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201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修改时新增“规范性文件一并审查”机制，以满足实践需求、回应学界呼声。制度确立以来，行政法学界和实务界对此着墨颇多，根据前期梳理可以发现，讨论多是集中于规范性文件司法审查标准的确定问题，而对于如何确定审查对象的讨论则寥若晨星，司法机关的态度也模糊不清。形成此种局面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该问题已无较大争议，实践运行与理论认识达致统一；二是单纯为关注度有限，对此问题的有关研究尚需开展。

作为附带审查程序的前提性环节，审查对象的确定事关整个程序能否顺利启动。并且，审查对象的确定，对于有效控制行政机关泛滥的“规范制定权”、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以及维护公众合法利益都大有裨益。但对此问题的细节研究呈现着实践需要、理论供给不足的现状，机制运行中存在着司法机关怠于审查、审查对象范围界定不清、与被诉行政行为“依据”关系认定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因此，如何清晰准确界定附带审查的对象，成为摆在学界和实务人士面前的一道难题。本文拟从问题出发，通过对裁判文书的阅读分析，探究裁判背后所隐藏的审判思路，总结实践运行有益经验及缺漏；再通过分析各省市关于规范性文件管理的规定内容，梳理总结出对象识别的一般标准；由此结合理论争鸣，回归制度设立初衷，科学认定“依据”内涵，以实现行政行为监督、公民合法权益保护和社会有效治理的多赢局面。(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