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间的相互揄扬及其美称梳理
师生之间的代际传承，是一种上对下的影响，下对上的反哺情况不具有普遍性，尤其在萧李集团中表现不明显。但是，萧李集团内部师生之间、同门之间的相互揄扬唱和现象却比较普遍。
1.“萧门”内萧颖士对弟子的揄扬
（1）萧颖士对尹征、阎士和、柳并的揄扬
萧颖士评价“（尹）征博闻强识”[35]，而且萧颖士《送刘太真诗序》：“吾尝谓门弟子有尹征之学，刘太真之文，首其选焉。”[36]可见在众多子弟之中，尹征是较为优秀的，尹征的学问是广博的，是萧颖士推出的“佳弟子”之一。萧颖士：“（阎）士和钩深致远，吾弗能逮也。”[37]可见阎士和擅长思考，善于探讨深奥的道理。萧颖士《送刘太真诗序》[38]：柳并在“萧门”之中，为文综合了萧颖士尹、刘两大高足的特色，而且在萧门弟子内部享有萧颖士极高赞誉“吾入室者”的刘太真，都自愧不敢与柳并相提并论，可见柳并的为文成就得到了萧颖士极大的认可，这也顺理成章的解释了萧门众多弟子中为何会是柳并为萧颖士的文集作序了。可惜柳并序未能流传下来。现今流传下来的序是萧颖士的儿子萧存请李华所作的。
昔与（刘）太真初会于兹，余之门人有柳并者，前是一岁，亦当觏兹地，其请业也，必始乎此焉。（柳）并也有尹（征）之敏，刘（太真）之工，其少且疾，故莫之逮。太真亦当曰：“何敢望（柳）并？”（柳）并与（刘太）真，难乎其相夺矣。[39]
（2）萧颖士对刘太真的揄扬
萧颖士称：“（刘）太真，吾入室者也。斯文不坠，寄是子云。”[40]萧氏又在《送刘太真诗序》中称：“孔圣称颜子，有视余犹父，叹其至欤！今吾于太真也，然乎尔。……吾尝谓门弟子有尹征之学，刘太真之文，首其选焉。”[41]萧颖士认为刘太真是自己的衣钵传人，而且两人之间的师徒关系非常密切，犹如颜回视孔子为父一般密切。裴度《刘府君神道碑铭》：“当时文士兰陵萧茂挺，才高意广，诱接甚寡，一见公（刘太真），便延之座右，以孔门高第，不在兹乎！”[42]顾况《信州刺史刘府君集序》：“天宝中，（太真）与兄太冲登秀才之科，兰陵萧颖士目以孔门游夏。”[43]萧颖士把初次见面的刘太真视为“孔门高弟（游、夏）”般的优秀人物。据《新唐书·艺文志》可知，刘太真本有文集30卷，可惜的是能流传至今只有7篇，保留在《全唐文》（6篇）《唐文拾遗》（1篇）中，难以窥其全貌。
2.“萧门”内部学生对于老师的揄扬
阎士和在传播萧颖士的文学主张上颇为用力，“（阎）士和著《兰陵先生诔》《萧夫子集论》，因榷历世文章，而盛推颖士所长，以为闻萧氏风者，五尺童子羞称曹陆”。[44]阎士和推崇萧颖士的文章，认为萧颖士的文章风格，能让儿童对文学的认识都发生巨大的改变。刘太真《送萧颖士赴东府序》：“顷东倭之人，踰海来宾，举其国俗愿师于夫子。弗敢私，请表闻于天子。夫子辞以疾而不之从也，退然贫居述作万卷。去其浮辞存乎正言，昔左氏失于烦，谷梁失于短，公羊失于俗，而夫子为其折衷。”[45]“东倭之人”[46]的师从请愿，足以见萧颖士声动华夷的文名；“著书万卷”虽有夸张的嫌疑，但根据李华《扬州功曹萧颖士文集序》：“有文集十卷行于世。”[47]又据《新唐书·艺文志》：“《梁萧史谱》二十卷”[48]，“《游梁新集》三卷，又集十卷”。[49]足见萧颖士著述之勤与多。刘太真认为萧颖士在解释春秋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克服了春秋三传“烦、短、俗”的缺陷。我们再来看，萧颖士《赠韦司业书》称：“于《左氏》取其文，《谷梁》师其简，《公羊》得其核，综三传之能事，标一字以举凡。”[50]综合以上文献可知萧颖士对于三传的态度是较为辩证的，既看到了三传各自的缺陷，也看到了三传各自的优点，所以在规避其缺陷的同时又各有所取。而且刘太真《送萧颖士赴东府序》、萧颖士《赠韦司业书》涉及的萧颖士对春秋三传的态度，透露出萧颖士“舍传求经”的思想，啖赵学派中的萧颖士弟子赵匡的思想或即渊源自此。
这里还有一点值得留意，萧颖士隐退后，生活虽贫困，但文章产量较高，同为萧李集团领导者的李华，却是另一番情况：“（李华）去官，客隐山阳，勒子弟力农，安于穷槁。晚事浮图法，不甚著书。”[51]晚年的李华生活上虽也是“安于穷槁”，但文学创作上却是“不甚著书”，仅有在“强为应”之下所作的一些家传、墓版、碑颂。对于这一现象，《新唐书》给出的解释是李华“晚好浮图法”。首先，抛开其他影响李华古文创作的原因不谈，就事佛法而言，它对李华创作当有相当大的影响。其次，这也表明李华晚年，兴趣爱好发生了转向，由早年的喜好古文创作而转向晚年的爱好佛法。《佛祖统纪》：“本纪言搢绅受业者数十人，知当时儒宗君子学此道者若是之盛，今所闻梁（肃）、李（华）三四人耳！”[52]可知李华在晚年学佛方面，还是比较有成就的。这也从侧面表明李华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到事佛法之上。由此看来，须藤健太郎《唐代古文运动之中的居士作家——以李华、梁肃为中心》一文中“古文运动中的居士作家李华”的提法，就值得商榷了。梁肃在学习古文之前，已经开始学习天台宗佛法，并且在佛法上还有相关的著作，后来再师从古文家独孤及，可从须藤氏之说，称梁肃为“古文运动中的居士作家梁肃”。但是李华的居士身份与古文创作的关系值得探讨，晚年的李华是“事浮图法，不甚著书”。早年的李华对佛法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新唐书·李华传》：“时谓（李华）不及颖士，而华自疑过之。因著《吊古战场文》，极思研搉，已成，污为故书，杂置梵书之庋。”[53]由“梵书之庋”可知早年的李华对于佛经还是有所涉猎的。须藤健太郎指出：“但在前途有望的这一时期（按：早年），李华认为佛教只不过是一个知识系统，他对佛教的态度变成实践的居士态度是过了安史之乱以后（按：晚年）。”[54]可从其说。但这里也可以明确的是晚年李华才具有居士身份，但成为居士后的李华，反而不甚著书。
3.李华师门内部的相互揄扬
李华的门生相对而言没有萧颖士多，但是李华一脉门生的代际延续较为分明，一直从盛唐的李华，罕有断代地延续到晚唐的孙樵。清人平步青云：“昌黎原本六经，下参《史》《汉》，错综变化，冠绝百世。要其学出安定（按：梁肃，安定人），而实源于毗陵（独孤及）。”[55]赵怀玉《重刻独孤宪公毗陵集序》：“退之起衰，卓越八代，泰山北斗，学者仰之。不知昌黎固出安定（梁肃）之门，安定实授业洛阳（按：独孤及，洛阳人）之业。”[56]《旧唐书·韩愈传》：“大历贞元之间，文士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57]韩愈《送孟东野序》：“从吾（韩愈）游者，李翱、张籍其尤也，而不及持正（皇甫湜）。”[58]皇甫湜《韩公神道碑》：“死能令我（韩愈）躬所以不随世磨灭者惟子（皇甫湜），以为嘱。”[59]晚唐孙樵《与王霖秀才书》：“樵尝得为文真诀于来无择，来无择之于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于韩吏部退之。”[60]通过对上述文献的逐条梳理，一条由李华——独孤及——梁肃——韩愈——皇甫湜——来无择——孙樵的文学复古思想通过一代代的师学传承，从盛唐一直延续到晚唐。李华门生弟子、再传弟子，在不同的代际之中都有非常重要的文坛人物出现。限于文章主题，笔者这里只讨论到李华的再传弟子梁肃，后续的韩愈、皇甫湜、来无择、孙樵等人，虽属于李华一脉的延续，但不属于萧李集团，故不讨论。
（1）李华对弟子独孤及的揄扬
梁肃为独孤及撰写的行状中写道：“赵郡李华、扶风苏源明并称公为词宗。”[61]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中集序》亦称：
公之病也，尝以斯文见托，诒某书曰：“桓谭论扬雄当有身后名，（李）华亦谓足下一桓谭也。及于公才，宜播其述作之美，明于后人。故拜命之辱而不让，今乃著其文德。为之冠于篇首焉。”[62]
李华晚年借桓谭在扬雄文集流传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希望弟子独孤及也能像桓谭那般推崇扬雄，使得自己的文集能够得到流传，确定其身后名。儒家思想里“立功、立德、立言”的三不朽境界，对于文士群体而言，“立言”是对其文学从业者身份的肯定，即独孤及所谓的“播其述作之美，明于后人”。这里至少可以看出，李华有推崇扬雄之意。否则也不会在将文集托付给独孤及之际，借桓谭与扬雄的故事来类比。但在其《卜论》：
卜筮阴阳之流，皆妄作也……牺（伏羲）文（文王）之易，更周公（一作孔）之述，以为至矣。扬子云为《太玄》。设卦辩吉凶，如《易》之告。若使后代有如扬子云，又为一书可筮。则象数之变，其可既乎。专任道德以贯之，则天地之理尽矣。又焉征夫鬼神（按：一作假夫蓍龟草）乎？子不语，是存乎道义也。[63]
这里李华有反对用龟蓍占卜的言谈，反对扬雄的《太玄》，至少可以看出李华是对扬雄还是有所不赞同的。综合以上文献，可以看出李华对扬雄是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的。
此外，是李华对于卜筮的态度，在《质文论》：“古人之说，岂或尽善？……敬龟笑之信而陈偻句。使不仁之人萌芽贼心，而仁义之士闭目掩卷。”[64]《卧疾舟中相里笵二侍御先行赠别序》：“华也潦倒龙钟，百疾业体。衣无完帛，器无兼蔬，以妻子为童仆，以笠履为车服……并毂无由，呻吟舟中，大别之阳。有焞龟之父，揲蓍之老。华请占命厚薄。”[65]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晚年多病且贫困交加的李华，由早期的反对卜筮这种行为，转而也希望通过卜筮来预测自己的命运；其次，虽然李华对扬雄“设卦辩吉凶”的《太玄》持否定态度，但对扬雄的文名还是比较认可的，从而转为希望自己能像扬雄那样在文坛上，文名斐然。
（2）李华弟子及再传弟子对其师的揄扬
（2.1）独孤及对李华的揄扬：
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华）中集序》：
天宝中，公（李华）与兰陵萧茂挺（颖士）、长乐贾幼几（至）勃焉复起，振中古之风，以宏文德。……于时文士驰骛，飙扇波委。二十年间，学者稍厌《折杨》《皇华》，而窥《咸池》之音者，什五六，识者谓之文章中兴。公实启之。[66]
独孤及在该文中，首先指出李华与萧颖士、贾至掀起了文章复古的风气，他们并非曲高和寡的鸣曲者，而是有一群相同文学倾向的追随者；其次，他们的活动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改变了当时一部分人的文章审美观念，开启了“文章中兴”的局面。而且在这一风气的变化中，李华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除此之外，独孤及有一篇梁肃为他代言的李华祭文《为常州独孤使君祭李员外文》[67]：
惟兄孝友仁恕，高明宽裕，何德之茂，何才之富！粹气积中，畅于四肢，发为斯文，郁郁耀辉。自五百年，风雅陵夷，假手于兄，郁为宗师。[68]
这篇祭文虽六次称李华为兄，但独孤及《赵郡李（华）公中集序》则称：“（独孤）及常游公之藩也久，故录其述作之，所以然著于篇。”[69]“游公之藩也久”表明两人有师生之实，也透露出两人之间亦师亦友的关系。这篇祭文对于李华的才能、品行进行了高度赞扬，最为重要的是还指出了李华在文学上对于古人文章风雅传统的复兴起到的重大作用，以“宗师”高度赞扬了李华在文风转变之上的重要地位。
（2.2）梁肃对独孤及的揄扬
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后序》：
天宝中作者数人，颇节之以礼，洎公为之，于是操道德为根本，总礼乐为冠带，以《易》之精义，《诗》之雅兴，《春秋》之褒贬，属之于辞；故其文宽而简，直而婉，辩而不华，博厚而高明，论人无虚美，比事为实录；天下凛然，复睹两汉之遗风。善乎中书舍人崔公祐甫之言也。曰：“常州之文，以立宪诫世，褒贤遏恶为用，故议论最长。其或列于碑颂，流于咏歌，峻如嵩华，浩如江河；若赞尧舜禹汤之命，为讣为典，为谟为训，人皆许之，而不吾试。论道之位。宜而不陟。”诚哉！公讳及，字至之，秘书监府君之中子。道与之粹，天授之德，聪敏博达，刚毅正直，中行独复，动静可则。孝弟积为行本，文艺成乎余力；凡立言必忠孝大伦，王霸大略，权正大义，古今大体。[70]
梁肃指出，独孤及的出现为萧李集团的发展注入的新鲜的血液，他与天宝中的其他文学家的不同之处在于，独孤及在强调礼的同时，更强调作者的道德操行。独孤及对道德的强调再次出现。这点非常重要，这表明古文家们已经从重视外在的礼乐制度的恢复，转向对内在的个人修养的关注与强调；同时归纳了独孤及从儒家经典之中汲取养分，文章具有两汉文风的写作特点，并且高度赞同崔祐甫对独孤及文的认知。(https://www.daowen.com)
梁肃《陪独孤常州观讲〈论语〉序》：
晋陵守河南独孤公，以德行、文学，为政一年，儒术大行，与洙泗同风，公以为使民悦以从教，莫先乎讲习；括五经英华，使夫子微言不绝，莫备乎《论语》。于是俾儒者陈生，以《鲁论》二十篇，于郡学之中，率先讲授。……与我公（独孤及）道之以德，德则有成，而未播于叙述。后人谓之何哉？鄙不佞，谨纪公之雅训。[71]
梁肃指出，独孤及以德行、文学辅助政事，以儒学中的论语为政，使得晋陵之地变得与孔子讲学的洙水、泗水地区相同，儒学盛行风气。梁肃在自谦“不佞”的同时，专门著文来称颂独孤及的为文、为政。除了对独孤及的赞扬，这里还透露出独孤及儒家学说的经典观——《论语》最能体现孔子精深妙义。
梁肃《祭独孤常州文》：
（独孤及）追惟哲人，应运而生，行在五常，志在六经，博厚温良，直方而明。天纵多才，蔚为时英。孔门四科，《洪范》三德，总于公躬，率履不忒。颂声既微，郑卫横塞；或游或僻，时万时亿，公当其时，载振其维。宪章典谟，为学者元龟。文哉郁乎，文实在兹！[72]
梁肃在该文中认为：颜回、贾谊之后而生的独孤及，在品行道德上：言行举止符合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孔门四科”——德行、政事、文学、言语；“三德”——正直、刚克、柔克。“五常”、“四科”内容较为明确。《尚书·洪范》：“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孔颖达疏：“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张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刚克，言刚强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而能治。”[73]独孤及非人君，此处应为侧重指独孤及为政吏治上的才干。在文学上，面对雅颂衰微，郑卫（乱世）之音盛行的现状，学习与回避郑卫之音的人都很多。但独孤及效法古代圣贤所遗留训诫的文风。成为了当时学者借鉴、学习的对象。
梁肃《朝散大夫使持节常州诸军事守常州刺史赐紫金鱼袋独孤公行状》：
其茂学博文，不读非圣之书，非法之言不出诸口，非设教垂训之事，不行于文字；而达言发辞，若山岳之峻极，江海之波澜，故天下谓之文伯。……议者于是谓公有文子之清，子产之仁，史鱼之直，平仲之与人，贾生之行义，文翁之政事，叔子之遗爱，而不跻严廊（按：朝廷），不享期颐，阙致君论道之美以遗史，故凡百以为痛！……在昔孔文子以敏而好学为文，公叔发以恤卫国凶饥为惠，矧公功存于人，言垂于代，有文有质，不忝前烈者与？易名之礼，请从令典，谨状尚书考功。[74]
从个人修养上来看，独孤及博学，儒家思想是其行事为人的原则；从文学成就上来看，他为文必载教化，而且其文章在语言的运用上独具特色，故而被誉为“文伯”。从为政上看，独孤及是有功绩可数的。但是独孤及“不跻严廊”的仕途、“不享期颐”的人生、“阙致君论道之美以遗史”的命运，实令人心痛。
梁肃《补阙李君（翰）前集序》：
唐有天下几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华）、萧功曹（颖士）、贾常侍（至）、独孤常州（及）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75]
独孤及认为前三者开启了“文章中兴”的局面。梁肃则认为，独孤及的出现，则使得文章复古的风气，变得更为浓厚，独孤及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大大地扩大了文章复古的影响，与前三者相比，独孤及开启了“道益炽”的发展方向。
金晶《独孤及研究》对于“唐文三变”说的进行了系统梳理。金氏认为唐文三变实际上是一变的三个不同阶段，此说可从。同时金晶也对独孤及为古文先驱提出了质疑。笔者存疑之。独孤及《检校尚书吏部员外郎赵郡李公（华）中集序》中提出了“文章中兴”之说，虽只罗列出来李华、萧颖士、贾至等人，但可以肯定的是独孤及在这次“文章中兴”之中也应是参与者之一。《旧唐书·韩愈传》：“大历贞元（766—805）之间，文士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76]其中“大历贞元之间，文士多尚古学”、“独孤及为儒林推重”的现象，正好与梁肃《补阙李君（翰）前集序》中独孤及出现造成的“其道益炽”局面相一致。如果说梁肃在《补阙李君（翰）前集序》中，有出于个人情感因素，而对独孤及有拔高的嫌疑，那么《旧唐书·韩愈传》则表明，在崇尚古学、效仿两汉之文的大历、贞元年间，独孤及在学养上的效仿成果折服了他人，受到儒林文士的认可与推崇，这一现象可以说是梁肃对独孤及的定位以及确定独孤及古文家的身份的最好脚注。而且金晶还忽略了，以独孤及为源头的一条古文师承线索串联起来的古文家群，即独孤及——梁肃——韩愈——皇甫湜——来无泽——孙樵等古文大家。
梁肃与独孤及为同时代的人，《旧唐书》的成书时代距离唐代也不远，他们的切身感受，应是可以准确反映那个时代的文学风貌的；其次，师承链条上独孤及的地位是不可否认的。所以笔者认为独孤及为古文先驱的提法可成立。
（2.3）权德舆对独孤及的揄扬
权德舆在为独孤及向朝廷请封谥号的文中，也总结性地对独孤及进行了评价：
独孤及刚直方清，根于性术。其修身莅官，确然处中，立言遣辞，有古风格。辩论裁正，昭德塞违，濬波澜而去流荡，得菁华而无枝叶。其抠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赞书而秉方册，则（独孤）及之为文，可征矣。……按谥法曰：“博文多能曰宪，荐可替否曰宪。”（独孤）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训，作为文章，以辅教化，是为“博闻”，位参中外，必以称职闻，是为“多能”。定宗庙之飨为“荐可”，正婚姻之主为“替否”。有司稽美行而易其名者，请谥（独孤）及曰：“宪”，谨谥。[77]
首先，权氏高度赞扬了独孤及的品行与文风，而且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比较优秀，能够胜任“赞书、方册”等应用文，特别注意的是，这里强调的是应用文（杂文），而非美文（纯文学作品）；其次，权氏认为独孤及为文以“禹、汤、文武”、“虞、夏、商、周”时代的圣人为训典，体现了他“博闻”的一面；无论在朝廷之中，还是在地方为官，都会因称职能干而闻名。故而请朝廷赐予独孤及谥号“宪”。提到这里，不得不感慨，李华以桓谭论扬雄，希望独孤及为自己的“桓谭”，其实权德舆未尝不为独孤及的“桓谭”。
权德舆《唐故尚书兵部郎中杨君（凝）文集序》：
自天宝以还，操文柄而爵位不称者，德舆先大夫（权皋）之执曰：“赵郡李公遐叔（华），河南独孤及至之，狎主时盟，为词林龟龙”。[78]
权德舆通过其父之口表达出，天宝以来，李华、独孤及为文坛盟主，虽文学方面才高，但仍然位卑，有文才而无爵位。我们来梳理下，独孤及个人又是如何看待文学与爵位的关系。“开元（713—741）中，蛮夷来格，天下无事，搢绅闻达之路，唯文章先。”[79]独孤及指出了开元年间朝廷对于文章之学的重视，文章的好坏直接与仕宦、显达之路相联系。“于时天下无兵百二十余载，搢绅之徒，用文章为耕耘，登高而不能赋者，童子大笑。”[80]独孤及再次强调仕宦之徒的文学才能。“于时天下无金革之虞，选多士，命百官，先文行而后名法。”[81]独孤及又一次指出，朝廷选材任职，首先是看“文行”即文章与品行。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具有文坛盟主光环的独孤及，处于卑位时的心理落差感。
权德舆《祭独孤常州文》：
德充而位不配，才大而年不遐，稽于赋命，从古太息。伏惟蕴大雅之恺悌，遵六二之直方，作为文章，律度当世。灿如日星，炳若龟龙。施于政事，表率方国。三郡洽和，四方鼓舞。[82]
权德舆感叹，独孤及德高、位卑、才高、寿短。权氏赞叹独孤及的文章，具有大雅的合乐平易风格，而且品行纯正真诚、行为合理正义，这些使得独孤及成为文坛盟主；为政上，治理有方，百姓和乐。这里提到“德高、位卑、才高、寿短”的命运需要特别留意一下，权德舆《唐故尚书兵部郎中杨君（凝）文集序》：
自天宝已还，操文炳而爵位不称者，德舆先大夫之执曰：“赵郡李公遐叔、河南独孤公至之，狎主时盟……属者亡友安定梁肃宽中，平夷朗畅，杰迈间起；博陵崔鹏元翰；博厚周密，精醇不杂。二君者，虽尝司密命，裁赞书，而终不越于谏曹、计部。”[83]
权德舆在其父亲的基础上同样认为除了李华、独孤及之外，梁肃、崔元翰、杨凝等人均为才高位卑之人，权德舆为独孤及所撰写的祭文中，也认为独孤及德高、位卑、才高、寿短。李舟《独孤常州集序》：“若使三贤（萧颖士、李华、贾至）继司王言，或载史笔，则典謩训诰誓命之书，可仿佛于将来矣。呜呼，三公皆不处此地，而运蹇多故。惟独孤至常州刺史，享年易促。”[84]李舟也指出了萧李集团内这种才高、位卑、寿短的现象。颜真卿在为刘太冲所作序《送刘太冲序》中感叹：“尔来蹉跎，犹屑单位，虽才不偶命，而得其无邻。”[85]梁肃在《处州刺史李公墓志铭》，也感慨李舟才高命短的命运。我们发现，萧李集团内部成员普遍有一种德高、才高、位卑、寿不延的共同命运。笔者认为可在前人关于“李萧古文集团的历史存在、萧李集团成因研究”[86]的基础之上，加入德高、才高、位卑、寿不延的命运认同感一条。
（2.4）崔元翰对独孤及的揄扬
崔元翰《与常州独孤使君书》：在崔元翰看来，独孤及文章延续上古三代文风，传播六经的训示，其自成一派的文风，使得当时的后学之辈，纷纷效仿学习。崔元翰学习古文，有其家学渊源，但崔元翰称独孤及“有仲尼诲人不倦之美”，明确地透露出，他受到独孤及的指点、教导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阁下绍三代之文章，播六学之典训；微言高论，正词雅音，温纯深润，溥博宏丽，道德之义，粲然昭昭，可得而本。学者风驰云委，日就月将，庶几于正。若元翰者徒，以先人（按：崔良佐）之绪业，不敢有二事。不迁于他物，而其颛蒙朴騃。难以为工抗，精劳力未有可采。独喜阁下，虽处贵位而有仲尼诲人不倦之美。[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