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形式的多元交融与创新
乾嘉年间，杭、嘉、湖三地赋家以赋选、赋格、赋话、赋论等多种形式展开赋学批评，为清代赋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先看赋选。因科考改革的刺激，这一时期浙西赋家编纂赋选的动机在于服务场屋之用，是以形成了两个特点。一、以律赋为主。既有通代赋选，又有当代选本。俞士玲指出清代“在士子中广为流传的，多是各种赋抄，其中律赋占绝对多数而科举考试的优胜之作是各种赋选的材料来源”[4]。二、赋选除了选、注、评之外，还兼具了一部分赋格与赋话的性质。如仁和汤聘、周嘉猷、周鉁、蒋鸣珂等人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合编的《律赋衡裁》，其《例言》《余论》及赋评被李调元抄录改编成了《雨村赋话》的《新话》部分[5]。许结指出，《律赋衡裁》首开独立的律赋批评，为清代律赋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6]。又如海盐朱一飞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编纂的《律赋拣金录》和钱塘吴锡麒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编选的《律赋清华》，两书除了对所收赋篇采用夹评、尾注与总评以外，卷首都收录了相同的《赋谱》一篇。该谱提出“五法”、“四品”、“九用工”、“一致”、“六戒”[7]等作赋指南，是一篇典型的赋格类作品。此外，《律赋清华》卷首还收有无锡侯凤苞所编《虚字韵典》一部，也是学作律赋的工具书。[8]
乾嘉浙西赋家编纂的赋选虽整合了赋选、赋注、赋评、赋格、赋话等多种批评形式的功能，但其论赋的系统性较专门的赋话尚有差距。赋话脱离诗话、文话而独立，是乾嘉浙西赋家对中国赋学史作出的重大贡献，率先实现这一创举的是嘉善浦铣。
浦铣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之前完成了《历代赋话》与《复小斋赋话》的编纂工作，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将两著同时刊行[9]。《历代赋话》共二十八卷，相较归安孙梅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编成的《四六丛话》四、五两卷《赋话》部分来看，无论就史料来源还是规模来说都远胜后者。更重要的是，浦铣还以按语的形式对这些史料进行了辨正讹、备故实的工作。如《续集》卷七摘录黄震《读柳集文》：“《佩苇赋》，谓读古书，睹直道守节者，则壮之。常惧过失中庸，故作。愚谓子厚所守者何节，而惧其过耶？”浦铣的按语指出原赋“桑”字讹为“乘”，同时引录史料补充了关于此赋的典故，他说：“吴子曰：承桑氏之君修德废武，以灭其国。子厚《佩苇赋》‘桑弘和而却武兮，涣宗覆而国举’。桑谓承桑氏也。一本改‘桑’字为‘乘’，误。董斯张《吹景集》：妙喜为悦禅师后身，蚤岁颖悟，诸方尊宿咸印可之。李商老以师卞急，赠以《佩苇赋》，后参圆悟老人始大彻。”[10]可见，在辑录赋学史料之外，浦铣还花了相当功夫来考辨、补充相关史料，这些工作进一步提高了《历代赋话》的学术含量。(https://www.daowen.com)
《复小斋赋话》的260余条赋论则更能体现出浦铣原创性的赋学研究成果。这些赋论，大致可归为八类。第一类，论作赋的篇章及结构问题，主要阐述了谋篇先需审题，作赋必须切题的观念。譬如他说：“作小赋必先认题，如《凉风至》《小雪》《握金镜》诸赋，须看其处处不脱‘至’字、‘小’字、‘握’字。不则，便可移入‘凉风’、‘雪’、‘金镜’题去矣。”第二类，论赋中字、句法。浦铣强调“赋贵琢句”，于这一部分，他先后讨论了“三字句起法”、“四六句法”、“用虚字”、“用假对”、“以诗对史”等许多问题。第三类，论赋的音韵，这一部分主要就律赋展开。浦铣以大量唐宋律赋为例讨论了“押官韵”、“偷韵”、“换韵”、“以四声限韵”等问题。前三类都是讨论赋的作法，涉及题目、结构、字句、音韵等方面。第四类，论赋家。如论黄滔，称：“黄文江、王辅文，唐僖昭时人，俱以律赋擅长。其句法大略相同，而黄更有艳情，加以琢句炼字，奕奕新色，真小赋第一手。”第五类，论赋篇。如论《秬鬯赋》，说：“杨廉夫《秬鬯赋》，寥寥百余言，正使铺张扬厉者望而却步。”第六类，论通代赋或断代赋。如其比较唐、宋、元、明赋，称：“唐人赋好为玄言，宋元赋好著议论，明人赋专尚模范《文选》，此其异也。丁晋公有言：‘司马相如、扬雄以赋名汉朝，后之学者多规范焉。欲其克肖，以至等句读、袭征引，言语陈熟，无有己出。’余谓数语切中明人之病。”这三类是浦铣就赋家赋作发表评论，从中往往能见出浦氏的赋学好尚。第七类，异事与典故。第八类，提出赋学命题。在最后一类中，浦铣多通过比对诗学来提出赋学命题，如“今人但知诗有一字师，不知赋亦有一字师”、“诗有属和，有次韵，惟赋亦然”等。这一类也集中体现了浦铣的赋学审美要求，如“寄情则工”、“赋须变化”、“咏物贵得神”等。[11]综合八类内容来看，“小赋”这一赋学范畴是浦铣关注的重点。
以上这些赋选、赋话的序跋，亦体现出浙西赋家的观点。如孙梅《四六丛话》卷四的《赋话序》，表达了他对古赋、骈赋、律赋、骚赋和文赋等五种赋体的认识，并体现出赋体“代变”的赋史观。[12]吴锡麒除了《律赋清华叙》与《同馆赋钞序》以外，另有两篇专门的赋论文章。一是《论律赋》，文中吴锡麒提出了律赋创作重“破题”、“转韵”，字句的拗、叠、倒装、侧卸、虚字实炼、实字虚炼等六法，以及赋作“调忌复袭”、“对忌参差”、“词忌浮靡”等三禁。[13]一是《赋赋》，这是一篇以赋论赋的作品。不同于常见的论诗诗以绝句为载体，主要表达作者对批评对象的一些精辟见解，论赋赋的篇幅较长，可以较为完整地阐述作者的思考。吴锡麒的这篇《赋赋》，主要述论赋体由骚、古发展为骈、律的历史及各个时期的特色，并展望本朝赋作“岂徒三《两京》而四《三都》，盖将承六经而郛众说也”。[14]
总体看来，乾嘉年间的浙西赋家们采用了多种批评形式，实现了赋学批评的多元融通，并孕育出中国历史上首部“赋话”。不同的批评形式以其各自的优点，分别为清代赋学的建构作出了贡献。贯穿在不同赋学批评形式当中，有三点思想为乾嘉浙西赋家所共循，即：一、认为赋源于诗，重视赋体抒情性；二、以“代变”的眼光看待骚、古、骈、律、文诸赋体；三、以“小赋”为范畴讨论历代赋，结穴于律赋学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