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另一种可能性
“五四”新文艺之后，中国的现代进程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立刻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永远无法躲避的问题，那就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遭遇了中国的广大民众。现代性符码的第一次替换，就是在这个背景上出现的。当然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内部的一场自律，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发端，到30年代初茅盾、瞿秋白等人的文学大众化的讨论，再到1939—1941年关于“民族形式”的论争，都在努力解决一个问题，“人们以切身经验感受到五四新文艺所覆盖的范围之狭窄，即五四新文艺仅仅流布于都市的知识分子和部分市民群体，而广大的乡村却被隔绝于外”。[11]新文学还没有充分地接触到民众，换言之，“五四”现代性的主体还仅仅是都市知识分子。这正是30年代左翼文学以及其后的延安文艺所要克服的一个流弊。怎么唤起沉默的大多数，将现代性的主体从知识分子向中国广大的乡村民众中扩展，成为一个迫切的需要。那么，《青春之歌》有没有继承这一革命性的遗产，有没有合理化处置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主体与广大民众的现代性主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意在探寻在《青春之歌》中另一种可能的现代性主体的存在，并把它的状况呈现出来。这为我们对《青春之歌》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这场革命的现代性叙事的中心人物自然是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洗礼与具体的革命斗争而成长起来的共产党员林道静。那么《青春之歌》为林道静的成长提供的“场域”有哪些，它们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又在文本的叙事中产生什么样的功能性意义？其中的一些能否构成如上所述的另一种现代性主体？首先，最重要的就是乡村。林道静摆脱家庭的包办婚姻，走出去的第一个去处就是北戴河杨庄，在那里她结识了余永泽，当上了小学教员，在卢嘉川的鼓舞下传播爱国思想，宣传抗日。这个阶段，林道静的进步思想被点燃起来。周围的人员，除了一个看门老头之外，以不敢反抗的教员为主。她因无法忍受校长余敬唐的啰嗦返回北京。后又因戴愉叛变革命，致使其被胡梦安围困。在王晓燕和徐辉的帮助下，林道静逃脱再次回到位于农村的，河北定县的完全小学。但这次不同，在江华的指引下，林道静开始做起学生家长的工作，并发动了高小的学生运动。由于暴露，而后道静被姑母指派去了地主老财宋贵堂家里，在更紧张的形势下做起了长工的革命工作。这个阶段，林道静开始进入革命工作，接近教员，接近农民和长工，并发动学生运动，更在险恶的地主家庭环境中参与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秋收起义”。小说的第二部分，林道静的乡村锻炼成了整个成长史中极为关键的环节。周围的人员，除了反动的王彦文、伍雨田，剩下的就是赵毓青、刘秀英的母亲、姑母、王先生、陈大娘、郑德富、许满屯、王老增等这些农民、长工。其次就是北平以及北大，这是林道静掩藏身份的地方。当她还只是一个进步分子时，她去北大红楼参加了学生们的“三一八惨案”纪念游行、“五一”纪念日游行。而后从农村返回，主要的革命任务仍然是组织北大的学生运动，所以其周围人员除了卢嘉川、罗大方、徐辉、许宁之外，就是北大的学生们，这群接受现代化教育的知识分子。第三就是监狱，李孟愉、卢嘉川、罗大方南下示威团被捕是第一次，卢嘉川被捕并在监狱里的斗争是第二次，林道静返回城后被捕入狱并结识林红参与狱中绝食斗争是第三次。如果说农村的生活让道静明白了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并在精神上实现了自我超越，那么监狱里卢嘉川、林红以及她自己的监狱斗争生活便是肉体上的再一次自我超越。监狱，以排斥、监视与规训机制带有的“垄断性、强制性，并成为现代专制的合法性论证”[12]，这个客体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种物体系表现，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现代性的本体。北平以及北大那个“场域”的主体和早期林道静，一起构成了知识分子的现代性主体。而最重要的农村中的那些农民和长工，就自然构成了我们所说的《青春之歌》中存有的另一种可能的现代性主体——民众。(https://www.daowen.com)
在1959年《青春之歌》的再版后记中，杨沫本人介绍了为什么要增加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后者的问题这里我们先不涉及。为什么一个主要描写青年成长的作品离不开农村以及民众？它们不仅是人物塑造中的一个功能性的存在（工农结合塑造人物），而且是一个不得不反映的问题，“既然写到了林道静到了农村，既然党在那时的华北农村又有不小的力量……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我们的女主人公的活动去展示一下当时中国农村的面貌”。[13]前后差不多同期的作品（“三红一创”、“保林青山”）无不涉及民众。基于此，民众的意义需要被提及，民众的现代性状况也需要被关注，把阅读视点放到这一可能的现代性主体上，或许会打开一个新的视野。
贺桂梅在分析赵树理文学时，指出赵树理事实上承认民间旧文艺本身是可以自发完成向现代的转化的，就文本构成而言，赵树理的小说几乎很少表现一种现代思想的外来输入，民众以他们的个人经验完全自发地懂得了革命的必要性，唯一不明白的是进行的方式。[14]所以赵树理小说中的乡村革命，其民众的革命思想正是其乡村自身的一场内爆，外来的革命者并没有全程指导乡村的具体革命。民众，赵树理文学中的现代性主体，是一种自生性的现代性（深入分析《李家庄的变迁》就会明白）。反观《青春之歌》中的民众，他们的现代性则远非自发自觉的，甚至是令人担忧的。以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管窥一二。在河北定县，江华在领导群众开会谈论如何进一步扩大党的力量，促进保卫团的武装哗变并要求大家谈谈群众的情绪和同志们的意见时，“开始，人们谁也没有开口……沉默。虽然是沉默了很短的时间，却仿佛过了很长的一世纪，才有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发出缓慢的、悲忿的低声”[15]，接下来保卫团分队长兼区委书记李洛贵发言，“打，计划一下，把各村保卫团联合好一齐动手打狗日的！打完往山里一拉——北方苏维埃一成立”，随后李永光发言，“上级怎领导咱怎干”。[16]江华领导的这群人，他们的身份角色首先是这个区各个村里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但就是这样，也产生了“一世纪”的沉默，之后有人发言了，但对这个人的描述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这一现代性主体是那么的模糊，没有具体姓名、容貌。而后在激烈的战斗中牺牲的李永光也只是激动地喊“上级怎么领导咱怎么干”，民众需要具体的党的领导，才有信心反抗剥削，寻求解放。在林道静和赵毓青发动的高小学生运动中，“大院子里男孩子和女孩子们一齐伸着脖子红着面孔用力地大声喊着，叫着，好像打架助威一般，有的甚至被好奇的冲动鼓舞着，怪声怪气地狂叫起来：打倒……打倒……有的孩子连打倒谁也闹不清”[17]，之后的结果是“家长们听说学校闹了学潮，都不敢叫孩子来上学了，整个学校停了课”[18]。再版增加的农村生活的七章中，这场高小学生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失真的描写，孩子们的行为、举动过于脸谱化，最大的十二三岁的孩子们口中处处是“要革命就参加红军，拿起大枪干它一气”，“呸！妥协分子”[19]。孩子，是作者民众描写的一个脸谱，一个发言人，这场高小运动也只是一场学潮运动的替换物。但是，从这种替换的民众中，也可以轻易看到投降主义，分不清也闹不明白为什么要革命以及拒绝革命的状况存在。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赵毓青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没有人领导，好像断线的风筝飘在半空中，咱们不能老是这样呀”，“就是闹遭了咱们也得服从。再说，再说”[20]，需要领导，又盲目无经验。在高小运动失败后，道静到学生家里躲避，见到了刘秀英的母亲，她对农村和农民的一些看法改变了，“而且她还懂得生活中的许多道理，懂得了农村中阶级斗争是怎样的尖锐，懂得地主、高利贷者盘剥农民的多少花样和残酷的事实”[21]，当我们感慨终于见到一个自发自觉的现代性主体时，随着一个农村运动的中坚力量：姑母的到来，“道静这才明白刘秀英的母亲思想进步的原因”。[22]通过对《青春之歌》中另一个可能的现代性主体的寻找，我们发现民众是如何未能完成对自身的现代性建构，反剥削，反压迫，获得土地和劳动工具，争取自由和解放，这些现代性的理念需要外来的输入和领导。中国广大民众的现代性是远远未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