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论

在现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前，三德范村就像华北地区的其他村落一样，基本上处于一种民间自治发挥主导作用的状态。从村内残存的碑铭、文书和故事传说来看，“乡约”“地方”“族长”等人物是当时村落现实生活秩序的最高权力代表。国家在处理公共资源分配、刑事、民事案件侦缉等方面处于若隐若现但非遥不可及的位置。此时，扮玩同其他乡民艺术活动一样，在元宵节这一符合乡土社会时间制度和礼俗设计的非常时段里尽情释放着热闹、狂欢的乡土精神。同时，它还以符合国家礼治（“圣人以神道设教”）的文化传统，较为完整地保留着华北地区春节社火普遍存在的象征仪式、民间信仰等构成元素。在治平时节，民间与国家是一种既若即若离又互补互益的关系。三德范村元宵节扮玩的“报官”仪式，彼时不仅是民间对帝国官僚体系的想象、理解和模仿，它还是建立在地方性社会、文化基础上的发明和创造。那种既庄重又富有等级秩序感的表演，在充分糅合了民间自治传统的组织机制和文化功能的同时，实则也是乡民们对国家与民间关系的一种象征性演绎。

20世纪上半叶，随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结构和实体的形成，国家权力对民间的渗透全面而深入。于民间自治传统之外，在地方上出现了“旧名号、新制度”或“新制度、新身份”的国家权力代理人，这使得村落权力结构分化为两种类型——国家正式权威和地方非正式权威。此时，绵延逾千年的“民间自治传统”从地方社会正式制度下降为非正式制度，国家权力则一跃迈向了村落社会结构的前台。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直至改革开放，集体化时代的社会生活及其一切精神、物质资源都被统一支配，经济成为政治的附庸，精神生活也被高度政治化。随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关系网络的消解，乡土社会被整合到民族国家的权力结构中。此时，属于旧文化传统的扮玩不但随着“革命化的春节”被扫进了垃圾堆，而且它曾蕴含的民间信仰元素也在这一时期几乎被彻底清理。文化传统的力量虽被遏制，民间自治传统却以一种蛰伏的方式弥散在村落权力结构中，例如，以“乡规民约”为代表的民间自治机制就仍然以符合革命话语表述规范的方式与村落权力结构糅合在一起，并在村落公共空间的管理中延续了历史传统。因此，民间自治传统与乡民艺术活动在集体化时代国家权力的管控之下，虽隐而不显却又静水流深。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飞跃伴随着国家权力在乡土社会的短暂失语状况，在三德范这个大自然村面临着东、西、南、北四个行政村分立并要实际“分家”的关键时刻，三德范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远去的文化传统。此时，扮玩活动的复兴就绝不仅仅是财富积累和精神释放的原因——现代经济和社会转型对文化传统的内在需求才是根本缘由。此时，“三德范办事处（管理区的前身）”“三德范联合社”的设立实际上是社会转型时期，国家权力和民间自治传统在地方政治舞台上的一种经过社会体制检验、磨合、试用后的结果。其现实的必要性在于，国家权力在民间社会的实施无法脱离地方社会的礼俗传统，因此它必须在族群内部找寻地方代理人并借此实现国家意志——三德范办事处常由三德范人且是三德范村的大姓家族成员担任“掌权者”的现象就是这种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国家权力的地方代理人，“管理区书记”扮演着双重角色，既要使国家权力意志在村落得到及时有效的实施，又要从家族特别是村落的角度考虑为家乡谋求利益。乡民们则通过舆论、媒体和某种“弱者的反抗”形式行使着对地方代理人认同或排斥的权利。因此，包括后来的管理区及其掌权人物，虽然表面上是一种现代的、统一的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设置，但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合这个村落实际的，以国家权力符号设立和以国家在地方的代理人面目出现，又能为多元主体所共同接受的一种民间自治传统及其组织机制的现代化设计。从实施效果看，如以扮玩活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中的表现为试金石，我们可以发现，管理区不但在文化功能上与传统民间自治机制发挥的力量一致，而且更加“入戏”地沟通民间与国家的关系，从而使村落能够充分利用国家可能给予的资源、利益和荣誉，进而达成让三德范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在区域社会处于优势地位的目的。

进一步说，表面上作为年节活动的扮玩实则并非孤立于村落的权力体系之外。扮玩不但与三德范村的政治、经济和历史传统密切相关，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还应成为我们理解国家与村落秩序、家国关系的一个整体。换言之，以胡同为单元，全村合办的扮玩，不仅仅是为了凝聚村落力量或赋予乡民村落地域共同体的意识，它还是作为四个行政村之上的，作为整体的“三德范人”基于共同利益向外部世界展示社会团结以及相互之间政治、经济互助的象征性体系。走进“非遗”时代，在传媒艺术、自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扮玩还在客观上具有一种富有现代意味的、关于自身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宣示。田野调查发现，这种国家与乡村秩序现代景观的生成，绝不是在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下，某一方因“控制与反控制”“治理与被治理”的二元对立而被动对抗、碰撞、失控的产物。从长时段、大区域和民间社会“微政治”的视野观察，三德范村能够基本保持乡土秩序“变与不变”之间的微妙平衡，恰恰是由中国社会以“礼俗互动”作为社会运作机制的文化根性，并以此使得国家政治、村落传统、人民大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建构、磋商对话、相依共情的结果。因此，在笔者看来，在将国家主导作为治理体系现代化前提的同时，必须注意到面向中国农村的“乡村治理”不应该局限于自上而下的单一向度，而应是国家、社会、社区、村落和民众，乃至资本、学者、媒介等外部力量横向联动、纵向互动的过程。

要言之，三德范村包括扮玩传承在内的乡村社会发展，既因应着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落地，又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村落民俗传统的特殊性基础和自治逻辑，这是国家意志、村落传统、民众生活实践复杂对接、实事求是的结果。由此观之，在当前如果要真正实现以国家为主导的乡村振兴，在坚持政治原则的同时，既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着眼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更要以合法性与能力性为价值尺度的“协同治理”理念作为前提，借助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将国家制度权威与各类基于民间自治传统为特征的非正式组织、非正式制度结合起来，因地制宜地培育社会自治的制度架构和机制保障，从而真正打通社会内部的运转症结。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问题，超越“乡村终结”的疑问，达成国家治理能力体系现代化以及新时代国家治理真正实现良政、善治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