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综述与概念界定
（一）研究综述
1.我国关于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研究
基于CNKI数字平台，分别以“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和“日本大学入学考试”为主题查阅相关论文，并展开了连锁查询。截至2016年1月，从论文数量看，一共找到103篇相关论文，剔除其中关于教育资讯类的3篇，编译日本高校招生考试试题的5篇，研究性论文一共有95篇，其中包括1篇硕士学位论文，即周琴的 《中日现行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的比较研究》，暂无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95篇研究性论文中，发表在核心刊物上的共20篇，占总数的21.05%，表明关于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研究积淀了一定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103篇论文大部分都是2000年之后发表的，2000年 （不含2000年）之前发表的文章只有8篇。最早的一篇文章是1979年张桂芬编译的 《一九七八年日本高校招生考试生物试题中遗传学部分介绍》，表明1978年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后国人才开始关注域外的高校招生考试改革。从论文质量看，2000年之前发表的8篇文章基本都是编译日本高校招生考试试题或者介绍有关日本高校招生考试的基本资讯，如王广忠撰文介绍了日本考试中心的宗旨、组织和管理等情况。其中只有王桂的论文具有较强的研究性，基于学历社会的传统，阐析了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与学历社会、经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另外，这8篇文章发表的刊物都不是核心刊物，据此可以推断出2000年之前有关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具有实质意义的研究基本尚未起步。2000年之后，在核心刊物上发表的相关文章逐渐增多，特别是在 《比较教育研究》和 《外国教育研究》两种刊物上占据了一定分量，为推广和宣传关于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有利于研究质量再上台阶。
如果以2000年为分界点，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2000年前后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的变化趋势。2000年开始，关于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相关研究在内容、研究视角与研究结论等方面都日趋深化，具体如下：（1）研究内容的拓展：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呈现从浅层的经验介绍或者考题编译向历史沿革和具体问题的研究性分析转变的特点。在95篇研究性论文中，有近50%的论文都在梳理了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演变历程的基础上展开论述。张雪丽撰文分别梳理了“二战”后日本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招生考试制度的沿革与特点，姚传德也专门针对日本私立高校的招生考试展开了研究分析并基于此对我国的民办高校招生考试的视角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李昕、高丽然讨论了日本大学AO入学考试制度的含义、导入背景、实施方式等，胡永红探讨了AO入学考试制度的现实困境，并撰文分析日本高校招生考试改革新案——“达成度考试”的特征与动因；杨丽娜专门分析了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中的推荐入学制度。（2）研究视角的拓宽：研究视角的转变表现在比较方法的运用和内外部因素的分析两个方面。首先看比较方法的运用。2000年以来，比较类论文日益增多，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日本、美国、韩国等。基本模式是通过梳理这些国家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沿革，分析其特点得出对于中国的启示。如黄建如基于考生、高校、政府的维度，通过对中、日、韩三国的比较研究认为，日本和韩国采用的两次考试制度赋予了学生和高校更大的自主决定权；孙建三比较了日、美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考试类型、内容、组织机构、功能、侧重点、价值取向等六个不同点，提出统考与特色考试结合、考试成绩为主与多元评价结合、重视能力考测、以人为本关注考试和教育关系等四个建议；其他比较类论文如石娟的《美、日高校入学选拔标准对我国的启示》、马世晔的 《中日大学考试制度的比价研究》等，都分别比较分析了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与国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之间的异同点，提出我国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应该加强升学与就业指导，逐步扩大高校招生自主权等建议。研究视角的转变还表现在论文逐渐从单一的就事论事转向关注与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相关的内外部环境因素，在两者的互动关系中透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本质。胡国勇的论文 《竞争选拔与质量维持——大众化背景下日本大学入学考试的变革与现状》和徐萍的论文 《高等教育大众化对日本大学入学制度的影响及其启示》同时关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日本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认为日本的国立、公立和著名私立大学的考试依然是竞争激烈的选拔性考试，而一般的私立大学的入学考试只是一种资格审查；刘清华关注日本偏差值教育的产生发展对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产生的影响；王丽燕结合日本“少子化”现实，分析日本为了确保大学招生定员人数而实施的弹性化改革。（3）对研究结论可行性的追求。中、日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产生与生存的土壤有所区别，中、日高等教育体系有所差异，这些差异决定了适合日本的不一定适合中国，深入规律探寻避免了所谓借鉴建议的空泛化，增强了各种建议的可操作性，因此，不少研究者基于探究日本规律的视角，阐析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对我国的启示借鉴。蓝欣认为日本大学入学考试的发展具有民主化、多元化、人性化的发展特点，推动考试制度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高中和大学；温芬认为战后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影响因素：一是顺应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满足民众需求，二是政府对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影响作用的强化；吴瑾建议每个学校都应该建立高校招生考试科学就业指导咨询服务中心，为学生和家长的咨询提供更多信息；吴良根提出“两次考试，分别录取”的具体措施。
另外，还有部分与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相关的研究散见于各专著中：刘海峰等人的专著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解析了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现状，提出科目设置多样化、方式多层次化、入学途径多元化的建议举措；张亚群在专著 《高校自主招生与高校招生考试改革》中认为日本统分结合的高校招生考试模式对专业性向考查不无裨益；郑若玲在专著 《高校招生考试改革困境与突破》中谈及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统分结合的“二元结构”模式下，追求分数公平的价值取向居于不可替代的核心地位；李木洲在专著 《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历史反思——基于制度变迁的视角》中分析了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多样与多元、招生考试相对分离、国家考试的权威性的特点等。
2.日本关于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研究
借助日本查阅论文使用最为广泛的CiNii数字平台，分别以“大学入学考试”、“推荐入学”、“AO入学”为主题，共找到3 691篇、144篇、191篇对应的论文；相关研究专著也不少，如佐佐木隆生的 《大学入学考试的终结》、小野博的 《大学“AO入学”是什么》、天野郁夫的 《考试社会史——近代日本考试、教育、社会》、中村高康的 《大学入学——选拔与接续》等，都在深入反思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这些丰富而深入的研究各有研究侧重点，为我们继续研究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铺垫。日本国内关于高校招生考试的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在研究内容上，聚焦考试制度史研究。如天野郁夫的 《考试社会史——近代日本考试、教育、社会》、齐藤利彦的 《考试与竞争的学校史》、竹内洋的 《立志、苦学、出世——考生的社会史》、增田幸一等人的 《入学考试制度史研究》等。其次，在研究视角上，关注高校招生考试内外部系统问题、考试与学习关系的追踪调查、域外考试制度等。内部因素研究涵盖考试教科和科目、考试多样化、考试理念、考试技术、考试公平等；外部因素研究包括高校招生考试与高中教育、政府决策、经济发展的关系等。再次，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具有普遍性的历史分析、文献分析法之外，更多是采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领域的定量方法，通过项目反应、因子分析、重回归分析、问卷调查等方法展开科学分析，丰富研究视角。本研究统计了日本考试研究的代表性杂志—— 《大学入学考试研究》的第2号、第7～11号的基本情况：85篇论文中，以第一作者为统计对象，来自大学入试中心研究者的文章24篇，采用项目反应、因子分析、重回归分析、问卷调查等定量研究方法的论文高达59篇。定量方法的广泛运用得益于考试制度研究主体的丰富身份，多样化出身的研究主体凸显文理兼有的特征。具体而言，研究主体不仅有金子元久、大塚丰、中岛直忠等著名教育学者，还有大量社会学者、经济学者、理工科学者，如天野郁夫是社会学者、小野博是工学与医学双博士，佐佐木隆生是经济学博士。不可否认，这是日本考试制度研究方法更具实证主义倾向的关键原因。
概而观之，日本学界对本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研究既广又深且富有成效，不仅如此，他们还将研究触角伸展到了中国。大塚丰、中岛直忠是研究中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代表，大塚丰在专著 《中国大学入学考试研究——国家人才选拔的变迁》中聚焦新中国创建以来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管窥我国人才选拔制度的变迁。中岛直忠则在其专著 《日本、中国高等教育与入学考试》中，先详述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历程，而后在比较中、日教育管理体制、教育改革、教育法制化等基础上阐析中、日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动向与未来挑战。日本学者的深入研究为我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提供了基于比较视域的可贵反思。
相较于日本学界对本国与我国高校招生考试的深入且系统的研究，我国学界对日本高校招生考试的研究可谓粗浅且微小。虽然有了一定较高质量的研究积淀，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宝贵的基石，但是，我们的总体研究依然处于初级阶段，既没有相关博士论文，也没有相关专著，而且，我们的研究还有不少亟须改进之处：（1）概念界定不严谨有待厘清。关于“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称谓，各研究者的使用情况不太一致，其分歧点集中在“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和“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之间，既有用前者的也有用后者的，而且在使用中缺乏明确具体的指向。（2）理论支撑底气不足有待拓宽深化。对于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研究，目前只有两篇文章采用了一定的理论来支撑自己的论证。吕可红采用美国当代著名认知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育学部霍华德·加德纳教授的“多元智力”理论研究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哲理性问题。魏晓阳基于教育平等理念探讨日本的法律制度、地域差距对于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影响。（3）研究者的批判性主体意识阙如有待改善。中、日高等教育结构区别如此大，探讨中国借鉴日本经验的可行性首先要深刻认识中、日特殊性的存在。很遗憾的是，不少研究都有一个潜在的暗默性认识，即日本高校招生考试优于我国，唯日本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马首是瞻，没有切实考虑引入日本相关制度后可能产生的“排异反应”。（4）完整历史的纵向分析不够有待提高。已有研究缺乏根基性的历史研究，研究往往囿于某一时段的历史，缺乏对日本高校招生考试改革与发展的全程梳理分析，如大多集中探讨战后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对于“二战”前和进入21世纪以来的高校招生考试改革与最新发展则缺少研究。因此，没能追本溯源、贯古通今，从整体上掌握较长历史时流中的数据变量，将各个时段的变化数据连成一条线，分析其变化规律，难免有割裂历史发展的感觉。
基于以上种种分析，本研究以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为研究对象，在中、日两国既有研究积淀的基础上，尝试系统梳理、揭示规律、分析个案、有效借鉴。(https://www.daowen.com)
（二）概念界定
1.大学、高校、学部教育等
概念准确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因此，在论述之前，我们有必要对研究中涉及的核心概念做详细界定。本研究设定的研究对象为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是针对本科教育的研究范畴，因此，本研究所阐述的高等教育专指本科教育，日语中的对应称谓是“学部教育”，高校专指实施本科教育的机构。以下对几个核心概念做具体阐释 （见表一）。
表一 几个核心概念的具体阐释
日本文部科学省与相关研究机构的研究基本以大学为研究对象。高专偏重理工科教育，专门学校偏重职业教育，高专在校生人数占全国比例还不到1%，而专门学校虽然所占人数众多、比例较高，但种类复杂、统计困难。因此，本研究在分析阐释中也具有以大学研究为主的倾向，但是，也会关涉高专与专门学校，特别是在具体案例的选择中，特别设定了专门学校的个案，其原因在于，专门学校作为日本具有强烈的职业教育特色的教育机构，与我国高职教育机构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可能为我国高职院校的招生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启示。
2.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日本并无“高校招生考试”一词，对应的称谓是“大学入学考试”。统管日本全国高校招生考试事业的机构是“大学入学考试中心”。本研究聚焦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高校”不仅指大学，还涵括了高专与专门学校。日本式的“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与中国式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之间，本研究认为采用“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一说比较严谨，也比较符合中、日高校的实际情况。另外，高校招生考试研究专家刘海峰主编的 《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一书以及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研究系列丛书也都采用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一说，如 《美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英国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加拿大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研究》等，这也充分表明“高校招生考试制度”较之“大学入学考试制度”应该是更严谨、周密的概念界定，这也是本研究采用“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一词的重要原因。
3.偏差值
“偏差值”是各民间大型教育机构根据历年统考与本机构模拟考试的相关数据，基于各类基准，综合计算出来的大学排名，是解读日本教育与研究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制度的关键词汇。何谓偏差值？佐藤俊树给出了一个精准而简约的定义：“表示一个人的能力、特性等发达程度偏离特定群体的平均值，此处指日本通过统考标准分的差距来评定学生水平的教育制度。”[3]偏差值成为与统考相伴相生的产物，是日本教育考试特殊性的表征，也是日本教育问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