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的锁骨信仰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一节 中国佛教的锁骨信仰

作为“圣体”的锁骨,源自古印度人对神人身体的想象,其在佛教中首先被用来描述释迦牟尼的身体。《长阿含经》是佛教的原始经典之一,其中记载相师为刚出生的释迦牟尼看相,明言释迦拥有三十二大人相,其中“八者钩锁骨,骨节相钩,犹如锁连”。[6]三国东吴支谦所译《梵摩渝经》则称释尊“绝世之相三十有二”,排名第三的就是“钩锁骨”。[7]唐代名旷的《金刚錍论私记》则将锁骨纳入八十种好。[8]可见锁骨在相、好分类中的归属存在犹疑,然总体而论,唐代及以前的汉译佛经主要将之归入大人相中,尽管排次常常不同。锁骨在佛教和古印度语境中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形象奇特,更在于被赋予的“超凡功能”。唐代慧琳《一切经音义》点明锁骨是“如来身相”“似环相钩连”后,引《佛本行集经》指出“菩萨节皆相钩连……遂成就广大那罗延力”。[9]经中所谓之那罗延(梵文Narayana,意即钩锁),[10]是印度和佛教中的大力金刚,又被称为钩锁力士、坚固力士等。[11]事实上,佛教等古印度宗教认为,力量大小在于骨节的连接程度,如《大般涅槃经》即称那罗延“身节头相拘”,故力可抵牛、象无数;而菩萨更是“诸节骨解盘龙相结”,故“十那罗延力不如一十住菩萨一节之力”。[12]显见锁骨并非只是单纯的“相好”,更暗示着佛菩萨的能力超然。

然而,虽然佛菩萨身具骨锁的信仰产生于印度,但正如严耀中所说,印度佛教处理尸身的主要方式为荼毗(火葬)。唯有佛教传入东土后,尤其是唐代禅宗和密教兴起以来,在“不舍肉身”的观念和土葬方式的影响下,才有可能获得直接观察尸身神异的机会,并兴起对佛教成就者尸身(而非单单舍利)的信仰和崇拜。[13]严耀中此论确有一定道理。事实上,印度佛教对锁骨的提及主要是“想象”或“预见”,如姚秦时期竺佛念所译的《出曜经》和《中阴经》中,佛陀称在自己未来死亡时,当“露现钩锁骨”“当其舍寿时,钩锁骨相连”。[14]而在中国佛教的传记和传说中,锁骨才被赋予“现实意义”,成为证明某些人物已经具有很高宗教成就的依据。以下笔者对中国佛教中锁骨相关材料进行爬梳和讨论,但这里需指出的是,有关“锁骨”现象的记载既包括官方正史、佛教史著,也包括小说家言、诗歌、戏剧,但均未必是对“史实”的客观描述。刘方对“锁骨菩萨延州妇人”的研究,呈现了唐代“传说”在宋元时期成为佛教“史实”的过程。[15]因此,我们有必要将这些问题和材料放入思想史和观念史的范畴内,抛开“事实与否”的问题,将关注点聚焦在古人的“认知”上。

唐代李复言(活跃于831年前后)《续玄怪录》记载了一则“延州妇人”的故事,可视作中土锁骨传说和信仰的正式开端。文中记载,延州(今陕西延安)妇人姿容秀丽,“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与之游,狎昵荐枕,一无所拒”。数年而殁,州人哀怜,共为之葬,“瘗于道左”。大历(766—779)中,有西域胡僧过,焚香礼拜。州人不解,疑惑此一“淫纵女子,人尽可夫”,“和尚何敬耶”?胡僧回答:“斯乃大圣,慈悲喜舍,世俗之欲,无不狗焉。此即锁骨菩萨,顺缘已尽。‘圣者’云耳,不信即启以验之。”众人开棺,“视遍身之骨,钩结皆如锁状,果如僧言”。于是为之设斋,起塔。[16]此则记载中,锁骨的发现彻底反转“淫妇”的判断,证明此人本质上是“大圣”“菩萨”。由此,原本被认为是“狎昵”的肮脏凡躯,转变成菩萨用来救度众生、满足众生色欲的方便法门,行为上的不堪与目的上的神圣相互激发,形成巨大张力,使故事充满震撼力。这个传说故事在佛教内部产生极大影响,包括《佛祖统纪》(卷41)、《隆兴编年通论》(卷22)、《释氏通鉴》(卷20)、《佛祖历代通载》(卷15)、《历朝释氏资鉴》(卷7)在内的宋元时期最重要的佛教史著以及多部灵验记作品均采录了这则记载。然而,此故事在宋元以降的流传过程中,经历着史著化和佛教正统化的修订,具体情节产生一些变化,例如发生地或在延州或在金沙滩、增入有肌肤之亲的男子色欲降低的内容、妇人与多人狎戏变为嫁于一人(马郎)、增加以背诵经文能力决定嫁于何人的情节、有床笫之事变为只有夫妻之名(嫁入即卒)、揭露锁骨真相的僧人去“胡”化、增加此僧人飞腾而去的情节、明确延州妇人是普贤(仅《佛祖统纪》等二三书如是说)或观音的化现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至今仍脍炙人口的“鱼篮观音”传说。[17]不同材料虽然都对这一传说进行了某种改造,但却无一例外地保留了以“锁骨”来印证菩萨身份的内容。总体来说,对于延州妇人的故事而言,后世的重述和改述削减了“性爱”的暧昧,而大大强化了佛教的说教意味。高罗佩(R.H.van Gulil)认为这则锁骨菩萨(马郎妇观音)的故事,是“隋唐之时,佛教密宗之仪轨来中国,交媾觉悟之说与道家合气成仙之旨融洽为一”的结果;[18]胡万川进而强调故事中的实践来源于印度性力派,何胜莉则强调故事背后存在的密教背景。[19]然而,仅以这则传说最早的《续玄怪录》版本而论,其中并没有“以欲止欲”的内容,而只有“菩萨喜舍”的精神。从其他现存材料来看,故事中性与觉悟间的关系很可能是唐末甚至是宋代才衍生出的情节,彼时已经不是密教在汉地发展的黄金期,[20]而是儒学和禅宗茁壮成长的时代。因此,或许延州妇人这则传说中的某类版本多少受到密教因素的间接影响,[21]但故事在起源上和主脉发展中却未必与中土密教有直接关联。(https://www.daowen.com)

在宋元佛教内部对此锁骨菩萨进行重点关注的同时,延州妇人的传说自晚唐两宋开始就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大量文人诗歌借鉴这一主题进行创作,如韩握“时昏却笑朱弦直,事过方闻锁骨香”;[22]郑清之“洗出金滩锁骨沙,种成老树竞槎芽”;[23]吴文英“古石埋香,金沙锁骨连环”。[24]此外,这则锁骨观音的传说也被呈现为戏剧、美术、说唱宝卷、小说等在内的其他文艺形式,[25]但不论以何种形式对这一传说进行回顾和再现,“锁骨”都是必不可缺的内容。这一身体特征的展示,宣明圣人在身体方面与凡人的绝对差异,从而使这样一个暧昧的故事获得佛教的信仰意涵,“情色”瞬间转化为“觉悟”。

延州妇人故事的脍炙人口,必然使“锁骨”成为众所周知的公共知识。在此背景下,从唐晚期开始,与佛教有关的很多材料不断出现新的锁骨记述。晚唐官员张读的《宣室志》记载商居士故事,称商居士七岁能读佛书,后“有佛书数百篇,手卷目阅,未尝废一日,从而师者且百辈”,俨然是地方佛教之在家领袖。其人好游城邑,偕行者“闻居士每运肢体,珑然若戛玉之音”,于是认为“居士之骨,真锁骨也。夫锁骨连络如蔓,故动摇肢体,则有清越之声,故其然也。昔闻佛氏书言,佛身有舍利骨,菩萨之身有锁骨。[26]今商居士者,岂非菩萨乎?”后商居士卒,焚身见骨,“果锁骨也,肢体连贯,若缀络之状,风一拂则纤韵徐引”。于是众人舍财为之建塔,纳骨其中。[27]商居士的故事与延州妇人有若干相似之处,如死后现锁骨、建塔供养等。但与遭人鄙视的延州妇人截然不同,商居士生前就是受人尊重的大德。这一差异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商居士生前仅凭借道德学问就足以被认为是有宗教成就之人,因此对其圣人身份的确认就不存在“反转”,而只需要是“递进”。火化后出现锁骨当然是最终的证明,但在生时如何确定商居士本质上是“菩萨”却也成为一桩要案。于是,古人想象环环相扣的锁骨,在运动碰撞时会发出类似玉石敲击的清越之音;故由身发清越之声便可反推身具锁骨,进而判定此人本质上是菩萨。判断锁骨的方式由死后的极端被动,变成生时的“积极主动”,对宗教成就者个人地位及影响力的渲染显然更有好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我们在前文介绍过的那样,在印度佛教中与锁骨相伴随的是无穷的巨力,但在中国佛教中却从未将“力量”大小与锁骨的判定扯上关系。这或许是因为证明“神圣”的证据需要一定的“隐秘性”——尤其是圣人在世时,类似力量大小这类过于“实在”的证据往往会陷入被证实证伪的尴尬境地。

纵观北宋及之后的所有锁骨传说,在发觉锁骨的方式上并没有超越延州妇人和商居士的两种范式(目见和听音),相关材料不断涌现。著名佛教史著《宋高僧传》中记录若干唐代僧人的锁骨案例,例如著名的九华山金地藏死后坐函,尸身不坏,据信入塔供养时“举舁之动骨节,若撼金锁焉”,以骨骼声音判定为锁骨;[28]惠符死后火葬,“见骨节相连之状”,以目见方式发现锁骨;[29]西域僧人安静发掘“在家菩萨”丁居士坟,“遂取其骨皆金色,连环若锁,可五丈许,铿然响亮”,[30]既直接看到锁骨,又听到锁骨碰撞之声。《宋高僧传》中还有一则隋代僧人法喜的记载,颇为有趣。此则记述类似内容又见于更早的《太平广记》,而《广记》称相关记述源自《拾遗记》。《拾遗记》者,即北宋初之笔记小说《大业拾遗记》,旧题唐代颜师古著,但显然是宋人伪托。《广记》所引《拾遗记》记载神僧法喜为隋炀帝拘禁,但坊市之中有人见之,于是皇帝命人查看,“见袈裟覆一丛白骨,锁在顶骨之上”。炀帝于是又令长史王恒复查,“皆然”。[31]“锁在顶骨之上”,只是说锁链放于骨上,未见所谓“锁骨”。然此故事的《宋高僧传》版本却将法喜的白骨演绎为锁骨,于是当长史王恒复查时,见“袈裟覆白骨,骨皆钩锁相连,铁锁縻其项骨”。[32]降至南宋志磐的《佛祖统纪》中,更是径言“见袈裟覆黄金锁骨”。[33]在此我们又获得一个“传说”演化为“史实”的案例。北宋惠洪的《禅林僧宝传》是重要的禅宗史料,其中记载行伟禅师阇维之后,“得五色舍利,骨石栓索勾连”。[34]此记述语存两可,既言烧化尸身炼出舍利,又说得锁骨勾连,可能仅仅是强调神异之词,但也可能是在说毛发肌肉化为舍利,而骨骼未化,呈锁骨状。晚唐李通玄的《略释新华严经修行次第决议论》有一后记,为宋人张商英所撰,其中称清泰年间(934—936)有村民发掘李通玄的葬地,“得连珠金骨,扣之如簧”。[35]南宋僧人正受《嘉泰普灯录》中记录此事,称李通玄骨为“连环金骨,扣之如簧”。[36]宋代洪迈(1123—1202)《夷坚三志·揽事游师姨》中的尼师,死后葬于桥下,一道人至,启墓露其“金锁子骨”,以杖挑之凌空而去,“见者悔悼其生存时不能识也”。[37]这则故事里锁骨的发现和众人的悔恨显然都有延州妇人故事的影子。此外,我们从更晚的佛教材料中还可以发现对寒山、拾得锁骨、[38]杜顺锁骨、[39]南岳慧思锁骨、[40]广真锁骨、[41]李成眉锁骨、[42]所属不详的锁骨等的记述,[43]内容大同小异,兹不赘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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