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中国)关于“医治国病”的演说
(1913年)
破坏、建设,本有钩连关系。反对者诬国民党只能破坏不能建设,实不通论。盖吾党能破坏即能建设,所用的手段虽不同,而能力、作用则无不同。
兄弟初见南方革命后秩序未复,颇不谓然。即至北京,又到东三省,观察种种政治现象,实异常腐败,深堪浩叹。盖北方受了腐败专制的遗传病,较诸南方革命的激烈病,其流毒更甚。吾辈欲扫除劣政治,产出良政治,非先从医治国病,铲除专制劣根下手不可。譬诸人身已抱重病,若仍维持病人现状,直是杀之而已。民国成立,辄曰维持现状。所谓现状,亦未说明。据兄弟看来,民国非维持现状也,乃维持现病耳。若坐视腐败专制之病常存留中央,则民国共和终成梦想。故今日吾革党对于建设民国一问题,当仍以猛进的手段,循文明的步调,急求破坏专制恶根,拼命力争共和二字,此后方有建设可言。不过主张稳健,与革命时进行稍不同而已。盖革命乃大破坏,改革不良政治乃小破坏。各国政治之演进,万不能不经破坏就能改良的。至于南北人民的心理,均属一致想往共和,绝无意见不同之虑。盖公理自在,故人心不约而同。吾同盟会当日不过二三千人,到起义之日,遍地都是革命党,足见公理之势力,足以鞭策社会。今日政治不良,人人都知道的。主张改造政府、改良政治,国民无不赞成。
自宋案发生,据中外宣传,群知主名之所在。政府若做贼心虚也者,将一切内政外交问题停止不办,表现一种无政府之状态,只知招兵购弹,保护权位,国家前途实危险已极。至于人民之大动公愤,亦发于良知,不能自禁。中山、克强均主张稳健,以法律解决。我恐怕做不到。试问杀人正犯能到法庭受审判否?若其不能,此案即非仅法律所能解决。况此案发生,各省人心异常愤激,亦有种种理由。使政府平日施政大公无私,为人民所信仰,则宋案发生,人心必不如是愤激。因政府平日行为极谬,国民已大受痛苦,故宋案发生,国民震怒,几不可遏。此亦公理不灭、人心不死的明证。试问中山、克强能劝止全国民党及国民不追问宋案正犯乎?不反对政府乎?所以,据兄弟看来,宋案当以政治解决为妥善,法律解决相提并进。若再勉强敷衍,结果终不堪问。故民党今日不必问政府如何强横、如何野蛮,只问政府行动能否合乎人道公理。若彼违反人道公理,吾党传公理人道以对付之。国民良心尚存,不患不赞成吾党,吾党共和目的不患不能达到。愿努力做去,则民国幸甚。
[鉴赏]
1913年3月20日,窃国大盗袁世凯派人在上海车站刺杀了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袁世凯的凶暴独裁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也使原来被袁世凯的阴谋权术搞得晕头转向的革命派领导人开始清醒,他们认识到腐败专制的“国病”不除,“则民国共和终成梦想”。章太炎于“宋案”发生后,立即从东北南返,重新与孙中山、黄兴等携手探求医治“国病”的良方。4月17日,在国民党上海交通部欢迎会上,章太炎发表了这篇演说,提供了一剂医治“国病”的良药——“铲除专制劣根”。(https://www.daowen.com)
演说一开始针对反对者对国民党的“只能破坏不能建设”的诬蔑,一针见血地指出“吾党能破坏即能建设”,因为“破坏、建设,本有钩连关系”,表达了国民党人对于建设民主共和制度的坚定信念。在“宋案”发生、专制横行的时刻,章太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一观点,该有何等的识力与魄力!
接着,章太炎结合自己在北京和东三省的观感,由点及面地论述了“破坏专制恶根”的极端重要性和可行性。演说指出,北方政治现象腐败不堪,数千年来的封建专制的遗传病流毒甚广。这就决定了要建设民主共和的“良政治”,必须先破坏封建专制的“劣政治”,从“医治国病,铲除专制劣根下手”。在这里,章太炎猛烈地抨击了民国“维持现状”的政策,极其尖锐地指出:“民国非维持现状也,乃维持现病耳。”一语破的,击中要害,真乃寸铁杀人之语,显得何等的痛快淋漓!在抨击“维持现状”的政策之后,章太炎再次强调“若坐视腐败专制之病常留中央,则民国共和终成梦想”,因此,要建设共和,必先破坏专制;有破坏,方有建设可言。在论述了破坏对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之后,章太炎又提出了破坏专制的可行性,这种可行性就建立在人民“一致想往共和”的心理之上。他以同盟会的发展壮大为例,说明“公理之势力,足以鞭策社会”,对扫荡专制劣根充满了信心。
最后,章太炎将演说的话题引入最能引起人们义愤的宋教仁被杀一案,以血的事实揭露了专制统治的残酷野蛮,并以此再次说明了破坏专制劣根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同时指出对于“宋案当以政治解决为妥善,法律解决相提并进”,而如果“再勉强敷衍,结果终不堪问。”当时,“宋案”的真相已白(群知主名之所在),袁世凯独裁的面目已露,但是,许多国民党人(包括黄兴在内)仍主张“法律解决”,听候法院审判,幻想通过合法斗争来推翻袁世凯、章太炎在这篇演说中则明确表示“中山、克强均主张稳健,以法律解决。我恐怕做不到”。而坚决主张“政治解决”。虽然章太炎对“政治解决”的途径、方法缺乏充分的阐述,略嫌空洞了些,但是,他能够把“宋案”的解决提到“改造政府、改良政治”的高度来认识,这就不但表现出了他的坚定的革命意志,而且也表现出了他的见微知著的政治洞察力。对专制统治应当坚决斗争,这就是他在演说中显示出来的如何“医治国病”、“破坏专制劣根”的方法和手段。
在发表这篇演说后不久,章太炎果然就以这种方法去“医治国病”了。他“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齐世无第二人”(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章太炎先生的道德文章无疑是我们“后生的楷模”。
(林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