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史观的“源诗”与“代变”论
清代浙西诗学，以朱彝尊的明诗研究和厉鹗的宋诗研究最具典范性，二者的共同点在于其以治史精神治诗学。乾嘉浙西赋家，熟悉乡先贤的成功范例，将治史精神移植到了赋学研究的领域上。
孙士毅序《历代赋话》称：“柳愚（浦铣）尝再阅二十二史，一阅于乙未京师，一阅于乙巳桂林，摘其中作赋之人，为《赋话》十四卷；又汇平生所录诸家文集，旁及说部中之言赋者，为《续赋话》十四卷。……夫古之登高作赋者，代不数人，人不数首，落落然散布于二十二史及诸家文集说部中，几人目及之？则古人虽传，犹之不传也。得柳愚辑为一篇，六艺附庸，蔚成大国，二千余年之词客聚若比邻。夫而后人人始共识其为古人，古人不藉柳愚而传欤？其微显阐幽，功岂浅鲜哉！”[15]孙士毅从“存人”的角度出发肯定《历代赋话》的史学价值。明清易代，钱谦益提出：“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其事犹在。”[16]在词坛，陈维崧也提出“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存史”[17]的观念，这种以文学存人存史的观念是清代文学思想的潮流之一。孙士毅以此论《历代赋话》的价值，可谓中的。但《历代赋话》体现出的史学意识又不止于此。《历代赋话》按断代分卷，卷内按时序排列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赋体文学史的性质：分卷而观，可从中窥见一朝赋史之梗概；合数卷观，则可见赋史的原委流变。考察浦铣及其他乾嘉浙西赋家所描述的赋体文学史，有两点值得注意：一、认为赋体源于诗；二、持赋体“代变”观而非“代降”观。
班固的“赋者，古诗之流”论和刘勰的“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说是关于赋体源于诗的经典论述。浙西乾嘉赋家在论述赋体起源时，大多沿用这种说法。钱陈群《赋汇录要序》称：“赋者，古诗之余也。顾诗有六义，后世以其名单行者惟赋。”吴锡麒《律赋清华叙》曰：“原夫赋之为道，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词。”乾嘉浙西赋家选择将赋体溯源于诗，其目的是强调赋体抒情的重要性。《赋汇录要序》接下来说：“诗有赋比兴，赋得其一。而比事属词，写怀寄感，则何尝无比兴焉？”强调了赋的“写怀寄感”之用和兼具“比兴”的特质。浦铣在《复小斋赋话》中也将这种赋源于诗而重抒情的观点说得很清楚：“余最爱明兴献帝之言赋曰：‘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夫事寓乎情，情溢于言，事之直而情之婉，虽不求其赋之工而自工矣。屈、宋《离骚》，历千百年无有讥之者，直以事与情之兼至耳。下逮相如、子云之伦，赋《上林》、《甘泉》等篇，非不宏且丽，然多斫于词、踬于事，而不足于情焉，此即卜子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之义也。’赋者，古诗之流，古今论赋，未有及此者。旨哉言乎！旨哉言乎！”[18](https://www.daowen.com)
强调赋体抒情为基础的赋学，在元、明时期，以赋体“代降”论为主导。文学的“代降”观总与“复古”观并行。元人祝尧提出“祖骚宗汉”思想，他认为：“汉以前之赋出于情，汉以后之赋出于辞。”“西汉之赋，其辞工于楚骚，东汉之赋，其辞又工于西汉，以至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工则情愈短，情愈短则味愈浅，味愈浅则体愈下。”[19]这种思路发展到明代，便产生了“唐无赋”[20]之类的提法。元人的“祖骚宗汉”观在理论上要求赋体文学向诗骚传统复归[21]。明人的“唐无赋”说其实质也是要求赋体向诗骚复归[22]。
同样重视赋体的诗骚传统，乾嘉浙西赋学与元明复古赋学不同之处在于，浙西以赋体“代变”观取代了“代降”观，以“新变”论取代了“复古”论。康熙四十五年（1706）御制《历代赋汇序》称：“汉兴，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张衡之流，制作尤盛。三国、两晋以逮六朝，变而为排（俳）。至于唐、宋，变而为律，又变而为文。而唐宋则用以取士，其时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中。”[23]因为中央政权的强大，清前中期文坛立论大多依附中央话语，这段话即确立了赋体“代变”观的“正确性”。数十年后，浙西赋家均已接受了“代变”观。孙梅《赋话序》对古、骈、律、骚、文五种赋体的态度就是持平而论，并未轩此轾彼。如其论古赋与骈赋，称：“两汉以来，斯道为盛。承学之士，专精于此。赋一物，则究此物之情状；论一都，则包一朝之沿革。辍翰传诵，勒成一子。藩溷安笔砚，梦寐刳肠胃。一日而高纸价，居然而验土风。不洵可贵欤？左陆以下，渐趋整炼。齐梁而降，益事妍华。古赋一变而为骈赋。江鲍虎步于前，金声玉润；徐庾鸿骞于后，绣错绮交。”又如钱陈群在《赋汇录要序》中说：“（赋）权舆于屈宋，两汉继音踵事，大放厥辞。至有十年始就一赋者。唐以赋设科，渐归格律。譬之诗，屈宋为三百篇，两汉之赋即两汉之诗也，赋之有律即唐之五七言也。”
基于“代变”而非“代降”的赋史观，浙西赋家不认可元明复古赋论卑视骈、律赋“辞愈工”的态度。乾嘉时期朴学振兴，衍于文坛则造成了一时辞藻声律之学的流行，这又反过来促使浙西赋家对赋体声辞之美的重视达到了赋学史上一个新的高度。[24]于这种背景之下，浙西赋家在坚持赋源诗的同时，认为情辞可以并重，如吴锡麒《赋赋》说：“驰华思于上林，叩元声于中宇。情含风以拓今，韵激骚而流古。殚密丽之铺陈，畅菁英之咀吐。托附庸于六艺，征苑秘于四部。”他在这里指出词藻、典故与赋思、赋情是相辅相成的。而其创作亦重视“情辞并重”的实践，如其《晋王右军题扇桥赋》被评为“宫商既调，风神谐畅”，《昆明池织女石赋》获评“摐金戛玉，驱涛涌云。填砌者让其空灵，豪放者逊兹丽密”[25]。但是，在复古赋学余波尚存的乾嘉年间，浙西赋家研究律赋，关注赋体声辞之学，须先调和赋体的古律之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