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留运动”的核心人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按照波斯坦公告，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军队完全解除武装，驱逐出被侵略国的国土，战犯立即拘捕并接受审判。但公告在山西却没有得到贯彻，反而出现了奇特的一幕：投降后的日军竟然继续保留武装，同解放军作战。这是阎锡山的欺世“高招”，这在中国绝无仅有。
城野宏（中国名字李诚） 山西伪政府的顾问和辅佐官，掌握着伪警察厅、保安大队和宣传机构，直接指挥伪省长和政府机构。日伪省公署（政府）统治人民的公令规章都出自他手。他宣扬复仇主义，鼓动日本人“卧薪尝胆”残留复国，为日本再次侵华作内应。任“合谋社”军事组长，是残留日军最积极的动员者和组织者。多次向阎建议从日本动员义勇军30到50万人来中国，并建立防共政务局。太原解放后，收押到太原战犯管理所，1956年被太原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后到抚顺监狱服刑，1964年，改造好的城野宏被提前释放。临回国前来到太原，在牛驼寨等地为牺牲的解放军烈士敬献花圈。他由衷谢罪说，“我欠山西人民的太多了，怕是一辈子加上子子孙孙也还不清”，离开太原时写下了“今日的战争罪犯，明天的友好使者”的心迹。
城野宏
岩田清一（中国名字于复国） 山西派遣军少佐情报参谋。此人奸诈多谋，野心勃勃，狂热日军“残留”，把日本武器上的“菊花”标志抹掉，打上“晋”字钢印的建议就是他提出的，深得阎的信任。残留后任阎军炮兵指挥处指挥，第10总队队附。1949年4月24日，解放军破城后在太原绥靖公署被活捉，解放军将他押出绥署大门时，依然是一副趾高气扬的“不服气”神态。1950年病死于北京。
元泉馨（中国名字元全福），是日本第1军驻长治独立14旅团少将旅团长。残留后阎把他晋升为太原绥靖公署中将顾问，绥署野战军副总司令。他是“残留运动”最积极的人物，日本少壮军人的骨干分子，他向阎锡山表示“愿意立刻脱掉日本军服，帮助阎阁下进行剿共战争，死而不悔”。此人复仇心切，专断狂妄，目空一切。1948年7月16日，晋中战役接近尾声时，在晋中太谷县小常村被解放军炮弹炸成重伤后，对天哀叹：“没想到徐向前这样厉害，第10总队完了！”遂令身边参谋：“枪击之，我的成仁，为天皇尽忠！”参谋成全他后也和其余活着的7个日本官兵开枪自杀。
岩田清一
元泉馨
今村方策（中国名字晋树德），日本山西派遣军第1军驻原平独立混成第3旅团大佐参谋，也是穷兵黩武的少壮派军人，残留运动骨干人物。其哥哥今村均是侵华日军第八方面军司令官，陆军大将，昆仑关大战的指挥官。今村获悉阎有招募外籍军团“兴城复省”的企图时，便与城野宏等人密谋，起草了一份从日本招募义勇军的计划，并在东京、大阪、北九州设立招募所。还担任阎军第10总队总队长。在晋中战役中，第10总队5个团的主力全部投入战斗，1948年7月15日，在太谷南庄第1团团长小田切正男、第4团团长增田直年、第6团团长布川直平等3名团长被打死（在1947年5月的正太战役中第5团的500多名日本人投降，从此取消了第五团番号），第3团团长住冈义一被俘，1000多人被歼，他和第2团团长相乐圭二率残部1000余人突出重围逃回太原，后又经补充派到东山战场，1948年11月13日，第10总队在牛驼寨再次被歼，除战死和被俘的外，剩余300多人逃回城里，后又组成今村炮兵大队。1949年4月24日我军破城后，今村见回天无力，下令放弃抵抗，龟缩在残留日军指挥部，1000余名日本人（含非战斗人员）被我军俘获，集中收容到北门外战俘营，4天后今村服氰化钾自杀。
澄田睐四郎 曾任日驻法武官。1945年从湖北战场调来山西，任山西派遣军中将司令官。日本投降后，本该将他以战犯收审，但阎为了利用他，向蒋中央提出在太原成立军事法庭自己审理日本战犯，以此为不押送南京托词，将他保护起来，并受到优待。1948年8月，阎将他聘为军事总顾问，他踏勘太原四郊，草拟了《太原防御计划》，主导思想是依托碉堡，精筑阵地，备足粮弹，固守待援。每天到绥署作战室询问军情，与参谋长郭宗汾（前）、赵世铃（后）共同指点地图，写成万言书《防御管见》，后因战事恶化，希望渺茫，逐步消沉，1949年2月向阎提出回国要求，3月28日，经阎安排，在北京的老部下孙连仲帮助下，以山西实业公司高级专家身份包了一架美国飞机，捎了一封阎给麦克阿瑟的信从红沟机场逃离太原，后化名陈春英乘坐善后救济总署的飞机溜回日本。
今村方策
澄田睐四郎
河本大作 原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沈阳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的主要谋划和具体实施者。臭名昭著的“皇姑屯”事件后，他在东北的日子不好过，1943年秋，他的老同学、时任山西派遣军中将司令官的岩松义雄将他收纳到山西充任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牢牢控制山西的煤铁资源，为侵华日军提供强有力的战争物资支持，白骨累累的大同“万人坑”就是他来山西后残害矿工的又一“杰作”。他也是残留日军的组织者和策划者，残留后又当起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和山西日侨俱乐部委员长，是阎锡山的重要参谋。1949年2月，太原解放已成定局，河本大作又策划成立“山西矿业公司”，妄想在太原解放后继续残留，等待时机，东山再起。他说：“我至死也要留在山西，坚持斗争在反共第一线。”太原解放时被擒，1953年病死于太原战犯管理所。
河本大作
梁綖武
梁綖武，崞县（今定襄）北社村人，大绅士家族，毕业于清华大学文学系，又自费去日本东京商科大学学习，喜读文艺和马列书籍，倾向革命和进步。1936年辍学回国，在其叔父梁上椿主持下和阎锡山的堂妹阎慧卿结成了政治婚姻。抗战初期在临汾协办了抗日教育机构——民族大学，成立了“民族大学通讯社”，报道了不少二战区包括八路军抗日战况，还排演了不少具有民族意识的剧目，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见过郭沫若、林伯渠等我方要员。1941年后，受阎指使，通过其留学日本和多年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身份，任阎太原办事处主任，做阎日联络工作。日本投降后，积极做日军的残留工作，任“合谋社”社长，几赴日本斡旋，招募10万“东亚同盟志愿军”来晋助战。解放前夕，逃到台湾，后转赴日本定居，在几所大学讲授汉语和中国历史。担任旅日华侨文化工作联谊会长，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不少工作。1975年随日本访华团回国，看到中国繁荣景象十分欣慰，死前留下遗嘱，将其骨灰送回祖国。1977年在东京辞世。1984年，他的家人张馥卿将其骨灰在北京万安公墓安葬。
苏体仁，朔县（朔州）人。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曾任山西省政府参事、绥远省财政厅厅长。接受阎锡山授意，1938年6月就任山西第一任伪省长，期间，倾力为日本人搜集地方情报，把各县的地方志提供给日本人，还把西安事变后阎的态度透露给日方，在阎日之间拉拉扯扯，充当了一个一仆二主的可耻角色。1942年失宠日本人后去北平养病，1945年就任北平伪市长。日本人投降前夕，接受阎锡山命令，回到山西接受日本投降事宜，并积极协助阎做日军残留工作。他和梁上椿被阎任命为高级顾问。当时，蒋中央在全国搜捕仰人鼻息的大汉奸，阎说他是“事前奉派省长”，苏体仁汉奸案不了了之。阎锡山被围太原后，派他到日本寻找出路，后秘密潜往台湾。
苏体仁
王骧，寿阳县人。1931年后，历任山西省政府建设厅厅长、山西省银行总经理等职。1940年去香港，次年香港沦陷投敌，回山西就任伪山西省政府教育厅厅长，1944年充任伪山西省第三任省长。王忠心事敌，对山西人民犯下了种种罪行。此人投机狡猾，善观形势变化，1944年5月后，他料到日本人颓势难挽，遂秘密致函阎锡山，“条陈反攻收复等事”，阎求之不得，正中下怀，通过梁
武联系接洽，着手谋划日降后的山西未来。阎返府还巢后，王以前伪省长和日政界军界的密切关系，多方劝说日军残留山西，是“残留运动”的积极推动者。1945年9月末，被蒋中央以大汉奸抓捕入狱，太原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正法。
晋中战役结束后，阎收拢残兵，又将晋中各县裹胁到太原的青壮年强行入伍，一部分补充了正规军，一部分整编成28个保安团。提出要在太原进行总体战，建立所谓“战斗城”，成立总体战行动委员会，制定“战斗城”方案，目的是“巩固太原，战斗到恢复全省”。将太原一切可用的人力物力组织起来参与保卫太原，把全城男女老少一律按年龄、性别编为甲乙两支参战队。把所有的18至35岁、36至47岁的青年和壮年，分别编入甲乙两支参战队；把48至60岁的老人编入老年助战队；把13至17岁的学生编入少年助战队；把7至12岁的孩子编入儿童助战队；还把11至35岁的女性编成妇女助战队。这样，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有人参战，阎把这称之为“满天星”的布置。他对部下吹牛：“一旦有事，关上大门，一齐上房，院守院，街守街，全民皆兵，共同保城卫家”。他把青壮年组成的“民卫军”（民兵）编入“铁血师”，把青年学生编入“神勇师”，推到前线抵挡解放军攻城。还号召市民捐款捐物，动员市民“舍命才能保命”“毁家才能保家”“幸生不生，怕死必死”。(https://www.daowen.com)
王骧
在“战斗城”总动员的同时，还让其妹夫梁
武和陈纳德的航空队疏通关系，注入股份，以得到美国支持，帮助其打内战。1948年10月到1949年4月，陈纳德的航空队18架运输机每天平均起降28架次，向太原空运粮食2500万斤，副食10万斤，子弹2500万发，炮弹10万发，以及化学弹、燃烧弹和大量其他军用物资、医药用品，占国民党其他两家航空公司总运输量的一半以上，给垂死的阎军“供了血，输了氧”，起了延缓灭亡的重要的作用；让绥靖公署副主任杨爱源长驻南京多方寻求蒋介石和李宗仁的各种援助；还想让自顾不暇的傅作义派兵来太原解围。一句话，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想生存下来。
1948年6月阎锡山与陈纳德及夫人陈香梅（结婚一年的中国记者）在太原合影（资料）
为了表示他誓与太原共存亡的决心，1949年2月，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学着希特勒的样子在桌子上放了500瓶毒药，门口放了一口从五台运来的棺材：“我们决心死守太原，如果失败，我就和我的军官们饮此毒药同归于尽！”“我还令侍从物色了一位有武士道精神的日本人，身带手枪，临危时将我打死，这个任务非日本人不能完成，我的侍卫是无勇气下手的。”总之，生不和共产党谈判，死不和共产党见面。如此等等，其实这些都是给外人和部下看的。
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接代总统李宗仁“赴京议事”的电报到南京见李后，4月11日又到奉化面蒋，对蒋介石说，太原战事紧急，拟速返并。蒋劝他说：“太原虽重要，乃国家一隅，有国家始能有太原，阎先生应该以国家为重，留京参加主持大计”。阎锡山未听蒋言，还是执意要回太原，他联系了南京政府所属的中央和中国两家航空公司，两家公司都说太原的所有机场已被解放军的炮火控制，不能飞往。又找陈纳德的航空队，也遭拒绝，但仍不甘心，再三求助好友博瑞智继续做陈纳德的工作，博说人家不愿牺牲一架飞机，阎说可购买，博说人家不愿牺牲一个飞行员，阎又要求用降落伞将其送下，博无言以对，只好避而不见。但据阎的机要秘书原馥庭和贴身侍卫士张日明证实，阎最终还是动员了一架飞机飞回到太原上空，但因太原四周炮声隆隆，仅存的一座机场完全被我军封锁，万般无奈在太原上空绕城数匝，带着无限的不甘和悲怆黯然落泪永别了他统治30多年的太原。关于阎锡山“又飞回太原”的情况，解放太原被我俘获的残留日军城野宏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4月中旬，阎锡山飞回太原，机场被炮火封锁，盘旋了一个多小时，无法降落。
陈纳德，美国人，抗战前夕帮助中国组建空军和航校。抗战爆发后，以私人机构名义组建航空“飞虎队”来华助战，后与中国空军组成混合飞行联队，抗战期间，率队共击落日机2600架，军舰44艘，亲自架机击落日机41架。中国解放战争中，他的航空队积极协助阎锡山打内战，延缓了阎集团的灭亡。1958年7月27日在美国去世。（资料）
阎锡山说：“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阎虽然喊的很凶，但事到临头他也不一定一条道走到黑。他的秘书长吴绍之说：“老汉喜欢人叫他不倒翁，到时候他要不走是会起义的，他不会等着做俘虏。当初看了徐向前劝他起义的信后，他‘未动声色’，看来不像要与太原共存亡的样子。事情坏在李宗仁身上，请他议事的电报一来，走了之后就再没有回来”。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王靖国窥视阎心理对其左右说，太原问题将来也是政治解决。
其实，具有“远见卓识”和善于“审时度势”的阎锡山对共产党的认识是很深刻的。早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就很惊异地对他的幕僚说：“看吧，赤化全世界的大祸就要来到中国”，当时一般见识的人都认为这是杞人忧天，阎讥笑他们没有远见，不识世界大势。后来，阎常常自夸其30年前的“高瞻远瞩”。阎还曾对部下说过“中国有了共产党，我几夜睡不着觉”。1939年陕西秋林会议时，阎就觉察到“毛泽东这个人白天睡觉，晚上窑洞办公是个可怕的人物”。通过上党战役，才发现毛泽东不仅可怕而且非常可怕。1940年，爱国华侨陈嘉庚访问克难坡，在和阎座谈时说：“重庆政府是官场里腐败，战场上失败”，对蒋政权表示很不满意。阎说：“我也有同感，哎，老蒋是个败家子，他永远把中国治理不下个样子。河那边的共产党可能有希望”。陈嘉庚点头赞成。阎“反蒋无力，从蒋不甘”的情绪常常能表现出来。1941年7月28日在吉县克难坡与昔日旧部、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谈话时就曾预言：“国民党终究为共产党所败”。抗战胜利后，阎锡山也曾预测，国共两党的内战肯定要打，而且要大打。在山西他和共产党的对垒中，他会处于劣势，太原被围，处境艰难。今后对付共产党恐怕要比8年抗战还要难得多。1949年4月11日，阎去溪口见蒋，蒋说要重新作五年灭共计划，从组训青年干部开始。阎说，我看共产党只要占过三年的地方就不易收复。在太原城破之际，阎锡山也看明白了这盘棋，他说：“打是死，和是痛苦，存在是一切”。继续存在就是向共产党服输，看来，阎锡山并不是真的“要和太原共存亡”。
王靖国，五台县人，阎锡山铁军组织掌门人。太原解放时任太原守备司令兼第10兵团司令，解放军公布的太原五名战犯之一。1949年4月24日在太原绥靖公署被俘。1952年在战犯管理所因病拒绝治疗去世。（资料）
太原破城前夕的4月23日，远在上海的阎锡山感到败亡的结局即将到来，内心挣扎的无法入眠，终于给太原主持危局的五人小组（梁化之、王靖国、孙楚、赵世铃、吴绍之）发来电报：“太原守城事如果军事上没有把握，可以政治解决”。可悲的是这份决定太原历史命运的电报，被顽固分子梁化之隐匿，24日上午9点多他和阎慧卿服毒自杀后，才有人发现拿出，但为时已晚，解放军已攻入绥署院内。
梁化之，山西定襄人，阎锡山特务组织特种警宪指挥处中将处长，1949年3月29日阎锡山离开太原后代理山西省主席，是阎锡山阵营中最顽固的马前卒，解放军公布的太原五名战犯之首（其他四名为王靖国、孙楚、戴炳南、岩田清一）。1949年4月24日上午9点多太原城破时服毒自杀，并预先安排侍卫，他死后浇上汽油焚烧尸体，死也不和共产党见面。（资料）
孙楚，晋南解县人（今运城解州镇），太原解放时任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15兵团司令。解放军公布的太原五名战犯之一。1949年4月24日被俘，1961年12月25日同廖耀湘、杜建时等68人作为第三批高级战犯在北京功德林监狱获释，33天后病逝于太原。（资料）
1949年4月24日5时30分，我军1300门各型大炮，同时轰鸣，阎的700门大炮也同时呼应，中国战争史的最大炮战在太原展开，当时的炮战场面，让双方的参战人员都目瞪口呆，叹为观止。一位解放军某部营长说，双方大炮对吼，那可不仅仅是“震耳欲聋”，简直是“天崩地裂”；解放军60军179师师长黄定基（原8纵临汾旅旅长）说，打了这么多年仗，第一次见到这样大的炮战；阎（日）炮兵也被打蒙了，打傻了，惊呼“共军哪来这么强的炮火”！
赵世铃（后），山西山阴县人，太原解放时任太原绥靖公署参谋长。1949年4月24日被俘。因解放太原时下令烧毁城南大片民房，解放后被人民政府正法。（资料）
吴绍之，山西定襄县人，太原绥靖公署秘书长，五人小组主和派代表。太原解放后积极配合人民政府接收太原，检举继续顽抗的反动分子，后任太原工商联主任。1960年病逝。（资料）
四野炮1师增援太原之前，解放军的炮火明显处于劣势，处于被压制状态。号称“天下第一”的阎军炮兵猖狂至极，炮阵地随意摆放，毫无顾忌。解放战争初期，美国的武器，特别是榴弹炮等重炮还没有大规模武装“国军”，1945年，阎锡山接手了日本人大量武器（各种炮火），加上自己生产的各种火炮（炮弹），在当时，他的炮兵确实很牛，确实比中央军强大。四野炮1师到来后，拉来了大量缴获的美式大口径野炮和榴弹炮，炮火的天平迅速倾向我方，而且占了绝对优势。
斯大林说，“炮兵是军中之神”。攻取太原城，我军全部以火炮打开城墙作为破城手段，火炮之多，火力之强，规模之大，在解放军战争史上是没有过的。攻城的解放军炮兵列阵，每炮的距离只有8米或6米。第一线是曲射炮，摆放在外壕前沿；第二线是山炮、野炮，部署在敌阵地300公尺左右；第三线是野炮、榴弹炮，离打击目标1000公尺。这么密集、这么威猛的火炮，一开打就让阎军大惊失色，吓得屁滚尿流，弃炮而逃。总攻开始仅仅四十分钟，我军就轰开小北门城墙，仅仅四小时就把红旗插到了“省政府”，彻底端了阎锡山统治了30多年的老窝。
最终，“存在主义”哲学贯穿一生的阎锡山，切实“存在”下来了，溃逃到台湾，但他的官兵却死的死、伤的伤、俘的俘、降的降。
这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