溜在城市的耗子
何清
我就这样一整天一整天地躺在我那冰冷的床上，看着这房间的长宽高和奇怪的形状，闻着这房间里的怪味，感受着这房间里的密不透风和密不透光，突然毛骨悚然起来：我这跟躺在棺材里有什么区别呢?
(一)
教养局X号是一个干净而又清静的小院子，除了我以外只有房东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儿媳四个人住。房东一家生活极有规律，每天早晨7点钟准能听到房东杨大叔清扫落叶的沙沙声，而一到晚上10点，院子里的灯熄灭以后，整个小院就只剩下了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和死寂般的宁静。
对于房东一家人，我始终是充满敬意。他们家没有中国家庭很普遍的婆媳之间的吵架，也没有代际之间的冲突，有时我还能听到儿子和父母之间说的一些“损”对方的俏皮话。而房东本人总是穿着一身公安制服，神情像个老工人，说话像个老太太。他经常对老婆、儿子和儿媳小声唠叨，或者对着他的两只小鸟说些孩子气十足的话。我原来以为他根本就不是警察，后来听他跟他儿子说话，才知道他不但是警察，而且56岁了还是个普通警员，并以自己当了一辈子的警察还没有升迁而感到自豪。有一次，我听到他很得意地对他儿子说：“你可别小看你老爸，你老爸虽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警察，但现在的工资只比我们所长少20块钱!”我想，现在别说是警察，就是教书先生，如此清心寡欲并自得其乐的又有几人呢?房东夫妇还很关心我，每次当我把空水壶往门外一放的时候，他们很快地就给我灌上了热水，根本用不着我开口；女房东还经常唠叨着说，你整天足不出户坐吃山空怎么办，又问我要不要她给介绍个女朋友。
这样好的人家，别人都以为我住在那里一定很舒服。恰恰相反，身在异乡的我对这样的热情觉得无以回报，一个半月后，我搬到了环境要差得多的另一家住。新搬去的那家的院子里有个小水池，有一次我顺手往池子里倒了一盆洗脸水，房东就咋咋呼呼地跑出来责备我，说这池子是用来洗菜和洗碗的，洗脸、洗衣服的水只能倒在那块用石板盖着的阴沟里。院子里有一只垃圾筐，有一次我往里倒了一点点茶叶渣子，房东也要叽叽喳喳地唠叨我几句，说湿的东西倒在垃圾筐里容易招苍蝇，应该倒在门外马路边的垃圾筐里。可他儿子却经常把更招苍蝇的果皮、瓜皮往院内的垃圾筐里扔。当然，他看见了也是要唠叨着说几句的，但他儿子仍然我行我素。我却是不能忍受他的唠叨，因此从第二天起，我无论是倒茶叶渣还是扔果皮，都跑到院子外面的马路上倒，这样省得他再唠唠叨叨了。每当我这样做时，我就觉得自己不过是漫画中的那只把屎拉在鸟笼外的“讲卫生”的鸟，寄人篱下的感觉真让人觉得窝火。
他家厕所的门整天锁着，只有他们家的人用的时候才打开那么一小会儿，这显然是不想让我用，因此我晚上小便也不得不跑到院外150米的公共厕所里去，极不方便。然而院里的大铁门如果拴得不十分整齐(这是常有的事)，开门时就会“砰”的一声响；第二天他一准责备我又吵醒了他，要我开门时小心点。于是，我干脆像他们一样晚上10点钟就“老老实实”地睡觉。有一次，一个朋友来我这里看我，我们说话的声音稍微大了一点，房东也跑来干涉一下，而我还没办法找一个同样的机会“回敬”他，因为自从我搬进来以后他家似乎从来就没有客人来访过。有一天下午我上厕所没锁好院子门，恰好他回来了，他就大声地跟他老婆指桑骂槐地说我怎么出去半个小时不锁门。我听他说得实在不耐烦了，就说我又不是便秘，去一趟厕所怎么可能要半小时?他摇了摇手说，仿佛很大度地跟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和你争论。不过，你自己的房门怎么锁上了?”其实我锁自己的房门只是因为习惯随手带上的而已。
这些也许都不算什么，还有更头痛的时候。他要求我如果晚上要10点以后回来的话必须向他或他老婆事先报告一下，以便他们给我“留门”；但是即使是报告了也必须在晚上11点以前赶回来，这样以防他们睡熟了有贼进来。可是有一天下午我出门时他家没人而无法报告，第二天他就脸色极难看地对我小声唠叨：“我们怕你晚上没地方睡，特意给你留着门，你却一通宵不回来，你就不怕我们家给人偷了?”我说：“对不起，对不起，可是我出去的时候您家里没人，我在很远的地方也来不及赶回来啊；您要不把您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我，以后遇到类似情况我就打电话提前告诉您。”但是他却说：“我家里哪儿有什么电话。”其实他家怎么没有电话，我就曾听见电话铃响过。也许他只是为人太谨慎，不愿把电话号码告诉我这个不知根底的人；他到底还是不完全相信我。
在这里住宿，吃饭也是个问题。房东怕我把他的墙壁熏黑，不准我在屋里做饭，这是我在外面住宿这么多年头一次碰到的规矩。但没办法，寄人篱下啊。我只好每天下三顿馆子：早晨两个油饼一碗豆腐脑，中午一盘蛋炒饭，晚上一碗肉丝面或半斤水饺。吃了几天以后，那家馆子里的服务员就认定我大概是一个考了八次、十次才考上大学的笨学生。因此每当有其他人吃饭的时候，他们总是先给别人炒菜，让我在旁边等，在量上则给我稍微多点，以示他们对我的怜悯。但是他们的怜悯不过是虚假的，因为终于有一天我从肉丝面里吃出了剩菜的味道。
到了那个月月末的时候，我终于决定搬出他家了。房东听说我要退房，倒是竭力挽留了我一下——不用说，这挽留是毫无效果的。
(二)
我从那家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11月初了，天已经很冷，叫人不想出家门了。新的栖息地是教养局Z号。这一家共出租了4间平房，现在总共住着6位房客，房东夫妇也比较年轻，因此还算比较好相处。住在X号时的那种带着压抑的拘束感倒是烟消云散了。Z号的另一个好处是装有暖气管，由房东统一烧火供暖，用不着在房间里弄一个既占地方又经常出煤灰渣子的炉子。房租每月250元，也比X号便宜50元。我终于觉得可以透一口气了。
但是我在这里住的那间房总面积大约只有5平方米，房顶大概也只有2米高，门框估计不会超过1．75米。房间里除了一床、一桌(小条桌)和开门所占用的地方外，只能再放下一个脸盆架，其余的地方恐怕连一把椅子都放不下。好在床与桌子之间的空间联系使得床可以替代椅子的功能：如果不怕驼背，看书写字倒还可以就那么将就着。(https://www.daowen.com)
屋子里的窗户大概只有手提包那么大，如果打开的话估计会开得很低，这样总给人一种隐私被人窥视的感觉，因此我的“前任”已经将它从里面钉死了。门一关，房间里面便几乎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了。所以每次进门后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先把灯打开。当然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出门时忘了关灯不怕房东再唠叨我浪费电，因为他们根本就看不见房间里的灯光。
刚搬到z号时就接到父亲从家里来的信：我的兄长作为原告，在法院开庭前被被告找来的几个人打了；我父亲到法院指责法官对案子的不予处理是明显在偏袒凶手，但父亲的指责没有用。接到信后我立即买票回到了我的家乡。因此头半个月我几乎并没有在教养局Z号住。回来以后，我这个无事可做的律师已彻底死了做律师的心，因为以前还只是简单地没有案子可接，而从此以后我又多了一份良心上的自责：我既然没有能力为自己的父兄伸冤，又哪里来的能力替别人伸冤呢?由于这个缘故，我比以前更足不出户了，成天呆在屋子里看书写字。
呆在屋子里的时候，一股锥心刺骨的寒冷，使我不得不穿着毛衣、裹着被子在屋子里看书：原来房东夫妇白天上班时是不烧暖气的，因为这时他们的孩子也到学校上学去了，如果大白天还烧暖气的话，对于他们无异于平白无故地浪费煤炭。我就这样一整天一整天地躺在我那冰冷的床上，看着这房间的长宽高和奇怪的形状，闻着这房间里的怪味，感受着这房间里的密不透风和密不透光，突然毛骨悚然起来：我这跟躺在棺材里有什么区别呢?
半个月后，有个朋友从长沙来北京准备复习报考研究生，但人刚来就得病了。那几天朋友住在中央民族大学一个老师家里养病，我便天天跑到那里去照看病号，那几天我觉得自己的工作简直就是一个全职医院护理。其实我这样做完全是自欺欺人：他并没有病到生活不能自理的程度；我不过是找个理由离开那个又冷又黑的小盒子，以逃避那种大白天躺在棺材里的可怕感觉而已。这样又过了二十多天，北京大学一个以前的本科的同学来看我，当他发现我居然住在“棺材”里时，便不由分说地把我的行李一车拉到他在北京大学的集体宿舍里。于是我就又像个耗子一样地溜到了北京大学集体宿舍里住。
在北京大学的那些日子里，无论是物理环境还是心理环境，都是暖洋洋的。只是每次经过传达室的时候，我都得像贼一样低着头快速溜过去，以防被楼长发现我这个“社会闲杂人员”竟然也混在北大。但是到了5月份，到底还是被楼长发现我天天在北大宿舍里住，于是不由分说我被赶出了北大。
(三)
离开北大后我的栖息地换成了北京大学东门口的一间平房。1999年9月10日我离开那里时曾经在墙上题了一首打油诗：“上有老(鼠)，下有小(蚊蝇)。地板冒水，衣服长毛。冬冷夏热，无处洗澡。敲门声响(各种收费、查户口的)，吓一大跳。隔壁情话绵绵(墙壁是纸板的，绝勿以为一做房客就来了艳福)，外面汽车吵闹。吃饭趟水过河，如厕蚊蝇咬鸟。一月一涨价，问君钞票多少!”这首打油诗是我对“下海”期间最后一个栖息地的真实写照，里面丝毫也没有夸张的成分。写打油诗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向后来者示警：这房间晚上和白天的感觉不一样，雨天和晴天的感觉不一样!
这房间原来是一位朋友租住的，他交的租金还有10天没用完。要求退租，房东不肯。我提出第一个月只交20天租金，房东也不肯。考虑到离北大近，可以到北大去吃饭、洗澡、看电影，所以我明知房东多黑了我10天的房租，还是心甘情愿地人住了。
也许是因为多赚了10天的房租吧，房东在头一个月对我还是挺和蔼的，对于我的用水、用电也很大度。我偶尔也帮房东干干活，甚至辅导她孙子学英语(当然是免费的)。隔壁住的是一对夫妇，从海南辞了职双双住到北京来考硕士研究生，因为有时向我请教些问题，所以对我特别的恭敬，时不时请我吃顿饭。这融洽的人际关系，多少弥补了一下因物理环境的恶劣带给我的内心失落。
我人住的时候是8月26日——那是一个晴天的下午。当时刮着对流的风，并不觉得如何闷热。但是房前有一条水沟，水沟在我房前这一头地势偏低，并在我的右前墙角流入下水道。而房间的地面，又低得几乎和门前的水沟持平。一到晚上，蚊子便成群结队地从下水道里飞出来，在我的房门口示威。我不关门是无论如何不行的，而且又没有纱门，因此一到傍晚，空气就不再对流，地面立即开始潮湿，房间里顿时变得异常闷热。在我搬进来的第一个晚上，我整整一晚没睡着，感到自己就像住在蒸笼里。这难熬的滋味朋友不是没有告诉过我，但是我一句“湖北人不怕闷热”就把他打发了。为睡不着，就在夜深人静时听到了房顶纸板上老鼠尖叫和运动的声音，还有隔壁的绵绵情话。这感受朋友也是告诉过我的，但是我竟这样回答了他：“你想老婆、孩子想得睡不着，自然就听到这些声音了。我什么也不想，一睡着，天上就是下刀子我也什么都听不见。”第二天中午我想补偿头天晚上失去的睡眠，这根本是做梦，窗外持续不断的汽车喇叭声，还有几个小孩把院子里的大铁门撞来撞去，撞得房子都像是在摇晃。后来我靠舒乐安定片和咖啡的帮助，总算适应了下来。但过了一个月，房东来收第二个月的房租，竟将月租金由380元提高到440元。我是个爬格子的人，不愿意和老太太过于纠缠，就给了她220元，告诉她我半个月后就搬走。
应当说我的遭遇远不是房客里最糟的。例如，派出所或联防队的人来查户口，我把身份证和律师执照一亮，来的人就连声说：“对不起。”就走了。户口在外地的人便不可能享受到这样像我这样的“礼遇”；如果户口在外地又没有暂住证，那就先罚款，再办证。我的住宿条件虽然比不上住高楼大厦的那些高级白领，但比蓝领们还是强得多了：蓝领们住的房子往往更破旧、更不方便，而且数人共住一室。还有那些在小餐馆里打工的外地人：他(她)们每天干十几个小时的活，一月赚的钱只有三四百元，吃的是剩下的饭菜，晚上就在餐馆的椅子上睡觉。
但即使是这样，在我自己看来，我其实就是这个异乡城市里的到处溜着的耗子。从一个房子溜到另一个房子，居无定所。虽然有时难免会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但我相信终有一天，在我的努力下，这种处境会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