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公平的外在制度性根源
以上我们分析了影响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公平的内在制度性根源，下面，我们将集中探析影响日本高校招生考试公平的众多外在因素。
（一）高等教育受益主体负担原则潜藏的不公平
明治时代官立高等学校、专门学校所需缴纳授课费为统一模式，均为80日元；公立机构有所区别，但也基本维持在80～100日元；私立机构介于95～300日元，如大阪医专为300日元。另外，入学金根据国立、公立、私立也各有区别，官立一般低于5日元，而私立则在10～20日元。因此，明治时代以来，私立高校的学费一直近乎国立高校的两倍，这个游戏规则此后几乎未曾改变过。
战后，私立占据绝对数量优势的日本高等教育发展从行政主导模式转向市场主导模式。20世纪60年代引入日本的人力资本理论改变了日本国民高等教育的意识形态，在政府政策的潜移默化中，国民达成了投资高等教育个人是最大受益者的共识，虽然私立高校学费一直攀升，在强有力的经济支撑下，私立高校还是吸引了大量入学者。政府不用出钱，顺利借助私立高校实现扩招目标，不仅满足了社会用人与学生求学需求，也维护了社会稳定，对于政府而言可谓一石二鸟。根据丸山文裕的研究，2008年日本高等教育投入占GDP的1.5%，生均投入为15 000美元，在OECD加盟国中也是较高的。但是，政府教育财政的生均支出以1981年的23万日元为节点，此后一直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后徘徊在15～17万日元。[19]OECD各加盟国高等教育财源中，60%都依赖于私费支出。2006年，OECD公布的成员国的高等教育公共财政支出的平均值为76.4%，而日本公共财政支出仅占39.7%。高等教育私费支出的平均值为23.6%，美国为57.2%，英国为29.8%，法国为18.7%，日本高达60.3%，是平均值的2.6倍。[20]
日本主要依赖于家庭投资与民间资金的注入推动大众化进程，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市场依存度的高涨，也暗合了私立高等教育学费高涨的必然。2008年，大学第一学年所缴纳的学费占各家庭月支出倍数，私立大学为4.4倍，国立大学为2.8倍。[21]2011年大学第一学年所应该缴纳的学费就占家庭收入的22.7%。高昂的学费导致社会阶层差距的进一步拉大。就学费而言，也因为国立、公立、私立大学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导致贫者更贫的现象在加剧。因为日本国立大学学费没有大学、学部的区分，都是统一模式——入学费28.2万日元，授课费53.58万日元，而私立大学的学费基本都在国立大学的2倍左右。1968年，文部省以高中毕业生为对象实施的问卷调查显示：对于是否要上大学的核心决定因素是家庭收入，成绩反而不是最重要的。在不想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中，36%提出的理由都是家庭经济困乏。1970年，私立大学学生的家庭收入平均为210万日元，国立大学145万日元以上者占50%，公立大学163万日元以上者占30%。再根据两角亚希子的研究结果，近年来，家庭年收入400万日元以下家庭子弟的大学入学率只有31.4%，而家庭年收入超过1 000万日元的家庭子弟的大学入学率高达62.4%。[22]拥有家庭出身、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的家庭子弟进入国立大学的概率高于下层家庭子弟，而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子弟往往进入一般性私立大学或者选择放弃上大学，即使上了大学也不得不为了支付昂贵的学费而贷款读书的学生不在少数。“在不同的环境条件和生活中，孩子们的最终学历产生了差异。”[23]诚如刘海峰教授所言，“当高校招生考试日益侧重于考测能力的时候，应该承认，勤奋刻苦的因素在高校招生考试成绩中所起的作用有所下降，而受教育条件和环境所起的作用有所上升”[24]。
（二）奖学金制度的市场化带来的不公平
日本学生奖学金分为几大类，有学生支援机构的育英奖学金、都道府县奖学金、财团奖学金与大学单独设置的奖学金。以普及范围最大的育英奖学金为例，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加强奖学金资助政策，在原来无息奖学金基础上加速扩展带息奖学金。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由于经济持续低迷，地方公共团体与民间奖学金逐年减少，育英奖学金的功能也在商业化进程中弱化了其本质功能，偏向商业化的营运模式，如有些教育贷款甚至不需要贷款担保人，每个无钱支付学费的学生都可以从该机构借钱读书，但是，本金与利息对于毕业后参加工作的毕业生而言，无疑是巨大而漫长的物质与精神负担。虽然1998年以来，育英奖学金也有大幅提升，但是依然不如授课费提升的速度，而且，奖学金享有者的数量有限，因此，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奖学金制度所起效果日益缩减。市场力量的侵蚀扭曲了奖学金的助学初衷，以利息形式提供的奖助学金制度占主体表明每个人都可以上大学的本质其实是每个人都可以从政府贷款上学。表6－5、6－6也许可以让我们透视日本奖学金制度的一些本质属性。
表6－5 2013年度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奖学金支出基本情况
表6－6 2013年度日本学生支援机构的奖学金提供基准(https://www.daowen.com)
数据来源：日本学生支援機構.平成25年度奨学金事業に関する実態調査 ［EB/OL］.http：//www.jasso.go.jp/statistics/syogaku＿chosa/gaiyou＿25.html.
另外，日本各大学的奖学金制度也带有显著的奖励优不奖励贫的倾向，是一种学力中心的考核基准，表6－7举例说明。
表6－7 日本学力考核倾向的奖学金制度
2005年，东京大学研究生院教育学研究科大学经营、政策研究中心以高三毕业生及其家长为对象，聚焦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利用问题实施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申请过该奖学金的只有14.9%，有24.6%不太了解该制度，60.4%没有申请，关于未申请的原因，11.6%是因为担心将来无法偿还，8.9%是因为成绩没有达到申请标准。47.6%认为应该提高奖学金额度，60.2%认为应该取消成绩限制，59.2%认为应该取消对父母收入的要求，62.4%认为国家应该设立无须偿还的奖学金，95.7%认为大学授课费不应该再上涨，82.4%认为应该增加国、公立大学的招生数，86.6%认为政府财政应该提高对私立大学的补助。[25]概言之，日本奖学金制度在市场经营优先理念下，偏离了为寒门子弟提供入学机会的正轨，并未达到良好的确保有能力的贫困子弟享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效果，对推动高校招生考试入学公平的目标贡献极为有限。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扩充如果依赖收取学费来维持的话需要完善的奖学金制度的支撑，以此平衡高额的学费对入学者带来的冲击。天野郁夫认为：“欧美各国采用了这种模式，但是，我们很难说日本在这一点上跟上了世界潮流。”[26]
（三）民间教育考试产业甚嚣尘上导致的不公平
如果统考制度与多样化考试制度所提供的入学机会是让大家从同一起跑线出发，是起点就公平的竞争，那么，无论结果如何，社会都会默认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并接受结果。但是，现实并非如此。参加统考与多样化考试的考生在起点上就已经相距甚远，而并非是一种平等的关系，民间教育考试产业的甚嚣尘上正是产生不平等关系的幕后核心推手。
日本民间教育考试产业主要依托各学习塾、预备校。比较知名的三大机构为代代木、河合塾与骏台。河合塾始于1933年，其提出的宣言是“为了每一个学生个体”；骏台预备校创设于1918年，全国设有几十所分校；代代木预备校始于1957年，全国共有28所分校。教育考试机构遵循市场原理将考生与其家长当作消费者，尽全力提供最为全面周致的考试服务，从考试内容、考试技巧到报考信息、高校选择等，但凡与考试相关的内容，没有他们无法触及的。高校招生考试是教育考试制度的核心内容，因此，在考试机构的服务事项中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最受欢迎与关注，盈利也最高的领域。过于繁荣的教育考试市场甚至造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错觉：倘若不参加专门的考试机构的学习，各考试几乎很难合格，特别是高校招生考试，不接受专业机构的指导是很难想象的。正是这种在民众心底普遍弥漫的意识助长了考生、家长与考试机构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家长只要有一丝可能都会尽量将孩子送到相应的补习机构接受各种补充教育。预备校会针对各高校的考试特点，如仅凭中心考试成绩入学、大学单独考试入学，还是两种考试综合入学等模式，分别采取对应的应对举措，帮助学生考取高分。甚至包括各高校的面试、小论文的特点等，都有详尽的解说与引导。正是因为考试产业与高校招生考试的紧密联系，虽然这些机构学费不菲，“预备校的授课费与部分私立大学的授课费大致相同，但比国立大学的授课费高30%”[27]，但是，为了确保自家子弟顺利考入名校，家长们只要有一定经济实力，都力争从幼儿园开始为进入名校铺设基石，但是，对于社会下层家庭的子弟而言，他们不仅难以获得额外的学习机会，还要承受家庭经济状况不佳的身心压力。在报考志愿选填高校与专业时，他们往往只能退而求其次，“明智、理性”地选择到短期大学、专门学校等接受职业教育，尽早实现经济独立，为家庭解压，这是一种比较契合实际的选择。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不得不感叹从小开始的各种学习塾的补习教育本质是提前化的社会分层竞争，富裕阶层借此确保自家子弟预先积累统考与多样化考试的经验，积淀更多在考试中胜出的能力，以占据考试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这种金钱与文化资本带来的博弈衍生了严重的入学机会的不公平，也暗合了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之间的区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