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碉堡历史

太原碉堡 历史

了解太原历史和关注战争史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的解放战争中,太原是中国大城市中最难攻克的一座“堡垒城市”。太原之所以难攻难打,是因为其防御设施太复杂、太坚固;其防御体系太严密、太完备。而防御工事的主体就是5600座各种各样的碉堡。太原碉堡数量之巨、式样之多、杀伤力之大,是中国城市独一无二和无与伦比的。除此之外,还有太原三面环山的独特地形,和全国三大兵工厂之一太原兵工厂充足的枪炮子弹做坚强后盾,因此成为全国包围时间最长(1948年8月到1949年4月共9个月);攻城时间最长(6个月又20天。炮火攻击50天,政治攻心5个月,因全国战局需要围而不打);双方参战人数最多(我方3个兵团和一野第7军、四野炮1师、晋中军区3个独立旅共25万人;敌方两个兵团6个军17个师共13万人);城市炮战最激烈(我方1300门,敌方700门,2000门各种大口径火炮同时发声);双方伤亡最多(敌伤亡5.8万人,我伤亡4.55万人),代价最为惨重的城市。

战争的滚滚烟云已散去70年,太原碉堡,这些溅满烈士鲜血的“魔鬼”,一大部分在战争中已被摧毁,一部分在解放后炸毁,还有一部分遗留在远离城市的荒郊山野。近年来,随着东西山城郊森林公园的建设,在半截残碉基础上又复原了一部分,与城内几座保存完整的碉堡一样,作为革命教育军事文物留给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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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在太原城外修筑的碉堡防线(资料)

今天寻找这些散落在太原城边及周围的碉堡,就是要永远警示后人,不要忘记那场血雨腥风的“碉堡战争”,更不要忘记为太原解放牺牲的数万革命先烈,倍加珍惜今天的和平环境和幸福生活

太原是古代称“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的雄藩重镇。北部系舟山的石岭关是太原的北大门;东面的罕山、西面的石千峰是控制太原的两个制高点;城西的汾河是一道进出太原的天然屏障;南为平原,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可提供丰富的人力和物力。民国时期,太原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相当发达,1937年以前,山西的经济建设已由轻工业迈向重工业,有“重工业之都”之称。除沈阳外,全国其他城市无以匹敌。太原不但能生产常规轻武器,还能生产多种山炮、野炮、迫击炮,日产1万颗杀伤力很大的大号手榴弹,月产炮弹10万发。枪炮子弹产量大、储备足,加之城防坚固,守军用命,民风强悍(受阎反共宣传中毒至深),使太原的解放战争损失巨大,旷日持久。

历史上,发生在太原(晋阳)有一定规模的战事多达50次以上,其中5次大战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因它依山就势的地理位置,使得历来以夺取太原为目的的战争大多经年累月,在付出惨重代价后才能决出胜负。春秋时期,智伯瑶、韩康子、魏桓子三家联手围攻赵襄子的晋阳城,历时两年,始终未有斩获;西晋刘琨作为太原刺史,在匈奴、鲜卑等多方势力的夹击合围下,依城抵御了10个春秋;唐安史之乱时,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兵5千,加上地方武装只有1万余人,大战半年,击溃了反贼史思明攻城的10万大军;北宋建立后,赵匡胤三下河东,病死在征战晋阳途中,其弟赵光义继位四年才又起兵北伐,在大宋建立19年后,赵氏两朝皇帝才将晋阳城纳入它的版图;北宋靖康年间,金兵围困太原也达9月之久才攻破城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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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1949年3月28日从西柏坡去西北途经太原,协助(代理)病中的徐向前最后攻破太原城。解放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1974年11月29日逝世。图为彭总在太原前线(资料)

时间推移到20世纪40年代末,攻占太原城同样举步维艰。

1948年7月16日,赵承绶的野战军在太谷县小常村被歼后,晋中战役即将结束,一天之内,中央军委两次发报,说太原城内空虚,可能在10天之内拿下太原。当时的情形是,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晋中战役,解放军虽然以6万勇士歼灭了阎锡山的10万大军,但也损兵折将,伤兵满营,严重缺员,其中一个团的3个连只剩下6名战士,著名的“临汾旅”(8纵23旅)67名连级军官只留下3人。面对太原坚固的防御和蒋介石的不断支援,加之解放军炮兵力不从心,太原前指总指挥徐向前向央军委提出缓攻建议,计划用三个月时间攻克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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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士第,广东乐会(今海南琼海)人,太原前线副司令员兼18兵团副司令员、副政治委员。解放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军防空军司令员。1979年6月30日逝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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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漫远,广西蒙山人,太原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兼18兵团参谋长。解放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代主席,省委第一书记、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1986年11月22日逝世。(资料)

当时(1948年9月底)阎军又凑起6个军17个师、3个总队和其他直属、配属部队9万4千人,解放军只有8万多人马,而且装备处于劣势。刚经历了临汾攻坚鏖战的徐向前也深知攻城的难度,这场攻坚需要时间,需要付出巨大牺牲,他表明了非常坚定的决心:“就是打到胡子白了也要打下来”!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8月30日晚,阎锡山急匆匆从孝义经平遥回到太原。刚一落脚,就想赶紧筑牢巢穴,主张“急则治标”。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召集高级军官举行工事会议,做出在山西各地,尤其在太原城内外大修碉堡的决定。为此,专门成立碉堡建设局,由工兵司令程继宗兼任局长,又在太原绥靖公署长官部成立城防工事组,由13集团军副司令刘奉滨兼任组长,在绥署参谋长郭宗汾的督导下全面进行碉堡建设,还罗织了残留的200多名日本军事技术人员担任设计和指导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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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湖南浏阳人,太原前线政治部主任。解放后任共青团第一书记、中央组织部长、秘书长、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总书记。1989年4月15日逝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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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四川南充人,太原前线副政治委员兼19兵团政治委员。解放后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副总理。1978年8月3日逝世。(资料)

太原大规模筑碉从1945年秋季开始。除每年冬季天寒地冻暂停外,直到太原解放一刻也没有停止。筑碉分为四个阶段,1945年秋到1946年夏,建立城防工事;1946年秋开始建筑郊区工事;1947年春,扩建外围工事;1948年秋,加强核心工事。

第一步,把建立城防工事作为施工重点,即沿城墙四周在城壕外沿每隔200米到300米筑上一座砖碉,形成串珠式的碉堡圈,并在城墙上、城壕里修上暗工事。城内主要的十字路口、丁字路口也修筑了巷战碉堡,以此巩固城防。

第二步,在城郊周围依地势建立郊区工事,由内而外择要勘建,首先施工的有所谓“四正四隅”。四正即以太原城为中心,东为淖马,北为皇后园,西为窒素厂,南为大营盘。四隅是东南双塔寺,东北卧虎山,西北炼钢厂,西南大王村,形成城周八个据点。以后陆续扩建,由点成带,由带成面,各据点间隙处建立封锁碉。还在城南城北两面,东依高地,西靠汾河,各挖外壕一道,配以碉堡火力点做侧防,郊区工事至此连成一片。尔后,在守备方面,概以城角的对角线向外延伸。

第三步,扩建外围工事,同时建立四个前进据点,东为罕山,西为石千峰,南为武宿,北为黄寨,各以若干个碉堡群作为庞大的据点区,除武宿据点为保护飞机场和联系榆次外,其余三个一边保护太原,一边作为向外发展的依据。

第四步,加强核心工事,一是在太原城墙上利用雉堞等处筑成便于侧斜射堡垒或暗工事,并由城内筑暗道通向城外据点,将城内城外连成一体。二是修筑环城铁路,运行装甲列车,列车上装配山炮、迫击炮等各种火器,或分散巡逻或集中作战,发挥活动堡垒的效用。三是为增强杀伤力,城周和郊区重要据点大规模挖壕、劈坡,截断道路,配合侧防工事,增强杀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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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得志,湖南株洲人,太原前线第19兵团司令员。解放后任志愿军副司令员、济南军区司令员、武汉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司令员、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西线总指挥、解放军总参谋长。1994年10月25日逝世。(资料)

在工事构成上,表现为“寨子式筑城,据点式阵地”。寨子式筑城就是深沟高垒把堡垒用深而宽的外壕劈坡围绕起来。据点式阵地就是按地形和兵力的需要用一个或若干个寨子式筑城互为犄角,互相策应。在工事配置上,以碉堡为骨干构成据点,由主碉占据重要地形,指挥官在此坐阵,此碉一般高大坚固,作为不丢阵地。护卫主碉的叫副碉,离主碉一般有三五十米,护卫副碉的叫火点。通常一个主碉四周要建三四个副碉,副碉旁边也要有几个火点。碉与碉、火点与火点之间,以壕沟或暗道相通。在一群碉堡的内部及外部用障碍物围绕或隔开,一点不守不致波及全群,并可以得到全群的支援收复一点。

1937年以前,阎锡山统治下的太原只有城外的十几个据点。日本人侵占太原后,在原据点、工事的基础上,又在工厂、重要设施、交通关隘等要害部位修筑了碉堡及其他防御工事。阎锡山回到太原后,在日本人原建数百座碉堡的基础上又大规模扩建和加固,而且还向城外延伸了30公里左右。北起周家山,南至小店,西迄石千峰,东抵罕山,以碉堡为核心,从外向内筑成了三道环形防线。第一道距城25到30公里,即周家山、兰村、石千峰、庙前山、小店、武宿、砖井、罕山、风格梁,接周家山,称为百里防御圈(远不止百里,外围长142公里);第二道距城3到5公里,即皇后园、新城、大小王村、大营盘、双塔寺、山头、淖马、小窑头、牛驼寨、卧虎山、丈子头,接皇后园;第三道就是太原四周的城墙和城内重点部位的综合工事。(https://www.daow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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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锡山,山西五台县人,统治山西38年的土皇帝。曾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国防部部长。1960年5月去世。(资料)

这些碉堡依山就势,建在险要的山头、高地、隘口、村庄,在太原及附近已修了5000多座,仅东山就有3400多座,一修一群,一建一片,真是十里一大碉,五里一小碉,而且越接近城里密度越大,可谓星罗棋布,漫山遍野。

碉堡的种类也数以百计,难以准确辨认,以二层圆形碉为最多。高度上,有火点(地堡、暗堡)、有一层至五层的;规模上,有半班碉、班碉、排碉;火力配置上,有枪碉、炮碉;形状上,有圆形的、方形的、三角形的、六角形的、半月形的、棒槌形的、品字形的、倒品字形的、菱形的、梅花形的、蘑菇形的、子母形的、人字形的、十字形的、房屋形的;功能上,有向四周射击的、有向两侧射击的、有前面不开口倒着射击的(没奈何碉);建筑材料上,有砖碉、砖混碉、片石碉、钢筋水泥碉、钢板碉;声威上,有阎锡山命名的伯川碉、好汉碉、卧虎碉、豪人碉;作用上,山头上的叫守山碉,山坡上的叫护山碉,山沟里的叫伏地碉,城墙上的叫侧虎碉,还有专门引诱攻击的“诱弹碉”。为防堵外来子弹射入,将射击孔改为球形射口,在射口藏一活动圆球,圆球上开有能容步机枪的射击孔,停止射击时,将圆球旋转使实处向外以行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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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战役结束后,1948年7月22日蒋介石(左一)急飞太原给阎锡山(右一)鼓气施援。(资料)

在城内外大筑碉堡的同时,还把太原四周城墙掏成上中下3层,甚至5层,最多达7层火力网,用钢筋水泥加固。最早的太原城垣由北宋名将潘美修建。解放太原时的城墙始建于明朝初期,朱元璋的第三子朱棡封为晋王时,在其岳父谢成的主持下修筑,当时的太原城是全国一流的。城墙高12米,上宽8米,下宽15米,砖厚2米,实砌砖墙,十分坚固,周长12公里,开8道城门。东面是宜春门(大东门)、迎晖门(小东门),南面是大南门(迎泽门)、新南门(承恩门、首义门),西面是振武门(水西门)、阜成门(旱西门),北面是镇远门(大北门)、拱极门(小北门)。8道城门修建有8座宏伟的城楼和4座角楼。每隔百米就筑有一个突出部位,在突出部分开有可向三面射击的若干洞孔,在城门和四座角楼都修了极坚固的工事。在城墙上修筑了100多个各式碉堡和火力点,组成了坚固的防御网。新南门由三个城门组成,中间是首义门,东是复兴门,西是胜利门,仅三门附近不足300米的地域就有7层工事,各种火力点达150处,城头还有日本人修筑的“铁圪垯”钢板卧虎碉,阎曾自豪地称为是“打不垮,摧不烂”的铜墙铁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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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阎锡山与马歇尔在太原合影(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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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城东南阎军碉堡群(资料)

高大的城垣外,还有宽10米左右的护城河,水虽不深,水下却有半米深的稀泥,就在这烂泥潭中,还构筑了大量的水泥碉堡,各碉间构成交叉火力网,称为“河中碉”。这些碉堡只能看见顶部和枪眼,根本找不到门,手榴弹也塞不进去,炸药包没地方搁,它唯一的出口就是水泥石头砌成的暗道通往城墙里面。

太原城内还有多条交通壕、地道与城外的碉堡、工事相通。在东门外挖有十几里掩护全城的地下坑道;在北城、西城修了八九条暗道通向城外碉堡,把城内城外连成一片,可谓固若金汤。太原防御工事修得复杂而诡秘,形成了多层次、大纵深、犬牙交错、高低策应的堡垒地带,阎锡山吹嘘为“堡垒城”“要塞城”“碉堡城”“火海地区”,足抵精兵150万人,被美国和国民党吹嘘为“反共模范堡垒”。

阎锡山不仅在太原大修碉堡,1947年,还以老长官的姿态托人转告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建议在北京、天津、唐山三角地带修筑两万个碉堡,保住京、津、唐,进而保住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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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阎锡山与孔祥熙在重庆合影(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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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20日,我20兵团攻克光社碉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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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阎锡山在省府东花园私邸门口(资料)

1948年11月,美国生活杂志有个记者来到被重重包围的孤城太原,眼前的景象让他感到震撼,在随后的报道中这样写道:“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高的、低的、方的、圆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火力网”。还有一位外国记者说,太原的防御工事“比法国马其诺防线还要坚固”。即使这样,阎锡山还叫嚣:“地球转动一天,我们的工事就要加强一天”。此时,身陷“赤海孤岛”的阎锡山还是自信满满:“我们能守住太原城,就能向外扩张,一粒谷子就能成一穗谷子,一穗谷子就能成一亩谷子,一亩谷子就能成遍地谷子”,甚至还梦想着“以城复省,以省复国”。提出这样“伟大”口号的原因是太原在解放军围困之际的1949年1月初,蒋介石在一次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说的一番话:“我们学苏联、学美国、学法国都失败了,落了个一切都没办法,还不如阎锡山在山西有办法,我们今后要学阎锡山。”这话从山西驻南京办事处传来,阎锡山有些飘飘然,自鸣得意地说:“南京没办法,咱有办法,一线光明在太原嘛”。阎军太原守备司令、第10兵团司令王靖国也对部下口出豪言:“只要能守住太原,华北就是我们的,中国就是我们的”。怀抱弥天幻想的阎锡山还真想守住太原而得山西,进而得天下。最懂得因势而为的阎锡山,此时却被“虚幻”和“臆想”笼罩着,期盼着第三次世界大战早日爆发,他好在乱局中寻找生机,继续在山西苟延残喘。当时的现实是,国民党在中国已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已成定局,蒋介石早已回天无力。只是中国一隅的山西、山西一隅的太原,能创造旷世奇迹?正如参加过太原攻坚战的杨成武司令员所言:“对于胜利之师,是没有什么铜墙铁壁可以阻挡的。阿尔卑斯山没有挡得住汉尼拔率领的数万大军;日本关东军的长白山工事也拿长驱直入的苏联红军束手无策。阎锡山的5000多座碉堡,在我三个兵团的铁拳之下,又算得了什么”!阎锡山仅凭数千座碉堡就想完成“伟大”的复国大业,可谓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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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太原时,徐向前及指挥部在榆次李墕村驻扎旧址。(2017年7月16日摄)

阎锡山把修筑碉堡看成了他最后的护身符,以在国际上扩大影响,进行政治诈骗,捞取救命稻草。阎锡山对修筑碉堡非常重视,碉堡局修建碉堡的位置和碉堡设计形状,都要亲自审定,如果同意,就会在图纸上批上一个大大的“可”字。他亲自绞尽脑汁设计碉堡,经常坐在家里,一边苦苦思索,一边用手里的文明棍在地上画来画去,画成一种图形,立即命令侍从参谋根据图形画出图纸,迅速照图样修筑样碉,叫部队派人参观并照样构筑。阎锡山还亲自指导编写了《碉堡战法》一书。还针对旧式碉堡射口目标太大的问题,亲自参与研究了一种隐藏较好的圆球转动射口。太原的碉堡,无一不是经过精心设计而成,在构筑和武器配置上都有巧妙的构思和实用价值。

阎锡山为什么这么热衷于修建碉堡并迷信于“碉堡战法”呢?他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凡尔登”战役,坚固的要塞抵御住了强大德军的进攻,取得了胜利,所以,我们要采用更高出一筹的碉堡战法,抵挡解放军。

面对解放军来无影去无踪的短促突击,诬蔑为“肉弹冲锋”。他最怕这种冲锋,因此其战术思想就是“先为不可胜,以阵地待敌可胜”。他自己曾解释说:“共产党凭的人多,用的是波浪式冲锋的“人海”战术,所以到处取胜,谁防不住这一手,谁就要失败。我们一定要凭借碉堡群组成的据点工事,充分发挥火力,以‘火海’对‘人海’,以铁弹换肉弹,共产党就没有办法”。阎锡山还说:一个碉堡能打死100个解放军,太原城做1000个,城周和外围做上3000个钢筋水泥碉,解放军不死40万人,打不下太原城,这样最少得百万之众,共产党在山西没有这么大力量。关于阎锡山的碉堡战法,王靖国曾在“铁军”内部会议上有过画龙点睛的说明:“会长的用意是以政治作用为主,军事还是其次。他是要大张旗鼓遍地筑起坚固的碉堡,让共产党知道咱有充分准备进攻不易。共产党向来是只占便宜不吃亏,知道要吃亏,他就不来了。这是会长的一个政治手段,人家一辈子就会耍这个手段十拿九稳,咱们听会长的保险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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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太原时,徐向前的总指挥部驻扎过的榆次峪壁村。彭德怀曾来此看望病中的徐向前。图为司令部旧址。(2017年1月31日摄)

阎锡山对碉堡的仰仗,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用意,已达到痴迷的程度,每当人们提起太原的碉堡,他就会露出得意的神色,即使是在最沮丧的时候,在黯淡的眼神中顿时会放射出一丝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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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环城铁路碉堡群(资料)

为发挥碉堡的最大效能,在大一些的碉堡里面建有存粮、存水和做饭、睡觉的地方,把士兵固定在碉堡里,有的甚至在堡门安有倒锁装置,到紧要关头,从外面将碉堡门锁死,让里面的士兵无法逃跑,美其名曰“置之死地而后生”。阎锡山对守卫碉堡群的官兵是非常严厉的,除派指导员监督外还有铁军基干督战,作战前强令各部队集体宣誓,立下与阵地共存亡的“军令状”,谁要后退或投降,铁军基干就可当场打死,而且打死什么官就可以做什么官。抗战时期,49师的一个排长打死了准备逃跑的团长,他就当了团长;晋中战役中,在祁县放弃抵抗的37师师长雷仰汤被身边铁军基干打伤。

攻打阎锡山碉堡,确实是令解放军头疼的事。进攻前,我军自上而下研究、模拟了多套破解办法,但对各型碉堡的结构、位置、组合及火力配置等只还是只知皮毛,不得要领。关键时候,阎锡山“派的援兵”来了。晋中战役接近尾声,我吕梁军区在西山俘虏了阎工兵二团团长邢蔚,将其送到我18兵团。他曾在阎碉堡建设局当过科长,与日本专家共同设计和监修过太原的碉堡工程,对太原城防各种碉堡(碉堡群)的布局、结构、建材、特点等十分熟悉,堪称“碉堡专家”。过来后,十分配合,为我军绘制了各种碉堡平面、立体及解剖图,摆沙盘演示,编文字说明,尽其所知,毫无保留,为我军了解太原以碉堡为核心的城防工事做出很大贡献,称为太原城防工事的活字典,被我军任命为18兵团司令部情报参谋,享受团级待遇。

为了保住他的老巢,维持他的统治,在大修碉堡的同时,阎锡山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想出了很多惊天奇招,比如,向投降后的日本人提出留日军为己所用的“寄存武力”构想,阎锡山曾对他的亲信官员讲:“我们为了存在,非有一个非常办法不可。现在我们的兵力不够,应付不了共产党。为了充实力量,只得招兵,但招兵又有困难,即使招来10万中国兵,也不如1万日本人。”(在整个国民党的抗日战场,要想不吃亏或取胜,“国军”与日军的比例一般是五比一以上)。

阎“寄存武力”的想法向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和山西派遣军最高司令官澄田睐四郎提出后,两人都无法作答,后经伪省长王骧及与日军联系紧密的军政大员反复工作,澄田睐四郎才同意采取“个别发动”的方式做日军的“残留”工作,日本人称“地下留驻日军”。随即,在海子边成立了“合谋社”,梁图示武担任社长,他和日本人岩田清一、城野宏共同发起了“残留运动”,阎锡山要求至少留下15000战斗人员为己所用。“合谋社”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采取动员自愿和强制胁迫的手段留住日本人,如果有的人不情愿留下,就以曾杀害过中国老百姓、放火、掠夺和强奸等罪名处以徒刑,自愿留下的狂热军人还背后枪杀执意回国者。阎又通过自己的各种关系,派其高级顾问原伪省长苏体仁赴日本斡旋,招募10万“东亚同盟志愿军”来晋助战。驻原平的山西派遣军第1军第3混成旅团高级参谋今村方策、驻长治的14旅团旅团长元泉馨等“残留运动”的急先锋,以“暂留技术人员”为幌子,最初将3万余日本人暂留下来,其中有北平、天津、石家庄、青岛等地动员来的日军和日侨,后经三次规模较大的遣返,残留在山西的日本人仍有6700多人(含200多名技术人员和2000多名家属、日侨、商人等),其中有战斗力的3800多人组成6个铁路(公路)修复护卫队,后又改为6个保安团,1947年6月,大部分编入阎军正规编制的“暂编独立第10总队”。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对国民党军队进行改编,核定给阎锡山5个军15个师另加3个总队(师级)的编制。3个总队即第8、第9和第10总队,1946年3月成立,大部分由伪军和残留的日本人编成。荆谊的第10总队于1947年5月的“正太战役”在寿阳被歼后,残部由日本人今村方策组成了新的第10总队,全队5个团,日华混编,共9726人,其中日本人有2447人,班长以上都由日本人担任。阎锡山给残留日军待遇非常优厚,当兵的发双饷按军官待遇,当低衔军官的官升三级,并给全体人员安排宿舍,允许在营外居住,伙食供应也和阎军有天壤之别。给残留日军下作战命令时,日本人必先问吃什么饭,吃粗粮、小米是不出兵的,有白面、大米、有酒有肉才肯上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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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中战役被俘的残留日军(资料)

日军残留决不是心甘情愿给阎锡山卖命当炮灰,它有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残留目的,以“复兴皇国、恢弘天业”为宗旨,是要把山西建成日本军国主义掌控的复兴基地,使日本人在山西“牢固扎根、生存”,在中国社会营造一个“日本人地区”以图将来复兴扩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