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尊“小赋”：调和古律之辨的策略

赋的“大赋”、“小赋”二分法，是赋学在骚、古、骈、律、文分类法之外的另一赋体分类体系。自元明“复古”赋论流行以来，赋体“骚、古”与“骈、律、文”之间似乎形成了矛盾。“复古”赋论认为前者重情而推尊之，认为后者重辞而贬斥之。律赋虽经玄烨亲自指出其选拔人才的价值，并随着清代科试而逐渐复兴，却仍然招致了相当多的批评^[26]。甚至浙西赋家也偶尔批评律赋体的局限性，如《复小斋赋话》便说：“唐、宋小赋，多为律所拘束。”^[27]

乾嘉浙西赋学的“源诗”、“代变”赋史观，使他们具备了重视赋体抒情性与“尊唐”而不“宗唐”两种调和古律之辨的理论基础。^[28]在具体的调和策略上，浙西赋家承袭乡先贤所编《历朝赋楷》^[29]以“《二京》《三都》，穷年始能挥翰；《灵光》《景福》，竟日岂可挥毫”^[30]为由而专注小赋的赋学趣向，巧妙地选择了以“小赋”这一能够涵盖骚、古、骈、律、文诸体的赋学范畴来展开讨论，从而使其律赋研究具备了开阔的格局。(https://www.daowen.com)

仁和黄模曾写信给吴锡麒，称：“惠示大集，连日披吟。诸赋力近《文选》。其《秋海棠》以下，总《芜城》《雪》《月》《别》《恨》等为一手，确乎晋魏遗音，此自唐以后诸贤文集所未有者。吾杭惟樊榭能唐赋而体未备，然要当并驱中原也。”^[31]吴锡麒《有正味斋骈体文集》为其嘉庆十一年（1806）左右自订，收大赋四篇，小赋十三篇，古、骈、律兼备。黄模显然打破骈、律之别，以小赋为范畴展开议论。在关注小赋的基础上，乾嘉浙西赋家的律赋研究获得两方面的受益，一是浙西赋学秉持的“情辞并重”理念得到进一步体现。《律赋衡裁·余论》说：“唐人雅善言情，宋人则极讲使事……陈修《四海想中兴之美赋》云：‘葱岭金堤，不日复广轮之土；泰山玉牒，何时清封禅之尘。’运用既切，情致亦深。”吴锡麒《论律赋》说：“赋昉于周而盛于汉。所谓触兴致情，情因变取会，不必拘之以律，而律自应焉。故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认为赋由“触物”而“兴情”，以“情会”而“律应”。一方面也使得其律赋学拥有了更深厚的文本基础，能够从骚、古、骈、律、文诸体广泛地汲取营养。如《复小斋赋话》说：“简文《筝赋》起四句，学潘黄门《笙赋》。然黄门直说，简文陪说，自是不同。唐阎伯玙亦仿其句法，作《弹棋局赋》。”“谢惠连《雪赋》，‘辟初’四句皆三字，后人祖之者不一，如梁简文《舞赋》，宋邵雍《洛阳赋》、陈普《无逸图赋》，元罗明《玉烛赋》、沈幹《浙江赋》，明夏言《天赐时玉赋》、罗喻义《瀛洲赋》皆是也。最佳者，唐杜牧之《阿房宫赋》、陆鲁望之《苔赋》，虽规仿前人，而各成其胜，学古者当阐此秘。鲁望赋见全集中，余刻入《唐律赋笺注》。”^[32]这些赋论统筹在“小赋”的范畴内展开，调和了赋体古律之辨，归结于律赋作法。

乾嘉浙西赋家秉持赋体源诗的观念，强调赋体的抒情本质，以“小赋”为讨论范畴调和赋体古律之辨，以“代变”观广泛地批评和接受历朝赋学，并最终结穴于律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