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考制度的弊端
（一）统考引导基础教育功能的偏轨
统考制度创建伊始，其主旨是基于高中学习指导要领的基本内容实施命题，检测高中毕业生的基础教育达成度，高中学习指导要领是统考命题范围的法律规约。学习指导要领的制定始于1947年，是文部省制定的教育课程最低标准，是日本学校教育政策传递的主要媒介。文部科学省每隔10年左右修订一次，以适应时代变化，现在使用的是2009年修订的第九版学习指导要领。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以来，学习指导要领中规定的普通高中毕业所需学分逐年减少。1956年，高中毕业所需学分为85，其中必修课学分为45～61；1978年，高中毕业所需学分减为80，必修课学分也减至32；1999年，再分别减至74、31学分。宽松教育背景下，学习指导要领保障高校生源质量的功能明显弱化，而统考制度以学习指导要领为指针，不得不跟着其宽松化、多样化取向而调整统考命题，除了难易度的降低之外，还提供了更为丰富多元的科目供考生自主选择。
中心考试在日本教育中的重要性伴随利用高校数量的增加而日益提高，中心考试成绩被广泛运用于高校招录并成为核心参考材料。中心考试基本成了高中教育的主导，高中教育逐渐扭曲了教育人的本质，陷入应试教育的漩涡，形成了以中心考试的政策改革为风向标的习惯，中心考试的任何或大或小的变更都可能带来高中与高校一段时期的大骚动。诚如日本金泽大学附属高中化学老师樫田豪利结合自身教育教学体验所感叹的，“现在的学生最关注的是如何确保考试分数，如何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如何进入自己心仪的大学。决定授课内容的不是学习指导要领而是中心考试的出题方针，换言之，基于中心考试的出题方针而编订的问题集决定着高中授课内容”[16]。2006年日本发生了“未履修问题”，即某个公立高中并未按照学习指导要领的规定教授必修科目，有些学生并未履修全部必修科目，却依然可以顺利毕业。该问题曝光后迅速弥漫全国，暴露了全国各地高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有意无意漠视学习指导要领的现象，不以培育学生为目标，却争相宣扬本校有多少名学生考取了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早稻田大学，有多少名考取了国立大学等，并以此作为本校招生考试宣传的重要资本。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心考试逐渐弱化了考查高中教育达成度、引导基础教育的功能，而为大学选拔“高分学生”的功能却日益强化。
（二）偏差值教育下的排名序列化
统考不仅是便于政府统筹管理教育的制度，也便于高校之间的比较与竞争。统考尝试时期，基本以国立和公立大学为制定设计对象，国立和公立大学数量有限，私立大学占据绝大多数，而且国立、公立、私立大学均可以自行决定利用与否，因此，虽然统一考试提供了一定的比较平台，但是，因为利用该考试的大学数量有限，并未形成根据偏差值给大学排序的普遍现象。再加上国立和公立大学在学费、设施、水平、师资等方面均远远优于私立大学，因此，考生选报大学基本遵循国、公立大学优先原则，报考私立大学往往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对于考生而言，他们并不需要专门的高校排行榜来指导自己的报考。变化始于1979年共通第1次考试的推行。共通第1次考试规定，所有的国、公立大学都必须利用该考试，考试科目也硬性规定为5教科7科目。统一的考试科目为国、公立大学的横向比较提供了可能，基于统考结果核算出来的偏差值给国、公立大学排序的现象开始抬头。偏差值排序甚嚣尘上始于1990年推行中心考试以来，数量庞大的私立大学的利用提高了中心考试的权威性，也让私立大学与国、公立大学有了一个相对客观的比较平台。根据偏差值高低实施的大学排序激化了考试竞争，所谓“好大学”的评价也偏离了教育、师资等内在标准，偏重招收了多少高偏差值的学生，而“好高中”、“好初中”的评价标准也偏向有多少学生升入了高偏差值的上一级学校，“好学习塾”的评价标准是帮助多少考生考入了名门大学，偏差值教育就此愈演愈烈。
偏差值的核算机构主要是三大著名大型民间教育考试机构——代代木、河合塾与骏台。大学偏差值排名一般以学部、学科为划分单位，如法学部的国、公、私立大学偏差值排序，还有以培养精英多寡为基准的排名、考试难易度的排名等。有学者研究表明，国立大学的偏差值排名与中心考试得分率高低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偏差值较高的大学其中心考试得分率也较高，反之较低。偏差值44以下的下位大学对中心考试几乎不做要求，更倾向于学校单独举办的多样化招生考试。偏差值不仅影响着高校招生考试，也影响着高中教育，各高中每年考取名校名学部的人数等也有相关的排名。在偏差值主导下，整个教育体系从教育到考试形成了以偏差值为核心的运转模式。加上教育考试机构的市场化经营的负面影响，教育消费意识成为民众普遍意识，教育本质、考试本质都被严重扭曲，畸形发展的教育体制无法阻遏随之而来的众多教育病理。针对日本的偏差值教育，天野郁夫一言以蔽之，精辟点出，“新生选拔中对 ‘学力’考查的力度往往受到该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排名 （偏差值排名）的影响，排名越前的高校考查力度与难度越高，反之则低。而国、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之间的差异也比较显著”[17]。
（三）民间教育考试产业甚嚣尘上
日本教育考试产业的兴盛与统考制度不无关系。1979年统考制度出现之前，虽然也有一些从事应试培训的民间机构，但是，这些机构更多是从事针对名门大学的考试培训。1990年推行中心考试制度以来，大学入学考试中心独享所有考生的考试成绩数据，而大学与考生只有提交了相应费用后才能收到来自考试中心的相应考生的成绩通知单。受影响的不仅有大学，还有高中。统考成绩不对外公布，高中失去了总体与部分分析考试结果的依据，高中对学生的未来人生规划的指导作用也相应削弱。民间教育考试机构乘虚而入，通过自行举办的模拟考试与考试中心公布的统考基本概况进行统计分析，积累数据，制定各类偏差值排序，并提供给高中，成了学生报考大学的基本参照资料。在考生成绩封闭化的情状下，高中指导学生未来规划的老师根据偏差值排名引导学生决定报考哪所大学、是升学还是就业等。在各式各样绵密细致的偏差值排名的影响下，高中教育与教育考试机构产生了紧密联系，学生在课外进入该机构上补习课，接受应试培训，根据自己的考试结果的偏差值排位选择大学或者学部。因此，“能够进入怎样的大学”替代了“自己想要进入怎样的大学”而成为考生选择大学的主要倾向，个人的兴趣爱好被各种琳琅满目的偏差值数字指标埋没。这种遗失了学生主体性与兴趣的入学选择，为进入高校后的教育埋下隐患。
【注释】
[1]中島直忠.日本·中国高等教育と入試——21世紀への課題と展望 ［M］.東京：玉川大学出版部，2000：69.
[2]佐佐木隆生.大学入試の終焉 ［M］.北海道：北海道大学出版会，2012：173.
[3]文部科学省.教育内容的充实与能力的开发.大学入学者选拔方法 ［EB/OL］.http：//www.mext.go.jp/b＿menu/hakusho/html/hpad196401/hpad196401＿2＿046.html.
[4]文部科学省.2001わが国の教育統計 ［G］.東京：文部科学省，2001：27.(https://www.daowen.com)
[5]市川昭午.大学大衆化の構造 ［M］.東京：玉川大学出版部，1995：24.
[6]竹内洋.学歴貴族の栄光と挫折 ［M］.東京：中央公論社，1999：324.
[7]文部省大学学局.大学資料第24号 ［G］.東京：文部省，1967：31.
[8]胡建华.战后日本大学史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224.
[9]東北大学高等教育開発推進センター.高等学校学習指導要領VS大学入試［M］.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57.
[10]文部省.大学入学試験に関する調査 ［R］.東京：文部省，1958：22－23.
[11]文部科学省.平成25年度入学者選抜実施状況の概要［EB/OL］.http：//search.yahoo.co.jp/search；＿ylt＝A2RA0DwU07hUk38AEh.JBtF7？p＝%EF%BC%92%EF%BC%94%E5%B9%B4%E5%BA%A6%E5%85%A5%E5%AD%A6%E8%80%85%E9%81%B8%E6%8A%9C%E5%AE%9F%E6%96%BD%E7%8A%B6%E6%B3%81%E3%81%AE%E6%A6%82%E8%A6%81＆search.x＝1＆fr＝top＿ga1＿sa＆tid＝top＿ga1＿sa＆ei＝UTF－8＆aq＝＆oq＝＆afs＝.
[12]大学入試センター.大学入試フォーラム21号［J］.東京：大学入試管理部庶務課，1999：2.
[13]日本私立大学連盟.高等学校段階の学力を客観的に把握活用できる新たな仕組みに関する調査研究 ［R］.教育研究，2010：12.
[14]西村徹ら.共通一次を撃つ ［M］.東京：第三文明社，1979：4－5.
[15]刘海峰.高校招生考试改革论 ［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3：4.
[16]東北大学高等教育開発推進センター.高等学校学習指導要領VS大学入試［M］.東京：東北大学出版会，2012：41－42.
[17]天野郁夫.高等教育的日本模式 ［M］.陈武元，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21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