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统考制度确立的内外部动因

（一）统考政策制定的内外部动因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日本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时期，教育内部的发展与外部环境变迁成为推动统考制度实施的内外部动因。（1）义务教育的普及推动高中入学率的提高。1955年高中入学率仅为50%，1960年高中入学率为57.7%，1965年增至 70.7%，1970 年达到82.1%，1975 年达到90%。^[4]高中应届毕业生的大学报考率也从1960年的26%升至1976年的48%。教育层次上移成为必然趋势，可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依然稀缺。为了考取名门高校，大量比较富裕阶层的子弟选择了复读，复读生几乎占了考生总数的三成，这无疑也让考试竞争雪上加霜，“考试地狱”、“学历社会”带来的弊端成为社会批判的焦点。（2）20世纪60年代，为缓解适龄人口剧增的压力，政府放宽了私立教育政策，私立高校迅速膨胀。1960年，私立高校在校生数增至469 605人，占全国总数的比例升至66%；1965年再增至787 556人，比例升至72.2%；1970年占76.3%，1975年占78.3%，此后基本稳定为75%～80%。^[5]该阶段，私立高校超额录取现象严重，剧增的学生数、庞大的招生规模带来了繁重的命题、评卷工作，为此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与时间。各高校单独招生考试不仅无法保障命题的质量，也无法创建起具有专业化水平的命题队伍，为确保命题质量、做好保密工作，私立高校也迫切希望有一个权威、科学、高效的考试，可以减轻繁重的考试压力。（3）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高等教育机构类型日益丰富。1962年，理工科教育为主的高等专门学校制度合法化；1964年，偏向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短大制度合法化；1974年，偏向职业教育的专门学校合法化。多样化的机构类型带来考生命题的多样化，招生数的剧增让各大学手足无措，各校单独招生考试命题质量参差不齐，过难、过偏、失误、错误等问题频出，因此，新制大学都迫切希望有一个更权威、更科学的考试为己排忧解难。（4）工业化进程催生了庞大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打破高等教育接受者的特权陋习，开放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实现人人可以拥有公平竞争的权利。中产阶级迫切希望借助高等教育实现阶层流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因此成了更广泛民众的关注焦点。（5）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严重影响了大学教育质量，在反对修订 《美日安保条约》、越南战争等外部危机的刺激下，大学教育课程、学费、学生管理、学生参与权等问题日益激化，最终演变为1969年席卷全国的“大学纷争”运动。该运动在东京大学主导下，有41所国立大学、7所公立大学、29所私立大学参与其中。竹内洋评论该事件是“学历贵族文化这根蜡烛的火即将熄灭之前的一丝光芒”^[6]。这次事件标志着日本精英教育时代的结束，大众教育时代的开启。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教育品质成为教育改革的重点与难点，面对类型有别、水平参差的高校，政府也亟须一个合适而有效的协调机制实现统筹管理。社会、政府与大学的需求彼此契合，创建统考制度成为定势。(https://www.daowen.com)

（二）统考政策的基本原则

1967年，文部省公布 《1968年度大学招生考试选拔实施要项》，提出“大学招生考试选拔，要以公正、妥当的方法选拔出高素质富有潜能的优秀人才，同时要考虑不因为高校的人才选拔而扰乱高中教育”^[7]。至此，高中教育开始正式纳入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考虑的范畴。1970年，全国高中校长协会第23次总会在 《要望书》中指出：“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讨论，我们认为依据多个材料综合考虑录取新生是最为妥当的方法。这个材料应该包括统一测试的结果、高中调查书和各大学单独举办的入学考试成绩。我们所期待的统一测试必须既依存高中普通科和职业科所开设的课程内容，又能测验出适于接受大学教育的学术性向和能力，这一统一测试将对高中教育的正常化和青年的能力开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8]在内外因素的合力下，1971年，中央教育审议会在 《4·6咨询报告》中明确了开发统考体系事宜，并提出了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四项基本原则：（1）以高中调查书为基本材料；（2）开发统考体系，考查考生进入大学必需的基本能力、学术性向；（3）各大学的单独考试侧重考查专业性向；（4）论文考试和面试作为综合评价学生的资料。这四项原则成为日本此后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不变的核心精神，也是统考制度创建的基本指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