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小说翻译盛行
侦探小说，是西方通俗小说的一个品种。美国作家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首开侦探小说的先声，被誉为侦探小说的鼻祖。1841年，爱伦·坡发表第一篇侦探小说《莫格街谋杀案》。其后，经过柯南道尔、克里斯蒂、柯林斯、勒白朗、奎宁等作家的不懈努力，“侦探小说已不再是一种仅供读者消遣的通俗读物，而是作为一种雅俗共赏的文类跻身于文学经典之林，并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吸引了现代世界的广大读者”[34]。我国创作了数量可观的公案小说，但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侦探小说。正如程小青所说，这些公案小说“虽已粗具侦探小说的雏形，但它的内容不合科学原理，结果往往侈述武侠和掺杂神怪。这当然也不能算是纯粹的侦探小说”[35]。因此，在中国，侦探小说是典型的舶来品。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要追溯到1896年，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刊登了张坤德翻译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小说：《英包探勘察密约案》《记伛者复仇事》《继父诳女破案》和《呵尔唔斯缉案被戕》，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呵尔唔斯，即福尔摩斯。张坤德对柯南道尔的译介比日本译介柯南道尔作品的时间要早三年。《时务报》是当时影响力很大的刊物，柯南道尔的侦探小说译文在上面刊登，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传播，无疑具有积极的影响。1899年，《时务报》刊登的这四篇作品与《英国包探访喀迭医生奇案》，收入《新译包探案》由上海素隐书屋出版，这是侦探小说最早的中译单行本。自此以后，国人对侦探小说开始产生了兴趣，越来越多的侦探小说被译介过来，同时也催生了中国式的侦探小说。
上海沦陷时期译介了大量的侦探小说，译介的作家主要有依伽·华雷斯、查特利斯、范达痕、勒白朗、奥斯汀、毕格斯、奎宁、勃福朗特等，这里只探讨对依伽·华雷斯、查特利斯和范达痕的译介。
1．依伽·华雷斯（Edgar Wallace，1874—1932），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目前学界对依伽·华雷斯的研究很少。国内最早介绍依伽·华雷斯的刊物是《青春月刊》。1929年10月，《青春月刊》第1期刊载介绍依伽·华雷斯的文字：“华雷斯（Edgar Wallace）是英吉利近代的大作家，他的作品是富于神龙的恐怖，强烈的刺激，曲折百出通俗小说中他是较柯南道尔更有价值，因此金元国家的美国人甚至说每四册出版物中即有一册是华雷斯的著作。”[36]国内，最早翻译依伽·华雷斯作品的是秦瘦鸥。1933年10月，上海雪茵书局出版秦瘦鸥翻译的《四义士》，这是依伽·华雷斯的第一部侦探小说，也是其作品的第一部中译本。1937年，《旅行杂志》连载秦瘦鸥翻译的《幽屋血案》，后由上海春江书局出版，初版年月不详，1941年2月再版。1937年7月，《旅行杂志》第11卷第7号刊登秦瘦鸥翻译的《不义之财》。1939年，《旅行杂志》连载秦瘦鸥翻译的《天网恢恢》，后由上海春江书局出版，初版年月不详，1941年3月三版。1941年，秦瘦鸥翻译的《泰山岛》由上海春江书局出版。
1939年7月，《永安月刊》第3期刊载了秦瘦鸥的《悼念我的老师依茄·华雷斯先生》，对依茄·华雷斯有比较详细的介绍。依茄·华雷斯出身贫苦，曾被他的母亲遗弃，“在极度孤苦的岁月中，挨饿，挨冷，不受教育，做苦工，卖报，学排字，甚至在轮船上当小火夫，勉强长大成人，只有后来当‘勤务兵’的几年工夫，使他才有机会看一些书。然而这个惊人的天才，竟绝不因‘后天失调’的缘故，就此埋没，反像冬天的梅花一样，越冷越有精神。”[37]写诗是依茄·华雷斯踏入文坛的第一个阶段，后来给报纸做过通讯员，再后来开始写小说。第一部侦探小说是《四义士》，结果是一败涂地。依茄·华雷斯没有灰心，在自己的努力和别人的帮助下，终于成功。1930年，秦瘦鸥曾写信给依茄·华雷斯说：“你能够不用寻常写侦探小说的手法来写侦探小说，这是你的大成功。”他回信说，他写那些刺激紧张的小说的动机，不仅仅是要读者感觉刺激。依茄·华雷斯谈到了写侦探小说的深层动机：“我是要告诉全世界的人，犯罪的行为是在怎样的一种社会环境中鼓励起来的；换句话说，好好的人为什么要犯罪，这是自有其必然的社会因素的。所以要消弭一切罪恶，这不仅是法律问题，而是最迫切的社会问题。”1932年，依茄·华雷斯在美国去世。“当遗体运回英国时，不仅船上悬挂半旗，就是停泊在桑善墩港里的那些军舰，也一律为他下旗致敬。去世的文艺家中受到这种容典的恐怕很少吧？”由此可见，依茄·华雷斯的影响力。
1941年1月至1942年12月，《旅行杂志》连载秦瘦鸥翻译依茄·华雷斯的《蒙面人》。在《译序》中，秦瘦鸥说：“因为编者一再的鼓励，和读者诸多方面的赞许，使我又开始在这里译述我心目中的老师依伽·华雷斯先生的杰作《蒙面人》了。他老人家的遗著，经我介绍给国人的（到现在为止，似乎还没有第二个人介绍过），这是第七篇。这一篇的名称，似乎不大好，觉得太陈旧一些；因为我们用常识来判断，处于现在这个时代里，脸上罩着面具出来做强盗的人，恐怕实在很难找吧！而且也太‘影片化’了！然而华雷斯先生的作品，要是真像如此平凡的话，也不成其为华雷斯了！所以我敢给读者保证，本书的情节，真像他其他的著作一样的曲折，一样的精彩，一样的合理；所多的，不过是其中有一位先生的脸上，有时罩着一个面具而已。”[38]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秦瘦鸥是国内依伽·华雷斯的主要译介者，其翻译作品受到读者的欢迎。同时还可以看出《译序》的重要引导作用，即对所译作品“‘积极意义’的彰扬和对于‘消极意义’的限制”[39]。1942年，《蒙面人》由上海春江书局出版。
1941年3月—12月，《社会日报》连载秦瘦鸥翻译依伽·华雷斯的《蓝手》。译者有一段开场白：“我欢喜依伽·华雷斯的写作，就为他所写的侦探小说虽然曲折离奇，而仍能忠于现实，并且决不是存心想写侦探小说而写的。实际上，他的作品到是十十足足的社会小说，经他所描写出来的人和事，无不和现社会的情况相吻合，你闭上眼睛，就会觉得完全像真的一样。他去世已有六七年了，但在欧美和日本，他的盛名却还在许多未死的作家以上，我不但欢喜他，而且崇拜他，自认是他的私淑弟子；所以当我翻译他的作品的时候，委实是一直很用心的，至少可以说并不大意。”[40]1942年9月，《蓝手》结集由上海春江书局出版。1941年7月，《万象》第1卷第1期刊载胡梯维翻译依伽·华雷斯的《红须客》。1942年5—7月，《万象十日刊》连载胡梯维翻译依伽·华雷斯的《黑衣人》，后来结集由中央书店出版。1943年4月，《万象》第2卷第10期刊载著名反侦探小说家孙了红翻译依伽·华雷斯的《诗人警察》。1943年4月—12月，《风雨谈》连载秦瘦鸥翻译的《依伽·华雷斯自传》。秦瘦鸥在《译者致词》中说：
写侦探小说，往往容易流入神奇的境界，但华雷斯先生的作品，倒还不会有过这种失败；他从来不用寻常写侦探小说的手法来写侦探小说，他所注重的是社会病态的暴露和某种特殊性格的刻画，有些人物简直给他描绘得比真的人还要生动，例如《万事通》中的万事通，《幽屋血案》中的伏次先生，都可以使我们闭上了眼，好像还可以看见他们一样。
十数年前的一个圣诞节，我的老朋友艾国藩先生送给了我四部华雷斯的作品，使我在拜读之后，便成了“华雷斯迷”，不但每年要给《旅行杂志》翻译一个长篇，而且还和他通信，还自认为我是他的“私淑弟子”；到现在，甚至我必须承认，假使我的写作稍有些微进步的话，也都是受了常读华雷斯先生的大作底益处！
先生去世前两年，曾经送给我一册他所写的《自传》——这是我毕生最宝贵的一本书。
看了他的自传，使我格外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虽然我也不能为他掩饰，这自传里不免有许多“文过饰非”或“自称自赞”的文字，但他从一个失学的苦孩子，努力奋斗，不屈不挠，才得爬上文学家底宝座的事实，却是绝对不会有一分虚伪的。每次当我逢到什么挫折，或刺激的时候，总得把这一册可贵的杰作取出来，重复读一遍，作为一种兴奋剂，藉以加强自己的毅力和勇气。
深信这一部充满着刻苦、辛酸、挣扎、奋斗的事迹的传记，对于目前还在苦难中生活着的数千万中国青年必有相当的帮助，——至少可以鼓励得他们更乐观一些——因此忘掉了自己的译笔的丑劣，特地将它译出。从这一期起，陆续在本刊发表。[41]
综上所述，国内译介依伽·华雷斯最多的是秦瘦鸥。秦瘦鸥何许人也？秦瘦鸥（1908—1993），作家，翻译家。1926年开始发表作品，创作有《秋海棠》《梅宝》《孽海花》《危城记》《晚霞集》等。译著有《瀛台泣血记》《茶花女》《御香缥缈录》等。1941年1月至1942年2月，《秋海棠》在《申报·春秋》连载后，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1942年7月，由上海金城图书公司出版单行本。11月，申曲《秋海棠》上演，共演41场，破申曲历史记录。同年12月24日，《秋海棠》改编为话剧搬上舞台，“至1943年5月9日落幕，共演200余场，观众18万，创历史最高纪录”[42]，被称为“民国第一悲情戏”。1943年6月，张爱玲撰文谈到《秋海棠》的话剧演出：“还从来没有一出戏像《秋海棠》那样激动了死水一潭的上海滩，这是一出带有感伤情调的情节剧，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以来一直在卡尔登大戏院上演。大多数观众一而再，再而三地观看这出剧，以致能背诵台词，知道演员要说些什么。”[43]《秋海棠》后来改编成电影，卖座又打破纪录。《秋海棠》成为上海沦陷时期轰动一时的作品，还被译成日文。“秦瘦鸥著长篇小说《秋海棠》，已由中野狄水译成日文，连载于日文《上海》杂志，永田勉作插图。”[44]1943年4月，《大众》4月号，刊载《秋海棠画传》。而且，商家还推出了“秋海棠”牌香烟，也颇为畅销。受秦瘦鸥《秋海棠》的影响，周瘦鹃推出续作《新秋海棠》连载于《紫罗兰》，也颇受欢迎。
长期以来，秦瘦鸥被视为“鸳鸯蝴蝶派”作家，然而，细读《秋海棠》等作品，会发现“充溢在字里行间的，始终是一种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思及对战乱中小人物命运的深沉思索”[45]。《秋海棠》的主人公为男扮女装演员吴钧，艺名为秋海棠。1944年，秦瘦鸥在桂林版《秋海棠》中，对这个艺名的缘由作了交代：“中国的地形，整个儿连起来，恰像一片秋海棠的叶子，而日本等侵略国家，便像专吃海棠叶的毛虫，有的已在叶的边上咬去了一块，有的还在叶的中央吞噬着。假使再不把这些毛虫驱开，这片海棠叶就得给它们啮尽了。”[46]由此可见，战时的通俗文学作家秦瘦鸥拥有强烈的爱国意识。
作为译者，秦瘦鸥是“华雷斯迷”，非常崇拜依伽·华雷斯，自称是他的“私淑弟子”。那么秦瘦鸥为什么选择译介依伽·华雷斯的作品呢？笔者认为有三点：第一，依伽·华雷斯创作侦探小说的动机是探讨犯罪如何产生的，是什么社会因素导致的。消灭犯罪，不仅仅是法律问题，而且也是迫切的社会问题。依伽·华雷斯的小说“忠于现实”，是“十十足足的社会小说”。第二，依伽·华雷斯侦探小说的特色，是“不用寻常写侦探小说的手法来写侦探小说，他所注重的是社会病态的暴露和某种特殊性格的刻画”；第三，依伽·华雷斯出身贫寒，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克服种种困难，终获成功。这对日伪残酷统治下的秦瘦鸥和千百万的中国青年都是莫大的鼓舞。以上三点，正是战时的秦瘦鸥所看重的。从秦瘦鸥对依伽·华雷斯的译介，可以看出通俗文学作家秦瘦鸥的现实关怀。秦瘦鸥以《秋海棠》闻名上海滩，相信他的译介作品对沦陷上海的市民也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2．查特利斯（Leslie Charteris，1907—1993），英国著名侦探小说家，民国时译为杞德烈斯。1907年生于新加坡，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其主要作品为侦探小说，代表作为西蒙·坦普勒（Simon Templar），即《圣徒奇案》（The Saint）。1926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不久辍学。1928年，小说《遇见老虎》出版，角色“圣徒”出场，受到读者的欢迎。1940年代，圣徒系列改编成电影，在美国好莱坞获得成功。《圣徒奇案》系列有近一百部，在世界侦探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目前学界对查特利斯的研究很少。最早将查特利斯译介到中国的是程小青。1930年，《上海生活》连载程小青翻译的《神秘丈夫》，后来结集成为单行本，初版年月不详。1930年，《上海生活》连载程小青翻译的《窝赃大王》，1937年结集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41年，《上海生活》连载程小青翻译的《假警士》。
上海沦陷时期，查特利斯的《圣徒奇案》作品被大量译介过来，译者均为程小青：
1943年8月—1944年8月，《女首领》载《春秋》第1卷第1期至第9期。
1943年9月—10月，《王冕的变幻》载《大众》9—10月号。
1943年11—12月，《摩登奴隶》载《大众》11—12月号。
1944年1月，《难兄难弟》载《大众》1月号。
1944年2月，《晚宴》载《大众》2月号。
1944年2月，《一个被欺侮的女人》载《万象》第3卷第8期。
1944年4月—11月，《怪旅店》载《小说月报》第40期至45期。
1944年9月，《须的引线》载《大众》9月号。
1944年10月至1945年6月，《惊人的决战》载《春秋》1卷10期至2卷6期。
此外，1943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程小青翻译的《神秘丈夫》。
关于《圣徒奇案》中的“圣徒”，1943年9月，程小青在翻译《王冕的变幻》的《引言》中，做过详细的介绍：
圣徒The saint的原名叫西门·田丕烈，是英国名作家雷司利·杞德烈斯（Leslie Charteris）笔下的一个出奇人物。他是一个幽默倜傥而有充分活力的青年。他有着钢铁一般的神经，又有超轶常人的智慧。因着他怀有一颗崇高的赤心，和一种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他的活动的对象，都是那些社会上蒙着假面具的巨憝豪滑和一班诈诡险恶的所谓“地下群”。圣徒是极富正义感的，眼见社会间的那班狡诈分子，干着种种损人利己的不法事情，而因着他们的巧避闪躲，疏稀的法网往往奈何他们不得，他就挺身而出，施展他的勇敢而巧妙的身手，弥补社会间的不平的缺陷，因而造成了许多惊心动魄的冒险纪录。他不是侦探，而干着侦探的工作；同时他又和侦探们例如稽查长梯尔——处于对立的地位。他在法律的轨道上行动，但他自身又不受呆板的法律条文所拘束。所以从他的行径上估量，类乎我国的所谓游侠一流。即在原著者的本意，也把他称为“现代的罗宾汉”（The Modern Robin Hood）。
关于圣徒的小说是相当丰富的，但大半是长篇和中篇。笔者译过他的中篇《赤练蛇》《假警士》《窝藏大王》《神秘丈夫》四种，已由世界书局刊印单本，颇博一般爱好的读者们的好评。这是他的短篇之一，情节很诡奇，在没有终篇之前，似乎不容易猜测它的结局。我不知道读者们的见解怎样。[47]
从《引言》中，可以看出，圣徒在程小青眼中是一个“出奇人物”：幽默倜傥，富有活力，聪慧过人，意志坚强，百折不挠，伸张正义，打抱不平，类似于中国的游侠。“游侠作为一种潜在的欲望或情怀，在好多人心里面都蕴藏着，只不过表现形态不一样而已。”“浪迹天涯的侠客，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超越，或者说是对于平庸的世俗的日常生活的批判。”“游侠更带有反叛性，也更多地寄托了文人的想象与情怀。千百年来，游侠理想及游侠形象被高度文学化了，变成一个象征性符号，代表了文人对于日常生活的超越。”[48]游侠是很多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偶像，程小青把圣徒解读为中国的游侠，有益于中国读者对圣徒的接受，是对沦陷区广大市民精神上的慰藉，同时隐约中透露出对日伪当局的反抗意识。
3．范达痕（S．S．Van Dine，1888—1939），本名危拉德·赖特（Willard H．Wright），美国侦探小说家，对文学、哲学、美学都有深入的研究。范达痕从事侦探小说写作的动机很有趣。一次，他因病住院，需要静养一段时间，为了打发时间，他购买了大量的世界著名侦探小说。最初，他对侦探小说抱有成见，认为侦探小说就是用来娱乐消遣的，没有多大价值。然而当他出院的时候，他改变了成见，并深感惭愧，认为侦探小说在文艺领域中自有其独立的范畴和重要的价值，于是范达痕的侦探小说创作生涯开始了，其代表作为《斐洛凡士探案》。范达痕的作品“风靡一时，因为它的斐洛凡士探案，细腻紧凑，玄妙的相像，生动的描写，足以出人头地，并且他的文笔又非常优美，除了处处都合科学的原理以外，又把最新流行的行为心理学和美学等等，引用进去。因此，他的作品委实有后来居上之趋势，同时使一般人对于侦探小说的歧视的成见，也消灭了不少。所以，范达痕——他的真名叫做卫拉特赖哀脱——在侦探小说界上，真可算是一位继先开后的元勋”[49]。
目前学界对范达痕译介的研究很少。最早将范达痕介绍到中国的是程小青。1931年，程小青翻译范达痕选辑的《世界名家侦探小说集》，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1932年7月，程小青翻译范达痕的第一部侦探小说《贝森血案》（斐洛凡士探案1），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2年9月，程小青翻译范达痕的《金丝雀》（斐洛凡士探案2），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2年11月，程小青翻译范达痕的《姊妹花》（斐洛凡士探案3），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3年6月，程小青翻译范达痕的《黑棋子》（斐洛凡士探案4），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4年，程小青翻译范达痕的《古甲虫》（斐洛凡士探案5），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4年8月，程小青翻译范达痕的《神秘之犬》（斐洛凡士探案6），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38年9月—1939年5月，程小青翻译范达痕的《紫色屋》连载于《时报》，1941年12月，《紫色屋》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41年3月，林俊千翻译范达痕的《恐怖的棋戏》，由上海宗兆出版社出版。“中国唯一的反侦探小说作家”[50]孙了红的创作就受到程小青翻译的《斐洛凡士探案》的影响。“他（孙了红，引者注）那张作者、读者、犯罪者、破案者四方面公平占有的宝案上，有的是书。他随便取了一册程小青先生译的斐洛凡士探案《古甲虫》给我。他承认说，他是很受到凡士探案的影响的。”[51]
1932年7月，程小青在《贝森血案》的《序》中阐明了翻译范达痕作品的动机。他认为范达痕创作的侦探小说偏重于心理分析，“这是新兴的科学，以前的侦探小说，虽然间有采用过，若使和他比较，那自然也不能同日而语了。他的心理的演绎和推论，既然是完全根据科学的，所以这作品除了给予读者一种悬疑和惊奇的印象以外，还可以给予读者理智的启示。这就是我介绍这作品的本旨。在现代的我国，一般人的理智，既都被那颓废，迷信和玄想等等深深地压服住了。那么，这种含有启示作用的作品，至少总可当得一种兴奋剂。”[52]1932年9月，程小青在《金丝雀》的《序》中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认为范达痕的侦探小说，“除了给予读者们一种悬疑和惊奇的刺激以外，还可以给予读者们理智的启示和导入科学的领域。这就是我介绍这作品的本旨。在现在科学思想落后的我国，一般人的理智，既都被那传统的颓废，迷信，和玄想等等深深地压服住了，那末，这种含有启示作用的作品，至少总可当得一种适合这个时代的兴奋剂。”[53]《金丝雀·序》可谓《贝森血案·序》的升级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程小青译介侦探小说的目的，除了让读者娱乐消遣之外，还可以给读者以理智和科学的启示。可见，程小青的侦探小说翻译是带有强烈的现代启蒙意识，而且“程小青以读者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作为负荷现代思想启蒙理念的载体，较为有效地避免了‘曲高和寡’式启蒙的弊端”，侦探小说的“‘通俗性’如同药丸外的一层糖衣，裹着疗治国民劣根性的‘良药’”[54]。
上海沦陷时期范达痕的作品也被译介过来。1941—1943年，程小青翻译的《花园枪声》连载于《新闻报》的副刊《茶话》，1943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42年9月至1943年12月，《小说月报》连载程小青翻译的《赌窟奇案》，后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1942年11月，《大众》创刊。从创刊号至1943年8月，《大众》连载程小青翻译的《咖啡馆》。1943年9月，《大众》9月号的《编后小记》说：“程小青先生之《咖啡馆》，谨列为《大众社丛书》，陆续刊布，先售预约，十月号中详布。”[55]然而，到了10月，《大众》的《编后小记》说：“程小青先生所译《咖啡馆》，已列入世界书局凡士探案丛书，本刊决取消单行本之议。”[56]最终，程小青翻译的《咖啡馆》，由上海世界书局于1943年出版。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出版商之间的博弈，同时也可以看出程小青译介的侦探小说是非常受欢迎的。1943年，程小青翻译的《龙池惨剧》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上海沦陷时期翻译查特利斯和范达痕的主要译者是程小青。程小青（1893—1976），是我国译介西方侦探小说的先驱，我国现代侦探小说创作的鼻祖，被誉为“中国的柯南道尔”。1905年，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程小青在《时务报》上读到了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作品，从此迷上了“福尔摩斯”，同时萌发了创作侦探小说的念头。1914年，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举办小说征文大赛，程小青以霍桑为主角写了一篇侦探小说《灯光人影》应征，结果被选中，发表后受到读者的欢迎，这篇小说奠定了程小青作为中国侦探小说开拓者的地位。提到霍桑，还有一段小插曲。“霍桑命名的来由，真是很有趣的。他的原名本叫霍森。他的第一篇探案的发表，就是民国初年。《快活林》第一次竞赛征文的《灯光人影》。这篇的原稿本写霍森，也许独鹤老友把‘森’字给他改了一个‘桑’字，或者竟是出于手民先生的好意更改，那已不得而知。当时霍桑因着怕登更正广告的麻烦，就也以误就误，直截承认了霍桑。”[57]
1914年，程小青开始翻译“福尔摩斯”。“到了民国三年，中华书局出一部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因瘦鹃老友的介绍，教我帮同着迻译，我译了几篇，约摸近二十万字，觉得书中的情节玄妙，不但足以娱乐，还足以濬发人家的理知。于是我对于侦探小说的兴味益发浓厚，文字方面也就偏重这一途了。”[58]1916年4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周瘦鹃、程小青等人翻译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共计12册。“此书销路甚广，到1936年已发行20版，平均每年出一版。在近代翻译文学中，还没有哪一部作品能与之相比。”[59]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除了福尔摩斯，程小青还翻译过爱伦·坡、柯林斯、勒白朗、范达痕、查特利斯、奥斯汀、毕格斯、柯林斯、史德朗、瓦拉斯等著名侦探小说家的大量作品。程小青为什么热衷于著译侦探小说呢？因为他对侦探小说有独到的体认：
西国人曾说：“每一个人都是天然的侦探。故而侦探小说实有受多数人爱读的可能。”这两句话，我以为是不尽然的；尤其在素来不注重科学的我国，更不能适用。因为好奇心虽然是天赋的本能，但因着家庭的教育，传统的迷信和社会的影响，种种势力，前后夹攻，往往把好奇心压迫得无由发展。我们若把冷静的眼光观察我们社会上的人物，除了儿童和一部分的少年外，凡在中年以上的人，大多数的好奇心总是很薄弱的。无论怎样的疑问怪事，在他们眼中，似乎都不以为奇。他们都因着传统的习惯，千百年来，早已降伏在重重的迷信势力之下，以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用不着空费心思去探究，也得不到什么。有人以为这种“见怪不怪”的态度，是由于修养而成的，也不能轻视。但据我个人的私见，若使这种态度果真出于修养，那么，这修养应得换一个方向才好。否则，长此以往，把我们的好奇心修养到了零度以后，我们民族的前途也许有些儿危险吧！末了，我们的司法情形，就大体来说，委实也太可怜了！……我们瞧了这样奇妙的捕凶方法，那么对于侦探小说在现代的吾国，可以有相当的收获，并且有着普遍提倡的必要的问题，谅必可以下一个肯定的答语罢[60]。
侦探小说是一种化装的科学教科书。凡科学上的观察，集证，演绎，归纳，和判断等等的方法，侦探小说中可说是应有尽有。侦探小说固然不是贡献什么天文，物理，生物等等的物质科学，但它却在潜移默化之中，暗示科学的方法。[61]
可见，程小青著译侦探小说的重要目的是“为科学”，“为人生”，这与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可谓殊途同归。
上海沦陷时期，程小青有创作、有翻译，还用白话文改写以前文言文的旧著。创作以“霍桑探案”系列为主，包括《古钢表》《黑脸鬼》《王冕珠》《反抗者》《别墅之怪》《断指余波》等，均刊于《大众》；《血匕首》连载于《乐观》，《催眠术》连载于《海报》。上海世界书局先后出版的侦探小说单行本有《珠项圈》《黄浦江中》《八十四》《轮下血》《裹棉刀》《恐怖的活剧》《舞后的归宿》《白衣怪》《催命符》《矛盾圈》《紫信笺》《魔窟霜花》《两粒珠》《灰衣人》《夜半呼声》《霜刃碧血》《新婚劫》《难兄难弟》《江南燕》《活尸》等，收入“霍桑探案袖珍丛刊”。当时，一读者谈到这套袖珍丛刊，“程小青先生以小说家言著，尤擅侦探之作，霍桑探案，其已梓行者外，复刊印袖珍丛刊，由世界书局发行，得两辑，第一辑十种，已再版，第二辑《霜刃碧血》《江南燕》《无头案》《海船客》等，亦已杀青问世。当此洛阳纸贵之日，印刷排工，又百千倍往昔，出版界以造本奇昂，求售匪易，故咸陷于停顿状态，坊间久无新著出版，独霍桑探案源源刊印，方兴未艾，亦见小青先生作品之为书贾所重视，与夫读者爱好之深，激赏之彀矣。”[62]长篇小说《龙虎斗》连载于《紫罗兰》，是程小青近二十年前的旧作，除了将文言改为白话外，还对小说的结构、情节、人物个性等都进行了修改，有的章节几乎是重写。“这样的改写、重写，实在相当于创作了。旧著的改作，固然是为了改换语文形式，提高艺术质量，同时又融入了一定的现实寓意。如将先前单纯的刑侦案件，改为刑事案件背后有政治势力的操纵，从而使一般的刑侦过程成为揭露某种邪恶政治阴谋的过程，既深化了故事的内涵，又巧妙地影射了社会现实。”[63]翻译方面，除了上述的查特利斯、范达痕外，还翻译了毕格斯的《陈查礼探案》，爱雷·奎宁的《奎宁探案》和奥斯汀的《柯柯探案》，具体译介如下：
1940年10月至1942年8月，毕格斯的《鹦鹉声》连续23期连载于《小说月报》。
1941年7月至1943年8月，奎宁的《希腊棺材》连续26期连载于《万象》。
1943年，奥斯汀的《巴黎之裙》连载于《永安月刊》第39—43期。
1944年，奥斯汀的《验心术》刊于《万象》号外。
程小青为什么对著译侦探小说热情不减呢？先让我们看一下上海沦陷时期的一则广告：
乱世文章不值钱，慢慢长夜意萧然！
穷途忍作低眉想，敢托丹青补砚田。
扇面画册：每帧一百元。
堂幅立轴：每尺二百元。屏条七折，横幅加半。
右为花卉果蔬例，虫鱼加半，翎毛加倍。
点品不应，墨费加一，先润后绘，约日取件。
这则广告常见于《大众》《春秋》《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广告的标题为《程小青画例》。是的，当看到这样一则广告，我们不禁大吃一惊，堂堂中国的柯南道尔程小青，竟沦落到靠江湖卖艺来糊口营生，然而这就是沦陷上海文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乱世上海，文章不值钱。1944年，“上海米价每石已达五万余元，较之战前高涨五千倍；其他一般物价也涨起千倍左右。但是稿费呢？普通千字不过四、五百元，最高不过千元左右，仅高涨二百倍至五百倍。这样，稿费与物价的比率相差十倍左右，换言之，从前每日写二千字可以生活者，今日就得写一万字才能勉强维持。作家的生活本已清苦，而在今日为了求生，有些人只得改行，也有些人就只好多产。”[64]虽然乱世文章不值钱，但是要生存下去，不得不多写多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著译侦探小说是乱世中程小青经济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经济方面的考虑，侦探小说本身不带有政治色彩，这对译者来说是比较安全的。而且，著译侦探小说是程小青长期以来的个人文学爱好。在日伪严酷统治下的沦陷上海，在“言”与“不言”都不自由的语境中，对作为普通作者、译者的程小青来说，著译侦探小说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
上海沦陷时期，报刊刊载了大量侦探小说翻译作品，此外也刊载了许多介绍类作品，如《福尔摩斯的出现》《福尔摩斯话匣》《关于福尔摩斯二三事》《侦察罪犯的线索——指纹》《凡士探案的探索》《克理夫兰的科学侦探》《侦探小说的研究》等。除了报刊对侦探小说的译介外，翻译单行本也非常可观。1942年，上海出版侦探小说8部。上海启明书局出版林华翻译勒白朗的《在监狱中》《亚森罗苹和福尔摩斯》《神秘的钟声》，和姚定安翻译勒白朗的《移花接木》。此外，启明书局还出版勒白朗的《身后事》，译者佚名。以上作品均收入亚森罗苹全集。1942年，上海春江书局出版秦瘦鸥翻译依伽·华雷斯的《蓝手》[65]和《蒙面人》。1942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程小青翻译的《天刑》（作者不详），收入侦探小说系列之八。1943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程小青翻译范达痕的《龙池惨剧》《花园枪声》和《咖啡馆》。同年，上海世界书局出版程小青翻译查特利斯的《神秘丈夫》。1944年，上海万有书局出版史大俊翻译勃福朗特的《怪水手》，收入林镜主编的世界侦探小说名著丛刊第3种。上海沦陷时期共出版翻译单行本71部，而侦探小说13种，占总数的18%。此外，大量曾经出版的翻译侦探小说被再版。如上海世界书局再版的有《贝森血案》《金丝雀》《姊妹花》《黑棋子》《古甲虫》《神秘之犬》《龙池惨剧》和《紫色屋》等。上海春江书局再版的有《幽屋血案》《万事通》《天网恢恢》《四义士》《残烛遗痕》和《泰山岛》等。上海春明书局再版的有《复活的罗苹》。这些侦探小说再版以后，在《大众》《万象》《春秋》《风雨谈》等刊物上大力宣传。
上海沦陷时期侦探小说翻译盛行，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侦探小说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侦探小说的译介起着繁荣文化、粉饰太平的作用，这对日伪当局来说是求之不得。第二，出版机构的市场行为。战时的出版机构也要生存，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商业利益，他们必须考虑读者的趣味与爱好。而侦探小说长期以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出版机构看准了战时侦探小说的广阔市场。比如世界书局、春江书局出版、再版了一批翻译和创作的侦探小说，并在报刊上不遗余力地宣传。第三，对译者来说，在日伪统治下的沦陷上海，翻译侦探小说是一种生活方式，既不亲日，又比较安全。翻译侦探小说既体现了译者个人的文学趣味，同时也是译者经济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四，以跌宕起伏的情节，紧张恐怖的气氛，科学的探案方法和严密的逻辑推理为特征的西方侦探小说，“五四”以来一直受到很多市民大众的欢迎。正如论者所说：“时人有看不起西方言情小说、社会小说乃至政治小说的，可没有人不称赞西方的侦探小说。”[66]上海沦陷时期侦探小说翻译的盛行，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一种文学惯性。上海沦陷时期，译介的侦探小说起着娱乐消遣、鼓舞人生和思想启蒙的重要作用，这对日伪统治下精神苦闷压抑的上海市民来说，无疑是重要的精神食粮。综上所述，是日伪当局、出版机构、译者和读者四方面的共同作用促成了上海沦陷时期侦探小说翻译的盛行。
【注释】
[1]《发刊献辞》，《大众》创刊号，1942年11月。
[2]《申报》，1942年11月8日。
[3]《大众的精神食粮》，《申报》1942年11月10日。
[4]杨寿清：《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文艺春秋》丛刊之一《两年》，1944年10月10日。
[5]赫文：《一年来的上海文艺界》，《中艺》第1期，1943年1月21日。(https://www.daowen.com)
[6]《大众的精神食粮》，《申报》1942年11月10日。
[7]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7页。
[8]徐迺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76页。
[9]钱理群：《“言”与“不言”之间——〈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总序》，《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10]范伯群：《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上、下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版，第684—685页。
[11]孔庆东：《超越雅俗》，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68—69页。
[12]李相银：《上海沦陷时期文学期刊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55页。
[13]石晶晶：《被编辑的文学：编辑对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的影响》，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版，第24页。
[14]《交还上海租界特辑》，《大众》八月号，1943年8月1日。
[15]［日］高纲博文编著，陈祖恩等译：《战时上海：1937—1945》，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年版，第80页。
[16]陈青生：《沦陷时期的上海文学期刊》，《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17]杨寿清：《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文艺春秋》丛刊之一《两年》，1944年10月10日。
[18]《中国的杂志》，《二十世纪》第4卷第4期，1943年4月。
[19]颜滨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20]颜滨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
[21]颜滨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0页。
[22]颜滨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3页。
[23]颜滨著、采金整理：《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82页。
[24]《发刊的话》，《小说月报》创刊号，1940年10月1日。
[25]杨寿清：《两年来的上海出版界》，《文艺春秋》丛刊之一《两年》，1944年10月10日。
[26]吴俊等：《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下），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923页。
[27]周瘦鹃：《写在紫罗兰前头（二）》，《紫罗兰》创刊号，1943年4月1日。
[28]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1—212页。
[29]黄万华：《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及其研究》，《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30]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31]同上书，第216页。
[32]徐迺翔、黄万华：《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70页。
[33]同上书，第474页。
[34]任翔：《中国侦探小说的发生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35]程小青：《论侦探小说》，《新侦探》1946年第1期。
[36]《关于华雷斯的小说》，《青春月刊》第1期，1929年10月。
[37]秦瘦鸥：《悼念我的老师依茄·华雷斯先生》，《永安月刊》第3期，1939年7月。
[38]秦瘦鸥：《译序》，《蒙面人》，《旅行杂志》第15卷第1期，1941年1月。
[39]赵稀方：《前言》，《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40]秦瘦鸥：《从侦探小说谈起》，《社会日报》，1941年3月1日。
[41]秦瘦鸥：《依伽·华雷斯自传·译者致词》，《风雨谈》第1期，1943年4月。
[42]邵迎建：《上海抗战时期的话剧》，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6页。
[43]张爱玲：“Still Alive”，《二十世纪》第4卷第6期，1943年6月。
[44]《文坛消息》，《风雨谈》第11期，1944年4月。
[45]张艳丽：《一个与鸳鸯蝴蝶派无关的名字：秦瘦鸥》，《名作欣赏》2011年第29期。
[46]秦瘦鸥：《秋海棠》1944年桂林版。
[47]程小青：《王冕的变幻·引言》，《大众》9月号，1943年9月。
[48]陈平原：《作为一种精神气质的“游侠”》，《文史知识》2013年第10期。
[49]程小青：《侦探小说的多方面》，《霍桑探案》第2集，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版。
[50]陈蝶衣：《编辑室》，《万象》第1卷第12期，1942年6月。
[51]杨真如：《凡士探案的探索》，《万象》第2卷第6期，1942年12月。
[52]程小青：《序》，《贝森血案》，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版。
[53]程小青：《译者序》，《金丝雀》，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
[54]邓小红：《程小青侦探小说的启蒙意识探微》，《殷都学刊》2011年第4期。
[55]《编后小记》，《大众》9月号，1943年9月。
[56]《编后小记》，《大众》10月号，1943年10月。
[57]程小青：《侦探小说的多方面》，《霍桑探案》第2集，上海文华美术图书公司1933年版。
[58]程小青：《侦探小说做法之管见》，《侦探世界》1922年第1期。
[59]任翔：《文学的另一道风景：侦探小说史论》，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34页。
[60]程小青：《谈侦探小说（下）》，《红玫瑰》第12期，1929年5月21日。
[61]程小青：《从“视而不见”说到侦探小说》，《珊瑚》第2卷第1号，1933年1月。
[62]灵犀：《程小青的小说与画》，《社会日报》，1945年1月28日。
[63]陈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4页。
[64]杨光政：《一九四四年的中国文艺界》（下），《文友》第41期，1945年1月15日。
[65]1941年3月至12月，《蓝手》连载于《社会日报》。
[66]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