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高等教育双轨制的历史基因

日本教育自古就有平民教育的基因。江户时代，官立藩校之外的民间教育机构——寺子屋就是典型的平民教育机构。伴随初等教育的深入，明治时代诞生了极具日本特色的教育机构——专门学校，作为大学之外实施专门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专门学校对日本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是日本形成教育双轨制的重要载体。

专门学校在战前与战后是含义不同的两个概念。创建伊始，专门学校是由外国教师传授高深学问之所，如开成学校，其主要目标是为日本高等教育的开展培养教师，因此，带有强烈的大学教育培养机构的性质，是“作为大学的初级形态而设立的过渡性学校”^[11]。1872年 《学制》规定日本的教育体系为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大量介于中学与大学之间的非正规教育机构被泛称为“专门学校”。这一时期的专门学校既包括实施医、法、农等的单科性学校，也包括实施大学预备教育的学校。1877年，大学只有东京大学1所，但是官立、公立专门学校有18所，私立专门学校则达到34所。1879年，《教育令》取代 《学制》，确立了专门学校与大学的同等地位，规定大学是传授综合性知识的场所，专门学校是传授单科专门知识的场所，但是，专门学校的现实发展突破了法规的局限，特别是私立专门学校往往以综合性发展为基本模式。1903年颁布的 《专门学校令》成为确立专门学校制度的基本法规，允许私人力量创办专门学校。官立专门学校以单科性为主，在性质上是与帝国大学同质的准精英型高等教育机构，少量官办专门学校成为日本研究型大学的前身，如开成学校和东京医学校合并成立了近代日本第一所综合性大学即东京大学。可见，天野郁夫认为专门学校是日本大学的“母体”是不无道理的。相较官立专门学校的单科性与精英型特征，私立专门学校为扩展生源，不得不通过横向的多个学部的设置和纵向的教育层次的提高来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致力于职业教育与教养教育，因此，反而具有了综合性特征。通过综合性发展，专门学校大大提高了招生数，“1915年，专门学校毕业生占高校毕业生总数的80%强”^[12]。专门学校数量的剧增与人才培养重要性的提升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可能。1918年颁布的 《大学令》允许地方公共团体与私人财团法人举办大学，这为私立专门学校升格为大学提供了契机与法律保障。20世纪初，部分历史悠久的专门学校，如庆应义塾、东京专门学校、札幌农学校等，都强烈要求升格为大学，专门学校大学化成为社会焦点问题。大学升格运动以庆应义塾与早稻田为发端，持续到1924年，先后共升格了22所私立大学，这些升格后的私立大学基本成了此后日本私立大学的名门，成为日本私立高等教育改革的领军高校。“战后初期的1947年，大学只有49所，而专门学校达到368所。私立高校在校生所占比例也逐渐提高，从1895年的49%增至1935年的60.9%，同期，官立、公立高校所占比例从51%降至39.1%。”^[13]这样，大学系列的学术型高等教育与专门学校系列的专业型高等教育基本确立了双轨并进模式。对此现象，被誉为“日本高等教育研究第一人”的著名学者天野郁夫做了精准的概括，“如果把以引进、吸收西方先进学术技艺为使命的帝国大学当作 ‘从上’的高等教育的话，那么敏感地捕捉社会或民众要求，力图用日语传授和普及学术技艺的专门学校，特别是私立专门学校就是 ‘从下’的高等教育。这个‘从上’的近代化与 ‘从下’的近代化各自形成有机的一部分”^[14]。(https://www.daowen.com)

“二战”后，在美国教育使团的建议下，日本政府提出“6·3·3·4”学制改革策略，提出要将水平、职能与定位各异、混乱无序的各类高等教育机构通过调整、组合等方式组建为新制大学，战时期间迅速扩建的众多专门学校也在此列。1950年，新设105所私立大学中，近80所由私立专门学校升格而来，这表明大部分私立专门学校都升格为大学，实现了华丽转身，以另一种身份、另一种意义出现，未能升格的专门学校或者成为短大或者维持原状。但是，效仿美国模式创建的单轨制教育体制在日本水土不服，没能阻遏日本根深蒂固的双轨制基因的蓬勃成长。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62年政府创建高专，1964年短大制度获得法律认可，1976年专门学校获得合法地位。这三类高等教育机构都偏向高等职业教育，是日本战后高等教育回归战前双轨制的重要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