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现代性叙事

近代以来的中国，在不断地遭受外来入侵与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实现对现代性的追求，而革命成了这个过程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现代主义，现代化》一文中总结指出：“现代性只是又一个用来表述更新与革新相结合这种观念的词。”^[5]而这正是中国革命的应有之义，所以，“革命中国”及其相关的文学表述^[6]，在最开始时就是现代性的叙事范畴。

但是，还需注意的是过于宽泛的“现代性”的讨论容易形成一种遮蔽，特别是在中国20世纪前半期的革命过程中，因为并没有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现代性”。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考察中国的近代状况时曾提出两个概念，一是“自生性近代”，二是“外来性近代”。以黄宗羲、顾炎武、戴震、龚自珍为代表的明清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成为中国“自生性近代”的主要思想资源，具体而言就是大同思想，这影响到尔后孙文的革命思想。而严复、章太炎、陈天华、康有为、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胡适等人对西方经典现代性的追求和模仿形成了“外来性近代”，但是这种寻求本身是具有反抗潜能的，包含着对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抵抗和批判的历史含义，也就是汪晖所言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而这就是不同于“革命中国”的“现代中国”阶段的资产阶级现代性，它的具体代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而‘革命中国’毫无疑问的是指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之下，所展开的整个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7]由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革命中国”的现代性在根本意义上不同于资产阶级的现代性，它有着无产阶级的世界性背景，又在基础上力图动摇“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使其走向“阶级国家”。(https://www.daowen.com)

利奥塔在对现代性进行说明的时候指出了三点：一、个人主体；二、民族国家；三、宏伟叙事。革命的现代性叙事无一不对上述三者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模仿、询唤以及在实现其目的后的进一步置换。在文学的表现上，一个现代的个人主体的出现与否，基本构成了文学是否“现代”的一个标志。《青春之歌》不仅成功刻画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个人主体林道静，而后又成功将其置换成具有阶级主体的共产党员林道静。追求一种内在的、有深度的个人描写，并以“社会主义新人”或者“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将其表现出来也是革命现代性叙事的目的与诉求。如前文所述，“革命中国”力图动摇“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使其走向“阶级国家”。恰当使用爱国运动的召唤力，成为了林道静、徐辉发起学生运动所采用的基本策略之一，途径则是由阶级友爱走向阶级国家。现代性的时间概念在解放政治的叙事上形成了革命的宏大叙事，《青春之歌》讲述了从“九·一八”到“一二·九”历史风暴中的青年成长故事。戴锦华曾指出过两种革命经典的叙事范型：一是历史、革命历史的搬演与呈现，其基本的叙事范型为战斗/挫折/牺牲/胜利；二是英雄的故事，或曰英雄的神话，其基本叙事范型为反抗/追求/考验/命名。^[8]不难看出《青春之歌》是第二种革命叙事范型。

林道静青春之旅的第一段，是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妇女解放的描写，主要呈现为以民主、科学为旗帜的，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五四”现代性的重述，通过对道静逃离包办婚姻及其母亲秀妮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悲剧命运的追述，表达了一个典型的“五四之女”逃离封建牢笼的现代性追求。余永泽的出现更符合了这个“五四”现代性的迷梦，他用西方19世纪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角色吸引住了道静，启蒙反叛旧家庭/道德，“五四”青年高呼着婚姻自主这一现代性的渴求。两人像《伤逝》里的子君和涓生，但不同的是，这次是道静先对爱情失望，她不满足于此，也在渴望着更高意义上的成长。林道静与余永泽爱情的彻底破裂，而卢嘉川的介入，一个关于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寓言及其背后潜在的现代性符码的替换，让革命的现代性叙事终于呈现出来。余永泽从精装书到线装书的变化，也在暗示着“五四”启蒙精神的某些部分在贬值与消失。魏三大伯除夕告贷一场，也隐喻了他与林道静潜在的阶级分歧，而革命的现代性叙事的依据与起点，正是道静与永泽根本不同的“黑骨头”、“白骨头”的双重身份。而后较之于卢嘉川，江华的出现则预示着这个革命现代性话语的内部歧变。通过卢嘉川带来的《国家与革命》《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母亲》等，林道静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并对共产主义有了朦胧的概念和向往。但从道静呼喊的“那么，卢兄，你倒指给我一条参加革命的路呀！现在这样子能叫革命吗？”^[9]可看出很显然“从理论上给林道静启蒙的卢嘉川注定不能带领林道静完成她的成长之旅”^[10]，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能具体指导中国革命。而江华的出现意味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到来，这个职业革命者、工人和农民运动领袖直接参与并形塑了林道静的成长。至此，《青春之歌》历经“五四”启蒙、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完成了这场革命的现代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