格罗斯曼的《特烈勃林卡地狱》，《时代》和《苏联文艺》刊载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和译自美国斯坦贝克的《月亮下去了》。除了上述的法西斯与反法西斯文学作品，翻译更多的是不带政治色彩的文学作品，包括俄苏、欧美国家的经典名作以及侦探小说等。
与上海“孤岛”时期相比，上海沦陷时期的日本文学翻译所占比重要多，从第五位跃居到第一位。从横向来看，上海沦陷时期的日本文学翻译约占全国同期出版日本文学翻译作品的一半。但是从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文学多元系统来看，日本文学翻译一家独大的现象并没有出现，它与译自俄苏、欧美等国家的反法西斯文学、名家名作、侦探小说之间是众声喧哗、相互博弈的关系。
上海沦陷时期存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和文化群体，而作为外来思想资源的翻译便成为价值冲突与话语博弈的工具。“更为深入的研究，应该来自于对于这些文化群体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具体分析。”[1]上海沦陷时期的报刊有130种左右，根据刊物背景和政治倾向，大致分为三类：共产党背景的期刊、日伪背景的报刊和通俗文学期刊。这三种分类，只是大致的分类，一些刊物的背景非常复杂，存在有相互交错、渗透的情况。
地下党员关露奉命打入日伪背景的期刊《女声》杂志，地下党员袁殊、恽逸群、邱韵铎打入日伪背景的刊物《新中国报》和《杂志》。笔者认为，这两个刊物虽然有地下党的存在，但是起主导力量的还是日伪势力，因此不能视为共产党背景的刊物。在沦陷区上海，中共贯彻“勤学、勤业、交朋友”的文化策略方针，潜伏的地下党员不可能公开反抗，只能采取隐忍曲折的方式与日伪斗争。因此，外界很难了解《新中国报》《女声》《杂志》的真实情况。例如，当时，许多不明内幕的爱国作家不向《杂志》投稿，认为其为汉奸杂志，且不与《杂志》的作者队伍来往。1944年10月，地下党员恽逸群被日本宪兵以共产党嫌疑罪逮捕，备受酷刑，因无证据，于1945年6月获释，这也说明地下党员恽逸群潜伏的成功。
《时代》和《苏联文艺》可谓沦陷区上海的“特殊存在”，这两个刊物以“苏商”名义创办，但实际是地下党姜椿芳负责。《时代》和《苏联文艺》在沦陷区影响很大，受到上海市民的欢迎，但却遭到日伪的痛恨。据叶水夫回忆：“时代社自成立以来，工作人员就受到日伪的监视和迫害。盯梢、暗中拍照、通过保甲长了解我们的活动等，都是家常便饭。不时有人受到传讯或遭到逮捕，有人突然‘失踪’。”[2]对付时代出版社的负责人姜椿芳，日伪则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日本宪兵司令部的一个军曹名字叫中谷，与姜椿芳“交朋友”。据姜椿芳回忆：“中谷每隔一两天就来找我一次，或于清晨在我尚未起床之时，或在深夜当我已睡之时，有时在我吃饭时来找我。有一次他把我全家的人都拍了照……中谷曾给我送来过一瓶食油、几颗白菜和一些土豆，我以同样代价买烟卷送还他，还在家里请他吃过一顿饭。他请我去日军俱乐部吃过一次饭。我以为一去就不能回来了，事先告诉家里和时代社的人作了准备。但是那次并没有扣留我。”[3]此外，翻译家金人经常给《时代》和《苏联文艺》翻译稿子，1943年端午节，金人被日本宪兵逮捕，因为搜不到证据，无罪释放。
1945年，《六艺》第1—3期刊载了大量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但是《六艺》却是汉奸办的刊物。这里简要介绍一下刊物《六艺》，1945年2月创刊，出至第4期停刊，1946年2月复刊，3月停刊，共出6期，康丹主编，出版者史凌柏。据姜椿芳回忆：“1945年2月间，时代社译的苏联短篇小说，收买汉奸办的《六艺》杂志发表。”[4]1944年春，日伪当局借口外国人不能出版中文刊物，禁止《时代》和《苏联文艺》的出版。但是时代出版社并没有解散，而是继续翻译工作，因此积累了一大批稿子，通过《六艺》发表出来。《六艺》刊载的反法西斯文学作品有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性格》《卡佳》，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西蒙诺夫的《母与子》，马尔沙克的《新年之夜》，爱伦堡的《梅尔西埃将军》，维拉·英蓓尔的《她，那一双女人细心的手！》，拉甫列鸟夫的《老婆婆》《穿横条衬衫的死神》，别守明斯基的《近卫兵的故事》，伊里英可夫的《信》《战场上的故事》，柯席夫尼柯夫的《女坦克手》，绥甫琳娜的《绿缎带》，列夫·卡西尔《炮台上的兔子》等。1945年4月和5月，《苏联文艺》和《时代》先后复刊，继续刊载反法西斯文学作品，而《六艺》再也没有刊载反法西斯文学作品。
《万象》是上海沦陷时期通俗文学期刊的代表，创办于1941年7月，陈蝶衣主编，以通俗文学为主，兼载纯文学作品。1943年7月，柯灵接编《万象》，进行大力革新，以纯文学为主，兼通俗文学。作为孤岛时期因“鲁迅风”成名的新文学家，柯灵为什么要接编通俗文学期刊《万象》呢？多年后，他道出了自己当时的盘算：“一、这是独立的商业性杂志，在敌伪对新闻出版的严密控制下，享有相对的自由，还可以为抗战文化迂回曲折地做点工作，起点作用，对敌伪方面，可以说是一种无形的示威。二、还是出于对文学事业的爱好。《万象》原是侧重趣味的综合性期刊，我接编后，转移侧重点，加强文学性，希望‘五四’以来的进步文学运动，即使在外国侵略者的刀尖底下，也能够维系而不致中断。”[5]1944年夏，柯灵第一次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因抓不到什么把柄，一星期后释放。1945年6月，柯灵再次日本宪兵对逮捕，《万象》也随之停刊。
具有日伪背景的刊物也不是铁板一块。1943年5月，柳雨生主编的《风雨谈》（由日伪背景的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出版）第2期，以醒目的位置刊载了茅盾的《我的小学时代》。1943年8月，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在分会场讨论时，有人质问：“为什么柳雨生主编的杂志刊载重庆作家文章？”[6]此外，《风雨谈》也刊载不少英美国家，如雪莱、杰克·伦敦、海明威、D．H．劳伦斯等作家的作品。
上海沦陷时期的翻译文学表明，哪里有侵略，哪里就有反抗，哪怕是间接的、隐忍的反抗。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一直是中国文学文化的中心，也是翻译文学出版的中心，上海有着“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和“孤岛”时期爱国进步文学的深厚传统，这也成为沦陷上海翻译文学产生、发展的背景。日伪当局为了达到思想渗透和文化殖民的目的，以强权武力为背景，极力宣扬“大东亚共荣”“大东亚文学”，鼓吹日本文化优越论，贬低英美文化，但这一企图未能得到有效的贯彻。日本文学翻译在数量上看似占优势，热闹异常，但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文学翻译、文学交流有其自身的规律，以政治乃至战争干预文艺的图谋必然会失败。正如论者所说：“尽管侵略者试图在社会各领域建立殖民统治，然其主要精力则是忙于‘肃清’而非‘建立’，还未及在文化政策上建立起一套真正有效的‘格式化’机制。”[7]随着日本法西斯在军事上的逐渐失利，至1945年8月宣布无条件投降，上海的翻译文学又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二
上海沦陷时期，报刊成为译事发声的主要场域。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翻译、高尔基热、日本文学翻译畸形繁荣和侦探小说翻译盛行是上海沦陷时期报刊翻译文学的显著特点。
20世纪初，俄罗斯文学作品开始译介到中国。1917年“二月革命”，尤其是“十月革命”的爆发，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于俄国。我国与俄国的国情相似，俄国革命的成功让我国的启蒙先驱者获得极大的鼓舞。而且俄罗斯文学深沉的人道主义精神，也契合了五四时期我国新文学建设的需要，因而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被译介过来，出现了俄罗斯文学翻译热。20世纪三十年代苏联文学翻译得以兴盛，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推动。当时译介苏联文学，不仅仅是为了文学，根本目的是为了中国革命。抗战爆发后，苏联与国民党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国统区的最初几年，为了‘国际观瞻’，在某种程度上国民党还是把以往的明令严禁苏联的赤色文学，改为‘暗禁明不禁’，使苏联文学作品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8]这一时期翻译的主要是反映苏联十月革命与和平建设的作品。苏德战争爆发后，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苏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苏联的胜利就是中国的胜利，译介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作品也是一种抗日。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作品均有译介。解放区和国统区虽然意识形态有差异，但是民族战争使得译介外国文学作品时，都受到反法西斯战争这个主题的支配，翻译选择趋于接近。1941年4月，由于苏联和日本签订过中立条约，两国表面上维持着友好关系。因而在沦陷区上海，《时代》和《苏联文艺》得以存在，这是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少有的“绿洲”。这两种期刊译介了大量的苏联卫国战争文学作品，是中国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沦陷上海与国统区、解放区的相同之处，也是与抗战时期其他沦陷区的最大不同。《时代》历经“孤岛”时期、沦陷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可谓阅历丰富的长寿杂志。《苏联文艺》历经沦陷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这两本重要的期刊，蕴藏丰富，至今没有专门系统的研究，值得深入挖掘。而且可以与解放区延安的《解放日报》，国统区重庆的《中苏文化》《新华日报》进行对比研究。
1907年，高尔基的作品开始译介到中国。五四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热”，大量的俄国作品译介过来，但是高尔基并没有引起特别的关注。三十年代出现的“高尔基热”，是与中国革命，尤其是与中国左翼革命文学运动密切相关的。抗战爆发后，“高尔基热”开始降温。1941年，翻译高尔基的热潮逐渐恢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高尔基的作品在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均有译介，这一时期，高尔基被形塑成反法西斯战士，契合了国内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1942年至1947年，《时代》杂志开辟的《高尔基研究》副刊共出版30期，这在高尔基的译介史上，就是在整个中国翻译史上也是少见的，然而却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有的研究只是一笔带过[9]。本文只是初步探讨了《高尔基研究》抗战胜利前出版的15期，抗战胜利后出版的15期，或者从上海沦陷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高尔基研究》副刊的出版，都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研究。
1898年，《清议报》连载梁启超翻译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拉开了翻译日本文学的序幕。五四时期，出现了日本文学翻译热，日本许多流派的文学作品被译介过来，其中白桦派的作品翻译最多，影响最大。五四时期，时代的主旋律是“人的解放”和“个性的解放”。白桦派的人道主义、理想主义的文学，契合了五四时期我国新文化和新文学建设的需要。1920年代中期以后，五四新文学阵营出现思想分裂，文学观念趋向多元化，该时期的日本文学翻译也呈现出多元复杂的态势，日本左翼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唯美主义文学、新理智派和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均被译介过来。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由于民族感情的原因，国统区和解放区对日本文学的翻译数量很少，主要是日本的反战文学，或者是用来批判的，而在沦陷区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被译介过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沦陷区上海与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一样，译介了大量日本文学作品，包括为“大东亚战争”摇旗呐喊的作品和不带政治倾向的文学作品。后者虽然在数量上多于前者，但是无意中构成了文化殖民的一部分。沦陷上海日本文学翻译畸形繁荣的主要原因是由以武力为后盾的日伪当局的文化殖民和思想渗透造成的，同时也折射出部分本土知识分子的自我殖民心态，把现代性等同于日本性。
1896年，上海的《时务报》连载了张坤德翻译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案，这是侦探小说在中国最早的译介。自此以后，越来越多的侦探小说被译介过来。除了侦探小说本身的魅力之外，侦探小说契合了当时国人借助小说改良群治、启蒙思想的需求，出版商、译者、读者的共同作用促成了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的翻译热潮。“中国清末民初的文坛，翻译作品三分天下有其二。而在这些翻译作品中，侦探小说又占了三分之二。”[10]“五四”以来，大都市上海一直是侦探小说翻译出版的中心，出版机构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启明书局、春明书局、侦探小说社等。上海沦陷时期，由于日伪的残酷统治，汉奸文学泛滥，新文学相对沉寂，不具有政治倾向的通俗文学，尤其是侦探小说的创作与翻译得以发展兴盛。侦探小说翻译的盛行虽然无意中成为日伪粉饰太平的组成部分，但同时也是对汉奸文学的一种抗衡，对抵制汉奸文学具有积极的意义。上海沦陷时期，之所以侦探小说翻译盛行，是因为侦探小说的翻译出版契合了日伪当局、出版商、译者和读者的需求。侦探小说翻译盛行是沦陷区上海所特有的，区别于国统区、解放区以及其他沦陷区。
三
上海沦陷时期报刊翻译文学，取得了不容忽视的成绩。与北京、天津、南京、东北、华南等其他沦陷区相比，远胜一筹。就是与解放区延安，重庆、桂林、昆明等大后方相比，也毫不逊色。上海沦陷时期报刊翻译文学，内涵丰富，除了本文研究内容外，名家名作翻译也是一个显著的特点。就俄国古典文学作品来说，共产党背景期刊、日伪背景报刊和通俗文学期刊，均有译介。日伪背景的报刊和通俗文学期刊也译介了大量的欧美名家名作，这都有待进一步挖掘研究。
上海沦陷时期报刊翻译文学，可谓丰富多彩，特色鲜明。首先，政治性特别突出，既有法西斯文学翻译，也有反法西斯文学翻译。其次，虽然处于战时，但是没有放弃对文学性和艺术性的坚守，翻译了大量名家名作。同时，著译的侦探小说因其娱乐性、趣味性、大众性，为沦陷上海的市民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上海沦陷时期报刊翻译文学与抗战时期其他区域的翻译文学声息相通，遥相呼应，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而别树一帜，构成了抗战语境中一面独特而斑驳的风景。上海沦陷时期报刊翻译文学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缺少了这一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在时间的链条上是断裂的，在空间的版图上也是不完整的。上海沦陷时期报刊翻译文学理应纳入到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叙述中。
研究沦陷上海的翻译文学，自然会对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翻译文学研究有一些思考。就地域和性质而言，抗战时期的中国分为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和上海“孤岛”。与国统区、解放区、和上海“孤岛”的翻译文学研究相比，沦陷区翻译文学研究相对薄弱。现有的文学史、翻译史和翻译文学史均未设专门章节探讨沦陷区翻译文学，只有数量不多的期刊论文和学位论文。东北沦陷区翻译文学研究有高云球的《1932—1945：东北沦陷区翻译文学研究》，赵献涛的《东北沦陷区的翻译文学》。华北沦陷区翻译文学研究有付文慧、王恩冕的《北平沦陷时期翻译状况探讨》，赵献涛的《华北沦陷区的翻译文学》。华中沦陷区翻译文学研究有赵献涛的《日伪时期南京的翻译文学》和《上海沦陷时期的翻译文学》，曹辰波的《〈苏联文艺〉译介剧本述要》和《中国第一份苏俄文学译介专刊——〈苏联文艺〉编译理念概述》，朱佳宁的《〈苏联文艺〉译者笔名考述》和《中苏文化交流中的〈苏联文艺〉》。涉及沦陷区翻译文学研究的有陈言的《抗战时期翻译文学述论》，陈青生的《抗战时期上海的外国文学译介》，罗天、胡安江的《分割的权力 各异的翻译》等。
对深入沦陷区翻译文学研究的建议：一，扩大沦陷区研究范围。从区域来讲，现有的沦陷区翻译文学研究主要涉及东北沦陷区、华北沦陷区、华中沦陷区，没有涉及华南沦陷区。就华北沦陷区而言，只涉及北京，研究天津的很少。就华中沦陷区而言，只涉及上海、南京，而探讨武汉、南昌、江浙皖诸省的很少。二，加强报刊翻译文学研究。抗战时期，与国统区、解放区相比，沦陷区出版的翻译单行本较少，报刊成为译事发声的主要场域，但是目前对沦陷区报刊上的翻译文学研究较少，以后可以加强报刊翻译文学的个案研究，然后对某一沦陷区的报刊翻译文学进行整体系统地研究。三，加强共时研究。把沦陷区翻译文学作为中国抗战时期翻译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来把握，开展多层面的横向对比研究，从而认识沦陷区翻译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日本侵略者在伪满洲国、华北沦陷区和沦陷区上海的殖民统治政策和奴化宣传纲领是有差异的，因此可以作不同沦陷区之间的对比研究。也可以作沦陷区、解放区、国统区之间的对比研究，还可以将大陆沦陷区与香港、台湾沦陷区进行对比研究。此外，还可以做中国沦陷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他国家的沦陷区的对比研究，如沦陷巴黎（1940年6月—1944年8月，德国占领巴黎）。四，加强历时研究。日本侵华战争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分割为战前、战时和战后。三个时期的转换改变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的历史语境，对沦陷区翻译文学的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可以纵向比较沦陷区战前、战时和战后翻译文学的差异。抗战时期上海翻译文学更具特殊性，因为上海分为部分沦陷（“孤岛”）和完全沦陷。五，加强沦陷区文学创作与翻译互动关系的研究。现有的研究基本上是割裂的，要么只谈翻译，要么只谈创作。可以探讨翻译文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也可以探讨某个人的翻译与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六，增强跨学科意识，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翻译文学史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涉及文献学、翻译学、文学、历史学、语言学、文化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学科，因此可以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外语系、中文系、历史系等学科的研究者可以加强交流合作，扬长避短，相互借鉴，共同提高。七，加强国内外研究者的交流合作。沦陷区研究，既是中国抗战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陆、台港地区、日本、欧美等地的研究者可以加强交流合作，形成一种良好的互动研究格局，必将推动沦陷区翻译文学研究。
近年来，沦陷区文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等相继问世，但是这些成果均没有将翻译文学纳入框架中。沦陷区翻译文学蕴藏丰富，需要进一步深入挖掘研究，在扎实系统的个案研究基础上，一部《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翻译文学史》值得期待。
四
上海沦陷时期报刊翻译文学，是大都市上海在抗战岁月中的一种时代留影，也是外国文学译介者艺术良知和品行节操的一种历史记录。作为知识分子，做抗战时期的研究，自然会进行设身处地的思考，设想自己当时在沦陷区上海该选择何种生活方式，反思人在特殊复杂的历史语境中的遭际抉择，这对当下的我们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上海完全沦陷后，有一批知识分子离开，其他的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离开。在日本法西斯和汪伪的残酷统治下，留沪的知识分子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如何生存。面对民族大义和个人生存的严峻考验，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但同时，他们又是自由的，可以选择自己要走的道路。有的做地下工作，有的直接反抗，有的间接反抗，有的合作，更多的处于灰色地带。对外国文学译介者来说，同样面临这样的选择，他们的翻译选择，体现了他们的立场。有的译者选择翻译反法西斯文学作品，这是一种间接的抗日，这些译者克服了种种困难，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翻译工作，对于他们的研究，也是对于他们立场的致敬。有的译者选择翻译名家名作，有的译者选择翻译通俗文学作品，这都给沦陷上海的市民提供了重要的精神食粮。
但是对从事日本文学的译介者，需要具体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许多日本作家被绑上“大东亚战争”的战车。许多作家“转向”，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鼓吹者，比如武者小路实笃。现在，作为研究者，我们如果专门研究武者小路实笃，会对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如果没有专门的研究，不一定知道他后边的“转向”。战时的日本作家被高度“国民化”，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都被纳入战时文化体制，绝大部分作家加入日本文学报国会，成为法西斯宣传的工具。日本作家大都“忠于”自己的国家，体现了一种民族认同、身份认同。在强大的军国意识形态面前，日本作家自由选择的余地很少。因此，我们不能一味批判这些作家的“堕落”，应该努力把握战时日本作家思想与创作的全貌，深入分析这些作家“堕落”、“转向”的复杂因素，批判其背后的军国主义思想。
同样，回到上海沦陷时期，当时的普通译者是否会对武者小路实笃有全面的认识呢？一个普通译者为了生存，翻译了武者小路实笃带有政治倾向的作品，该如何看待？翻译了不带政治倾向的日本文学作品，该如何看待？如果译者翻译了很多不带政治倾向的日本文学作品，该如何看待？如果很多译者翻译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又该如何看待呢？(https://www.daowen.com)
“汉奸”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定性词语，因此需要慎用。“仅仅因为某个作家与一份上海合作主义政府所支持并积极参与的杂志发生了联系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作家自身在这一时期的文化活动也就应当贴上了某种合作形式的标签。”[11]同样，不能说一个作者、译者在日伪背景的报刊上发表了作品，翻译了日本军国主义鼓吹者的作品，就是“汉奸”，或者参加了“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就定性为“汉奸”。正如论者所说：“在抗战刚刚结束的年月，以是否在同敌伪有染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作尺度来衡量作家的忠奸曲直，其中包含的强烈民族意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今天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应该指出，当时作家同各种背景复杂的刊物发生关系，本身有着复杂的情形。”[12]这段话，同样适用于沦陷区的翻译工作者。“让历史行动远离被民族主义情绪束缚的假想，或者远离使其老掉牙的道德预设，使事件退回到无法预料的不确定状态。”[13]让我们看一下上海沦陷时期一普通市民的真实生活：
二十日（1942年4月20日——引者注）的恐怖事件发生后，东至广西路，南至四马路，西至虞洽乡路，北至二马路，方方的一块，俱被封锁。我因欲一看究竟，所以读书去时沿虞洽乡路而走。路上遇见从前源丰五金号的张启云先生，据他说皇后大戏院被封进约有五百人之多，并未放出，也不准他人递食物进去，因此俱各挨饿，妇孺们正在哭泣。我听了之后，不觉怒气填胸，恨不得把这万恶的鬼子一个个地碎尸万段，以出我胸中之气。想人类本是富于同情的动物，但是这残忍的鬼子竟使出这样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的同胞，看着他们挨饿、惨号，竟是毫无恻隐之心，难道要把他们活活地饿死吗？由此可见国家的重要，人民一旦失去了国家的保护，就会遭到这惨无人道的待遇，国家的强弱对于人民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啊！然而国家的强盛也必须要人民的努力，每一个人民必须负一分子的责任，这是无可推诿的事。我现在很希望有人能使我得到替国家服务的机会，那我就感激万分，虽然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拒的。[14]
这是上海沦陷时期一位年龄刚刚19岁的五金店员工的日记，记录了作者当时的所见、所思、所想。他谈到了国家与个人的密切关系，同时希望能够有机会为国家服务。想必，当时很多普通市民都会有这样的想法。然而，在当时的沦陷区上海，各种政治力量错综复杂，明处有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暗处有共产党和国民党。有政党背景的知识分子，会做出相应的选择。作为没有政党背景的普通市民和知识分子，身处异族的残酷统治之下，他们该如何选择？又能如何选择呢？因此，我们应该考虑历史的复杂性，考虑复杂历史语境下人的复杂性，既要深入历史之中，又要超然于历史之外，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能轻易做定性的结论，不能简单地贴标签。
五
本书借鉴文献学的视角，在爬梳原始期刊《时代》和《苏联文艺》的过程中，发现了许多新史料，考证发现了姜椿芳的笔名10个，佚文33篇，均未收入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姜椿芳文集》。考证发现了陈冰夷的笔名10个，佚文11篇。金人笔名1个，叶水夫笔名6个，许磊然笔名3个。此外，通过对上海沦陷时期出版的翻译文学作品的搜集、考证，整理出《上海沦陷时期出版译著目录》（见附录2）。通过对上海沦陷时期报刊翻译文献的整理和研究，笔者对翻译文献学有初步的思考。
“文献学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也是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翻译史作为一门专科学术史，当然也应以翻译文献为基础。”[15]我国第一本以“文献学”命名的文献学著作是1928年郑鹤声、郑鹤春编纂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该书最早注意到翻译在文献学系统中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文献学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然后很少有论著将翻译纳入文献学的体系之中。1989年，邹振环先生最早提出“翻译文献”的概念：“翻译文献是指在不变更所蕴含意义的前提下，把一种语言文字换易成另一种语言文字所形成的典籍。它是中国历史文献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时间距离上讲，有把古代汉语换易成现代汉语所形成的翻译文献；从空间距离上讲，有把域外语言文字换易成本土语言文字所形成的翻译文献。”[16]这里，邹振环先生提出两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第一，翻译文献是中国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把翻译分成两类：语言内部的翻译和语言之间的翻译。这与罗曼·雅各布森所说的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可谓异曲同工。现在看来，这两个观点可能没有什么惊人之处，但是回溯到30年前，其意义非同一般。
国内，邹振环先生最早提出“翻译文献学”的概念。2011年，邹振环先生在其论文《西学汉译文献与中国翻译史研究》中指出：“一门成熟的学科，需要有相对稳定的专题文献学作为自身学科的支撑。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翻译史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然作为学科支撑的翻译文献学却很少有人关注。”[17]该文以西学汉译文献为主要讨论对象，探讨了西学汉译版本、西学汉译校勘和西学汉译目录学问题，可以说是国内第一篇系统探讨翻译文献学的文章，其拓荒意义毋庸置疑。
中国是翻译大国，有着三千多年的翻译历史[18]。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文学等方面的交流中，翻译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管外译中，还是中译外，都产生了数量巨大、丰富多样的翻译文献。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翻译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从马祖毅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初版），陈玉刚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初版），到2006年，马祖毅等的《中国翻译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的问世，再到新世纪的2017年，邹振环的《20世纪中国翻译史学史》（中西书局2017年初版）的出版。可以说，三十年来，中国的翻译史研究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然而作为学科支撑的翻译文献学却没有得到学界应用的重视。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2014年，徐鹏绪借鉴中国古典文献学和西方现代文献学，推出中国现代文献学的集成之作[19]——《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中国虽有三千年的翻译史，但是中国的翻译史研究时间却不长。据研究者，我国最早的翻译史研究是1880年傅兰雅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20]。这样算来，我国的翻译史研究也将近140年了。作为学科支撑的翻译文献学，也该提上议程了。
文献学，在中文系叫做古典文献学，在历史系叫做历史文献学，相关研究成果丰硕。因此，翻译文献学完全可以借鉴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以及国外文献学的研究成果，探讨翻译目录、翻译版本、翻译校勘、翻译注释、翻译辑佚、翻译辨伪等。
探索翻译文献学，是基于上海沦陷时期报刊翻译文学研究的启发。建构翻译文献学，也是笔者将来长期努力不懈的方向。
【注释】
[1]赵稀方：《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新时期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2]叶水夫：《椿芳在沪二三事》，《文化灵苗播种人：回忆姜椿芳》，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
[3]《姜椿芳年表》，《姜椿芳文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
[4]《姜椿芳年表》，《姜椿芳文集》第一卷，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5]姚芳藻：《柯灵传》，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8页。
[6]王向远：《“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与日本对中国沦陷区文坛的干预渗透》，《新文学史料》2000年第3期。
[7]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514页。
[8]李今：《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三四十年代·俄苏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89—90页。
[9]谢天振、查明建主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14页。
[10]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585页。
[11]［美］黄心村著，胡静译：《乱世书写：张爱玲与沦陷时期上海文学及通俗文化》，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1页。
[12]徐迺翔、黄万华：《前言》，《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13]［加］卜正民著，潘敏译：《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85页。
[14]颜滨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8页。
[15]邹振环：《西学汉译文献与中国翻译史研究》，《东方翻译》2011年第4期。
[16]邹振环：《翻译文献在历史文选中的地位》，《中国历史文选教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页。
[17]邹振环：《西学汉译文献与中国翻译史研究》，《东方翻译》2011年第4期。
[18]马祖毅等：《中国翻译通史 古代部分全1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9]刘跃进：《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的集成之作》，《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20]文军主编：《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回眸：1880—2005中国翻译史研究论文、论著索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