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男性观剧诗中的女性认同
在晚清男性观剧创作中暗含着一种对女性审美欣赏的变化，即更加赞赏女性的独立人格，如烈女、孝女、女英雄等，这种审美判断不同于以往男性对女性外表的欣赏，而是更加注重女性思想的变化，常将女性与男性进行对比，发出自愧不如的感喟。
缇萦救父的故事几百年来一直传为美谈，至康熙时泰州孝女蔡惠趁康熙帝南巡之机，上书为父申冤，得释重罪。光绪时，安徽大儒汪宗沂（1837—1906）将此事谱为乐府，称之为《后缇萦》传奇，再次引起众人对孝女的关注。袁昶（1846—1900）观此剧感叹道：“习之手表高贞女，石笥曾歌女李三。解道百男何愦愦，藉词漆室风婀媕。”[42]一句“解道百男何愦愦”将孝女蔡惠与男性形成鲜明对比，认为有多少男儿应当“百善孝为先”，却不敌一位女子的勇敢，这是对蔡惠极高的评价；陈作霖（1837—1920）言：“万乘南巡万物春，茕茕弱女志能伸。拜章夕入恩朝降，千古缇萦有替人。”“维扬志乘事难忘，谱入宫商更擅场。绝胜是非身后错，琵琶一曲演中郎。”[43]蔡中郎的形象自宋代戏曲中便开始出现，巅峰之作为《琵琶记》，但直到《琵琶记》时蔡中郎都是一个负心汉的形象，陈作霖援引“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句，赵五娘与蔡伯喈成为“痴心女子负心汉”这一久演不衰的主题中的代表人物，这样的负心男子竟有一位孝顺的女儿，便是蔡惠形象的原型——蔡文姬。那么，诗人若只想突出孝女的主题，为何不将蔡惠与蔡文姬进行对比，却提起《琵琶记》中的负心汉呢？这种男性与女性之间对比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恰恰也暗示出诗人创作的心理样态，即借用社会性别所赋予男性和女性的情感与思想，当然也包括了忠孝节义等社会责任感的范畴，更突显这一时期女性心理空间的成长。
乾隆时董榕（1711—1760）所作《芝龛记》传奇以明末秦良玉、沈云英二位女将为主人公，刻画了二人的飒爽英姿。晚清时因秋瑾（1875—1907）对此剧极为赞赏而再次掀起热潮。秋瑾之所以欣赏《芝龛记》，与她一直投身于女权运动与民主革命密不可分。事实上，在秋瑾之前，道光十一年（1841）一甲一名进士龙启瑞（1814—1858）就已经关注到此剧的价值，其《浣月山房诗集》中收有《读〈芝龛记〉传奇得秦良玉、沈云英二女帅诗各二，魏费二宫人诗各一》，集中刻画了四位女英雄形象：
英雄盖代出钗裙，愧杀须眉有此君。却恨凌烟高阁上，当年未画女将军。（其一）
手馘枭顽快复仇，女郎大义写春秋。归来自设宣之帐，不羡书生万户侯。（其四）
昭阳院里望烽尘，倡义从君尚有人。不见玉河桥畔柳，贞魂常护汉宫春。（其五）(https://www.daowen.com)
黄虎营中剑影寒，妖星夜陨阵云宽。隐娘匕首今何在，应化英雄一寸丹。（其六）[44]
第一首诗描写秦良玉，将其与男性进行对比，认为此女虽未位居高阁，但其战功仍可使须眉愧杀；第二首诗中的沈云英之所以征战沙场，不是为了如书生一般觅得官职，而是出于大义，因此足以名垂青史；第三首诗写配角魏宫人，援引春秋时楚国昭阳的典故，以昭阳与魏宫人进行对比，昭阳因辅佐楚怀王发动了楚魏襄陵之战而名满天下，魏宫人作为婢女的身份跟随二位女将军驰骋沙场，昭阳与魏宫人都为保家卫国贡献力量，诗中将魏宫人比作昭阳虽然略有夸张，但仍可见诗人对女性的推崇与赞赏之心；第四首中黄虎（即张献忠）曾与李自成同为高迎祥的闯将，后二人分裂，黄虎多次背叛旧主，最终死于豪格平定川陕之战[45]，崇祯十七年（1644），张献忠攻破成都，蜀王朱至澍及其全部嫔妃均自杀身亡，费宫人便是其中一位，尽管她并非女将，也未效力战场，诗人以观者的视角仍对其赞赏有加，认为她的自尽是英雄丹心的体现，同时将她想象成聂隐娘的形象，能够武艺超群，惩奸除恶。从龙启瑞对女性（尤其是女英雄形象）的认同中可见其创作倾向于将男性与女性进行对比，侧面反映出女性在走出闺阁之后，无论是驰骋沙场还是深居宫廷，她们的思想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有些已经超越了女性自身的社会角色，介入到男性视角，甚至以抵御外敌、保家卫国为己任，而龙启瑞对女性的这种变化是认同和赞许的，诗作中再通过男女对比的反差，展现出女性内柔外刚之美。
或许是受到父亲影响，龙启瑞之子龙继栋（1845—1900）对侠女、烈女一类的女性形象也颇为关注，并创作了传奇《烈女传》《侠女传》[46]。朱寯瀛（1845—1928）对《烈女传》的评价较高：
浊雾暖月光，不改明蟾洁。众草锢兰芽，愈显奇香烈。卓哉江氏女，克创千秋节。始羞秋胡金，终衔精卫石。尊章与父母，相爱莫知惜。骨肉一何愚，天地一何窄。我读槐庐词，感慨重于邑。古今贞孝事，多少称殊绝。不遇阐幽者，总付荒榛棘。即兹烈女心，岂计名不灭。一朝表其奇，满纸遂恻恻。当年侘傺状，如见复如识。直可风世人，奚止慰幽魂。所愿知音士，普听此歌阕。写以绿筠笺，吹以紫云笛。女有屈原心，词真董狐笔。[47]
《烈女传》的产生并非只是父子相承这么简单，主要是由于晚明以来的戏曲形成“人情以放荡为快，世风以奢靡为高”[48]的风气，淫靡之风多见，而忠贞之迹不常有，因此清代中晚期开始，统治者渐渐注意到淫词艳曲的危害[49]，多次禁戏，同时文人也转向忠孝节义剧的创作，以正世风教化，形成“以词陷之，即以词振之”的效果。[50]朱寯瀛诗的前半部分综括了《烈女传》的故事情节，“古今贞孝事，多少称殊绝。不遇阐幽者，总付荒榛棘”点出节烈剧的产生背景，认为龙继栋将烈女故事呈现给观者，不仅使烈女事迹不至于湮没无闻，更重要的是可以教化世人，因晚清节烈剧多改编自真实故事，因而此剧被朱寯瀛赞为“董狐笔”。其对烈女忠贞的赞美认为可以与屈原之心相比肩，有着意夸赞的意味。本剧源于咸丰间一位烈女的真实故事，朱寯瀛大可将其与历史上的贞女、烈女相比较，但作者没有，而是将其比作历史上不朽的忠贞之士，将女性亦纳入男性的审美评判标准之中。
上述事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何男性将女性与自身进行对比，而不是单纯地欣赏蔡惠的孝、女将的忠、姜氏之烈？笔者认为，首先不能排除这些男性文人着意提升女性的地位与思想价值，但从他们的创作手法上看，这些文人已经关注到了性别视角，从不同社会性别所承担的思想范畴入手，更能突出女性社会性别的越界，即女性思想转变的价值所在。其次，晚清士风式微，男性文人通过与女性对比所发出的感喟，同时也是对男性自身的一种反思。基于上述两点形成了男性对女性审美标准的转变，由对女性柔美一面的欣赏转向对外柔内刚的独立人格的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