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学、地缘、书院：浙西赋学的传承与传播

乾嘉浙西赋学，在内部以家学和地缘为纽带，确保了赋学传承的有效性；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书院教育则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里以乾嘉浙西赋学的“尊唐”理念为线索，探讨浙西赋学的传承与传播。

以秀水钱氏为例，乾嘉年间钱陈群是家族中较早对赋学予以关注的学者。他的《御批孙樵〈大明宫赋〉后跋》明确提出了“古今文章，至唐而备”的观点来推尊唐赋^[33]。其文集以赋开篇，录《河清赋》《天上种白榆赋》《秋郊大猎赋》《冰嬉赋》四篇，前三篇为律体。此外，其律体《春蚕作茧赋》亦存世。其侄孙钱载在京期间常随侍左右，今存赋作《顾渚山茶芽赋》《小亭芍药赋》《莺啭上林赋》《荷珠赋》《既醉备五福赋》《知时草赋》等。其孙钱福胙有《刻桐为鱼扣石鼓赋》存世，钱福胙子钱仪吉亦有《遰鸿雁赋》存世。一门之内，律赋作手如此之多，家学乃至母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钱仪吉《世母金太恭人行状》记载了其父兄钱豫章继室金孝维教育后人的故事，说：“崇绶（钱豫章曾孙）又屡斥于童子试。太恭人亲为程课，夜坐之灯右，使读先辈文若干遍。曰：‘吾不知举业云何。常闻昔人言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多读自有益耳。’授以唐人小赋，为讲析词旨。崇绶意颇开解，遂令为赋课。去春督学少司马赵公按试吾郡，崇绶果以古学得取入郡庠，太恭人始开颜一笑也。”^[34]金孝维是乾隆元年状元金德瑛的孙女，仁和人。出身书香门第的她不仅著有《此庐诗草》，更能独立承担起教育曾孙钱崇绶的工作^[35]。值得注意的是，她有意识地选取唐赋来教育崇绶，并且能够“讲析词旨”，成为崇绶日后选入府学生的重要推动因素。可见，自钱陈群至钱崇绶六代人之间，钱家以家学传承着“尊唐”的赋学传统。(https://www.daowen.com)

地域性的文学交流也是乾嘉浙西赋学得以发展和繁荣的保障之一。约乾隆三十二至三十四年（1767—1769）期间，在杭州形成了一个以顾光、吴颖芳、沈初、倪一擎等人为指导者，以黄模、吴锡麒、姚思勤、黄基为创作核心的琴台赋家群体。以“唐人律赋自元明失传”为动因，姚思勤约同黄模、吴锡麒、黄基共举“琴台夏课”。^[36]姚氏的尊唐理念在琴台赋家群体中得到响应，如前揭吴锡麒的赋论以唐代律赋为尊，黄模弟子郑城甚至评吴锡麒赋作说：“今馆阁尚唐赋自先生始也。”而黄模、吴锡麒、姚思勤的子侄辈黄士珣、黄士藻、吴清皋、吴清鹏、姚伊宪等又能继承家学，擅赋尊唐。如姚思勤评价黄士藻《屈刀为镜赋》说：“耀艳深华，已能入黄文江之室。”郑城评价黄士珣《焦桐入听赋》称：“善摹焦桐之声，则入听之情自透，笔力亦雅近皇甫持正。”^[37]可见，家学与地域对于乾嘉浙西赋学的交流与传承产生了合力，使琴台赋家群体及其后人普遍秉持“尊唐”的赋学观念。^[38]

聂崇岐在《书院和学术的关系》一文中指出清代雍乾以后，“凭（书院）以播散文学风派的，其效力也不能说小”。^[39]书院亦曾作为浙西赋学“尊唐”观念的传播渠道。吴锡麒于嘉庆七年（1802）应李廷敬之邀寓居上海也是园，今存嘉庆九年春刻《云间书院古学课艺》称“掌院钱塘吴谷人鉴定”，则嘉庆七年吴锡麒当有执掌云间书院之事。这部课艺选本由陆梓编选，吴锡麒评点，从吴的评语中可以明显见出吴锡麒在输出“尊唐”的赋学观。如评张公璠《社翁雨赋》称：“应弦遣声，按节投袂，深得唐人矩矱者。”评王绍成《燕睇赋》称：“音节最妙，得唐人三昧。”评汤辂《孟浩然夜归鹿门赋》称：“圭臬唐人。”^[40]后自嘉庆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间，吴锡麒长期执掌扬州安定书院，并于二十二年选童生岁、科试及课艺之作编成《律赋清华》，以为程式。其中编选了王家相、顾元熙等后来声名颇著的赋家之作，更可见吴的眼光及其长期从事赋学教授的成果。吴锡麒在云间、安定书院开设赋课的具体情况今已难知晓，书院与琴台相比，虽然渠道不同，但从现存的赋作赋评来看，其传播方式却大体接近，都兼具了师承与学友交流两个层次的性质。而赋学传播的内容则能够从“尊唐”这条线索中窥见其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