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性：新人以及民众
哈贝马斯的“未完成的方案”，即是说现代性本身的未完成性。其未完成性的主要因素在于它存在着一个冲突的内在结构，表现为以一个现代性取代另一个现代性，实现其对自身的否定。断裂作为一种现象，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典型特征，当代文学对现代文学的取代，新时期文学对社会主义文学的扬弃，不断地以一个现代的标准取代上一个现代的标准，并强调两者的不相容性。反映在文学上也是这样，我们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去谈作为现代性主体的林道静，这个现代性新人的未完成性。当林道静离开余永泽走向卢嘉川的时候，既是革命的现代性对“五四”启蒙现代性的超越，也是这个现代性新人主体建构的一个转换。而后江华对卢嘉川的超越亦是如此。于作者而言，通过两次转换，这个现代性新人是建构完成了。然而正是这两种转换，以及转换过程中对两者不相容性的强调，我们才意识到现代性的未完成性。我们无法预测，这种转换还会不会发生，毕竟历史的语境是漫长的。当我们站在此刻的节点上看待过往的历史过程，我们自然知道它远非完成。林道静，绝非只是那个“一二·九”时的林道静。当然，中国革命及其现代性转换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是需要被强调的，但“我们不可能仅仅停留在对中国革命的正当性的强调上，相反，我可能更在意的，除了这一正当性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的经验状态，还在于这一正当性又如何生产出了它的无理性。这样，我们又势必克服自己的单纯的立场和态度，而回到更为复杂的历史脉络之中”[23]。
卡林内斯库在谈到世纪之交的社会学家和20世纪中期的现代化理论家们预设的进化论模式产生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时指出：“它是不可预言的，人们无法确言哪些变革会获得成功，哪些趋势会取胜，哪些变化会被‘选择’掉。”[24]余永泽的“五四”现代性会取得胜利吗，小说嘲讽的胡适道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就没有可能性吗？1957年毛主席谈到胡适的问题：“现在不必恢复胡适的名誉，到21世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过去因为是斗争，所以讲缺点，今天也不必平反。今天他是帝国主义走狗，到21世纪，历史上还是要讲清楚。”[25]小说中胡适的问题，是杨沫所作出的对50年代意识形态内部肃清胡适思想的回应。在《青春之歌》中，这种现代性道路的选择与转换及其所带来新人塑造的有关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五六十年代的现代性焦虑，“不能简单地以现代化这一概念囊括整个的一段历史。其中所涉极为复杂。比如我们应该分析当时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在其反现代化的过程中，究竟蕴藏了什么目的，又据以什么样的反对理由，它所希望的人和社会的未来形态又究竟是什么？”[26]
“它所希望的人”，中国现代性新人道路的选择历经了漫长的历史进程。这之后是“文革”中不同思想形态的“红卫兵”，80年代“再启蒙”的知识青年，“在边缘处以一种强调自我、快乐和嘲讽的调子展示自己的存在，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凸现新时代到来”[27]的顽主形象，90年代以及全球化和市场化新阶段所需要的中产白领，再到资本操纵的消费和大众文化下的以娱乐和消闲为美学原则的新市民社会和一个后现代时期碎片化的个人。现代性仿佛永不满足，对人的塑造永不满足，现代性的新人就永远是未完成性的。
在另一个可能的现代性主体中已经论及了民众的未完成性，这里无须再列举江华、徐辉和林道静被派往地方领导革命运动后又被转移的情况，我们自然会明白这对地方性民众现代性主体的形成造成的损伤。当然，我们可以说《青春之歌》主要是为了塑造一个不断取得进步的林道静，不需要过多关涉地方以及民众，但是这样的分析会让林道静经历的地方真的就成了背景，从而暴露了“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人物”这种创作方法的一种表达困境，那就是阶级主体与典型人物这两个任务之间的悖论性。在突出典型人物的同时，典型环境（阶级主体）必然会被淡化，甚至就成了无效的背景。“那一阶级主体，始终是以一种话语的空位的方式存在，这个空位不可以被一个肉体的个人占有。”[28]同时，这个典型人物的主体经验只能是英雄的成长史，那段痛苦找寻的历程，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暴露出个人主义的叙事嫌疑。如何处理这一自身的悖论，戴锦华在分析电影《青春之歌》结局的特定场景时，概括出“崔嵬式的庆典”。电影，毋宁说是叙事，总是让这个典型人物融入盛大的群众场面里去，这是对英雄的命名，也是个体的消融。民众再一次出现，但其功能不再是英雄成长史中的“场域”，而是英雄消解的熔炉。回到集体、回到民众成了这一创作模式的必然结果，而当林道静完成思想改造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时，她向无产阶级群体的回归只意味着一个个体的完成，而严格意义上的革命才刚刚开始，广大的农村和市民需要被唤醒，民众的主体性需要被建构。所以这个未完成性的现代性主体及其现代性问题，都需要被认真思考。历史是复杂的，国家的现代性经验在遇到地方时，中间的冲突、调和、妥协、再建与转换，是那么复杂、隐秘以及稍纵即逝。特别是在中国特殊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对效率与公平进行考虑，对官僚主义以及新特权阶层进行批评，对现代工业文明进行乌托邦式的改造，同时也需要抵抗传统共同体精神的扩张和加强，而民众现代性主体的建构正是这最后一点要着力强调的。蔡翔告诉我们，民众自身所存有的传统共同体精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会反现代性的[29]。所以民众的现代性也同样是远未完成的。
从现代性的角度去看《青春之歌》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或者找到一个什么可用的价值经验呢？当然我们找到了革命的现代性叙事的合法性，我们说那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代性追求，它有着非西方的现代性的特质；更重要的是我们做出了对现代性主体的寻找以及对其未完成性的判断。在远离革命话语的今天，反省这一现代性问题，对写下自我主体和新市民社会的建构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它告诉我们，要注意市民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一些复杂性、隐秘性，而且要保持的敏感性，特别是那些稳固的东西以及被利用的可能性。对自我而言，这个未完成性似乎给了我们一种希望，一个自我建构、自我发展的美好愿望。
【注释】
[1]作者康富强（1993—），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2]汪晖：《现代性问题问答》，《去政治化的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85页。
[3]张法：《现代性与全球文化四方面》，《文艺研究》1999年第5期。
[4]蔡翔：《有关现代性问题的阅读札记》，《作家》1997年第11期。
[5]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性的五副面孔》，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372页。
[6]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7]同上。
[8]戴锦华：《〈青春之歌〉——历史视域中的重读》，唐小兵：《再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2、193页。
[9]杨沫：《青春之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第179页。
[10]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11]贺桂梅：《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05页。
[12]汪晖：《现代性问题问答》，《去政治化的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484页。(https://www.daowen.com)
[13]杨沫：《青春之歌》，第627页。
[14]贺桂梅：《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15页。
[15]杨沫：《青春之歌》，第262页。
[16]杨沫：《青春之歌》，第263页。
[17]同上书，第275页。
[18]同上书，第278页。
[19]同上书，第266、276页。
[20]同上书，第267、273页。
[21]同上书，第282页。
[22]同上书，第286页。
[23]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24]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性的五副面孔》，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367页。
[25]洪子诚：《1957年毛泽东在颐年堂的讲话》，《材料与注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第14页。
[26]蔡翔：《有关现代性问题的阅读札记》，《作家》1997年第11期。
[27]张颐武：《现代性中国·导言》，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6页。
[28]贺桂梅：《赵树理文学与乡土中国现代性》，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13页。
[29]参看蔡翔：《有关现代性问题的阅读札记》，《作家》199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