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中国碉堡
碉堡这个战争的防御性设施，究竟什么时候用于战争，眼下还没有找到准确资料，但在中国战场的第一次大规模运用是在20世纪的30年代初。1928年毛泽东、朱德会师井冈山后，以此为根据地，迅速向周围发展，大有燎原之势，以朱培德为首的国民党江西地方势力，因军事上多次“进剿”红军不利，效法李鸿章当年剿灭捻军之深沟高垒战术，在赣西、赣南等地修碉筑堡，对根据地进行封锁。这应该是小规模碉堡在中国战争中的最初应用。
1929年秋，湖南省主席鲁涤平接替朱培德，调任江西省主席，率其所属的湘军第18师和第50师入赣。不久，蒋介石因忙于同李宗仁、张发奎的新军阀混战，逐次从江西抽调兵力，江西仅剩下张辉瓒率领的第18师2个旅的正规部队。苦于兵力不足的鲁涤平，只得在南昌召开全省“清剿”会议，商讨剿共方略。与会的多数人认为：国民党在赣兵力有限，红军力量正在普遍发展，因而主张以防御为主，相机逐步“进剿”。曾多次参加井冈山“进剿”的原朱培德部属第12师师长金汉鼎提出“建碉守卡”的办法，主张通过建碉守卡，巩固“进剿”部队的阵地，并进而逐步压缩苏区，最后消灭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当时，此建议未被蒋介石采纳。
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红军失败后，军政部长何应钦取代鲁涤平，主持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何应钦一上任，第18师第52旅旅长戴岳又不失时机再提碉堡战术，并写成《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意见书，书中认为，红军非历史上的流寇和一般封建军阀部队，是同广大工农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武装力量，敦促国民党军在战略上取攻势，战术上取守势。重点强调用碉堡战术“以静制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以达到逐步缩小苏区，最终消灭苏区的目的。
用碉堡战术“剿灭”红军的建议还是没得到蒋介石首肯。
1933年初，蒋介石聘请德国将军塞克特为军事顾问，帮助制订新的军事计划。塞克特苦心研究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得出国民党军队应尽量避免与红军野战，用碉堡战术进攻红军的结论。塞克特认为：中央苏区方圆不过500里，只要坚持修碉筑垒，逐步推进，即使一天只向前推进一两里，不到一年也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因此，他建议蒋介石改变战法，把“长驱直入”改为“步步为营，稳扎稳打”。
1933年5月，蒋介石在崇仁召开军事会议。会上，第18军副军长罗卓英再次提出多做工事，“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的观点。对此，蒋介石嘉许说“这是战胜红军的要诀”，要到会者身体力行。他在给陈诚的手谕中专门谈及“剿共”战略战术要点：“多筑据点，勤修碉卡，纵深配置，以求稳固，吸引共军来攻。当碉堡线稳固，共军疲于攻击之后，又轻装急进。”
1933年6月8日至12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剿匪”会议，专门讨论第五次“围剿”的战略战术。时任南昌行营参谋柳维垣继续提出实施碉堡战术，终被蒋介石所采纳，会议结束时分发给国民党各将领的《剿匪手册》《孙吴战略问答》等书中均含有碉堡战术内容。会后，南昌行营设立碉堡科（这是中国最早的专门机构，1945年秋阎锡山在太原设立的碉堡建设局是第二个专门机构），由柳维垣负责，实施对碉堡战术的指导，派军事参议院参议马吉担任指导督察，派大批军事人员分赴各地指导碉堡战术，并编写和颁布《剿匪部队协助民众构筑碉寨图书》，拟定了构筑碉堡的具体方法。
当时国民党构筑的碉堡比较简陋，还没有使用钢筋水泥等硬材料。就建筑材料来说主要有石碉、砖碉、土碉，甚至还有一些竹碉、木碉；就大小来说，有排碉（也称母碉）、班碉（也称子碉）；就高低来说，有楼碉、平碉（无棱）、伏地碉、地堡；就形状说，有圆碉、方碉、多边形碉、平顶碉、尖顶碉等。据史料统计，仅宜黄、南城、乐安、黎川、金溪、崇仁、资溪、南丰8县的碉堡就达2032座，占整个江西第五次“围剿”时期国民党军修筑碉堡总量（2900）的70%以上。尽管这些碉堡不是很硬，但面对手握大刀、长矛、手枪、步枪、机枪的红军，它还是一块块难啃的骨头，充分体现了它的作战效能，让红军吃尽了苦头，加之红军高层的错误指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红军被迫开始大转移（二万五千里长征）。
第二次大规模运用碉堡作战当属阎锡山。在日本人侵占太原前，特别是阎锡山从吉县回到太原后，仅在太原城内城外就建了名目繁多的碉堡5600座，加上大同、临汾、晋中等地，只少也在万座以上。
说到碉堡的作战效能，张学良的东北军在齐齐哈尔城南修建的一种碉堡可谓登峰造极。1931年“9·18”事变后，大批东北军撤回关内，奉天、吉林等地迅速沦陷，日军剑锋直指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当时担任黑龙江省政府代主席、地方最高军事指挥官的马占山“违令”修筑工事，率5个地方旅抵抗日军，这就是著名的“江桥抗战”。11月初，日军第2师团在进攻齐齐哈尔南面的铁路桥时，遇到了“令人费解”的中国碉堡的顽强抵抗，当时日军也没有重炮，以“不怕死”著称的日本鬼子，一波倒下，又一波冲锋，为争夺一座碉堡，死伤数十、甚至数百人后，终于冲到碉堡前准备爆门而入时，结果发现这些碉堡根本就没有门，这让以“武士道”扬威天下的日本军人肃然起敬，他们惊悸地称这样的碉堡为“中国碉堡”。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人怀着五体投地的推崇，抱着决一死战的决心，把中国碉堡“搬”到太平洋诸岛抵挡美军，美军因此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最后用重炮轰击、飞机投放巨型炸弹，才使这种准备同归于尽的无门碉堡失去战斗力。
说到山西的碉堡，必然要说阎锡山，而要说起阎锡山也不能不说碉堡。密密匝匝、各种各样的太原碉堡是阎锡山的得意之作，是他固守太原的宝贵资本。
阎锡山和碉堡密不可分。
阎锡山煞费苦心经营山西的碉堡防线，特别是太原的防御体系，无疑是受了江西碉堡集群和东北碉堡奇效的影响，早在1935年就出兵陕北5个旅，配合蒋介石剿灭陕北红军，在吴堡往西至义合至绥德一线筑碉数百座，阻止红军北扩；在山西南起永和北至临县的黄河防线上修建了以碉堡为核心的防御带，防止红军东渡。1935年，阎锡山仅在永和县城就修筑了8座碉堡；在县城周围的战略高地、交通关隘修建碉堡27座；在永和县68公里的黄河沿线构筑碉堡、地堡63座。当时的碉堡大部分是砖石或混石结构的圆碉（筒碉）。
永和乾坤湾防御工事（2016年10月3日摄）
永和乾坤湾指挥碉（2016年10月3日摄）
碉堡，作为防御体系的主角，阎锡山把它“看重如山”，把它视为阻挡枪弹炮火的金盾，也把它当成安全保障的“护身符”。大量资料显示，自20世纪的30年代以来，只要是阎锡山长期居住或暂居几个月以上待的地方，必建有碉堡和地道。遇到危险时，首先是抵挡，招架不住就逃遁。这是贯穿他一生“存在主义”哲学的直接体现。他经常给人讲，“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只有存在才有后话可说，只有存在才有后事可做。所以，抗战爆发后，为了存在，他扮演了一个在三枚鸡蛋（日本人、国民党、共产党）上跳舞的“政治舞蹈家”的角色：既抗日又和日，既拥蒋又拒蒋，既联共又反共，他把一生信奉的“二的哲学”演绎得淋漓尽致。
为考证阎锡山和碉堡、地道的密切关系，曾专往定襄、吉县、隰县、永和、乡宁、石楼、柳林、陕西宜川、吴堡等地探究。
定襄。在河边村走访询问了多个老人，都说阎锡山在村里建过碉堡，早被日本人炸没了。阎锡山老家的碉堡虽然没有见到，但在陈应谦和张建新合著《阎府史话》一书中，对边河村的碉堡却有清晰记述：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陕北苏区日渐扩大，红军势力日益增强，五台、定襄的共产党组织也积极活动起来，与红军遥相呼应。定襄的党组织趁县城中秋节赶集的机会，挨门挨户秘密散发传单，宣传红军的胜利，宣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件事深深触动了阎锡山。他决心在全省行动起来，自上而下成立防共保卫组织，在河边也建立了“防共保卫团”，白天在街上巡逻，夜间在旅店清查，防共反共，搞得人心惶惶。在动员民众防共的同时，还大量构筑防御设施，做到万无一失。1936年，阎锡山环绕河边村修筑了18座碉堡，碉堡有大有小，有的两层，有的三层，碉堡外面是宽两丈、深一丈五尺的壕沟，在村北高崖底修建了兵营（称大营盘），驻扎了一个团的兵力防守，在阎府花园道北修建了小营盘，将“防共保卫团”的团部设在里面。在阎府阎锡山居住的迷宫般的院内，挖有结构非常复杂的逃离地道。地道修建于1913年，以小院为中心，有东、西、北3条干线，设有3个主要出口，长约10公里，东可到文山阎父墓直至深山，西可通到河边火车站，北至西汇别墅。地道内建有警卫室、电台室、作战指挥室、弹药库、会议室、休息室等，是旧中国最大私家军事地道。
河边村阎府地道（2016年6月5日摄）
隰县。1937年11初，日本人攻占太原前夕，阎锡山及其军政部门后撤到隰县，短居3天后，退往临汾。1945年5月初，阎锡山第二次来到隰县，住了近4个月，期间，动用民财民力在县城东西山土塬上修筑了几十座碉堡，山头建石碉，平川修砖碉，碉碉相望，堡堡相连，美其名曰“护民碉”，在他居住的西坡底窑洞上方的山冈上建了一座“水塔”般高的大圆碉（已毁）。修筑碉堡，是阎锡山自诩的防守上策，所到之处，只要停留稍长时间，总是碉堡林立。
隰县阎锡山官邸窑洞上方的大圆碉已被拆除。（2016年10月3日摄）(https://www.daowen.com)
1938年3月日本人侵占吉县城后，阎锡山的二战区机关西渡黄河，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安营扎寨，一年半后首脑机关迁移到吉县克难坡。图为二战区司令部旧址，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7年8月28日摄）
陕西宜川秋林镇阎锡山第二战区司令部旧址。（2017年8月28日摄）
秋林。位于陕西省宜川县，东距黄河30公里，西离县城15公里，是宜川到山西吉县途经一个重要集镇。1938年3月19日，日本人侵占吉县县城后，阎锡山率部西渡黄河，在秋林镇建立后方基地，当年12月，第二战区长官部、省政府机关等都驻扎到秋林。随后，山西大学、民族大学、医院、工厂等也陆续迁入秋林。1939年3到4月，阎锡山在秋林召开了“第二战区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历史上的“秋林会议”），牺盟会和新军主要领导人薄一波等参加了会议。1939年“晋西事变”后，肖劲光、王若飞赴秋林和阎锡山谈判，恢复了中共和阎锡山在二战区的统一战线关系。1940年5月25日阎锡山率军政机关迁到吉县克难坡。后勤机关、学校、工厂等在日本人投降后才陆续迁回太原。
1938年12月，二战区阎军在宜川黄河西岸准备阻击日军。（资料）
这期间，阎锡山一直游弋于宜川和吉县之间的黄河两岸。在黄河西岸和秋林周围修了大量的碉堡等防御工事，可惜没有寻到遗存。
乡宁。1937年11月间，阎锡山因日军侵占太原而逃到临汾，1938年1月，又因日军大举进攻临汾而逃往吉县和陕西秋林。他在吉县和陕西秋林期间，曾多次去过乡宁。阎锡山每到乡宁，都住在乡宁县城东北角一座专为他修建的深宅大院里。大院地下设有地道，直通城外和北山碉堡，如遇危急情况，可随时通过地道出逃或上北山碉堡。
1943年阎锡山的军政机关从克难坡迁到吉县城关小河畔村。当年集体办公的“除刑堂”较完整保留下来，现在还有人居住。（2017年8月29日摄）
吉县小河畔村。这个村位于县城城关，是阎锡山三次居住且时间长达近两年的地方。1938年3月和11月先后两次居住，1943年秋他从克难坡移居该村杨家大院后，首脑机关各厅室负责人也都陆续搬来。小河畔村东西约里许，南北近一里。北依悬崖，东连祖师庙，南临大川，西濒清水河，整个村背山面水，凭险易守。阎进驻后将小河畔十几户居民全部迁出，新建土窑600余孔，入住军政人员近6000人。在村的周围筑起城墙，设城门四座，并在城门门额上分别亲笔题写有“负责”“自动”“深入”“彻底”等字样。各城门洞顶部分别建有护城碉堡，城周围高地要道也建有多座高碉和地堡，并依崖挖有防空洞和暗道直通山顶。城内除建有阎军政要员的办公室、居室外，还有大型建筑“洪炉台”（舞台）、合谋堂（大礼堂）、除刑堂（集体办公室）等。
吉县克难坡。是阎锡山流亡政府“暂居”时间最长的地方。1940年5月，军政机关从陕西宜川县秋林镇搬到克难坡，1945年后半年才全部迁回太原。克难坡距县城39公里，距壶口瀑布10公里，西临黄河，是一个三面临沟河，一面通高原的葫芦状独立山梁。地形隐蔽，地势险要，守可固若金汤，攻可来去自由，退可顺利渡河入陕。克难坡原是一个只有6户人家的小村庄，原名南村坡，阎嫌这个村名有“难存”之意，遂改名为克难坡，内涵“克服困难，共渡难关”。1938年底，阎派工兵师用一年半时间，建成了一座由99孔石窑洞和2000多孔土窑洞组成的南北宽约0.5公里，东西长约1公里的山城，成为抗日战争时期，第二战区的军事重镇和山西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员最多时达到两万以上，地域扩大到20平方公里，可谓“一年成聚，两年成邑，三年成都”，一时闻名遐迩，举世瞩目。
石砌墙壁上标刻的“除刑堂”三字依然清晰可辨。（2017年8月29日摄）
克难坡城门（2016年10月4日摄）
克难坡阎锡山会客室地道（2016年10月4日摄）
克难坡外围高地人祖山碉堡（资料）
克难坡东北山头碉堡（资料）
按照“惯例”，阎锡山必然要在他的临时“省会”挖地道，修碉堡。据当地老乡讲，阎为保证首脑机关的安全，在黄河东岸和吉县境内大修工事，围绕克难坡在黄河沿岸的山岭上修筑碉堡群，在管头山、人祖山、高祖山通往克难坡的山头、关隘、交通要道都筑有碉堡，有数十座之多，这些碉堡为石料砌筑，一层、二层、三层的都有，最大的三层碉高达10米，可容一个排驻防，碉底修有地道可通外面。在修筑碉堡的同时，在锦屏山、油房岭等山腰挖有暗道，既可屯兵又可抵挡来犯之敌。“克难城”周围还设有六道关卡，不经关卡无法入城。整个城堡周围深渊峭壁，可谓步步设防。在阎锡山居住的“阎公馆”会客室，掘有供他专用的秘密通道，地道宽1米，高1.8米，顶部为三角形，地道七股八叉，四通八达，稍有不慎便会走进迷道，不好出来。暗道可到望河亭和新西沟，总长达7里地。这条暗道当时是绝密，只有阎锡山一人知道，而打地道的人完工后早已遣散到外地，永远不能再到这里。在整个克难城地下共挖有长短地道64条，现已发现了主地道6条，这都是阎锡山防御工事的组成部分。
至于阎锡山居住时间最长的“督军府”（省政府），更是森严壁垒，明碉暗堡自不待言。他的居室、办公室，甚至他常待的地方，地道、秘道想必也不会没有。
1949年12月9日，阎锡山从成都败退台湾后，向蒋介石提出辞掉行政院长等政府和军队一切职务，1950年3月6日正式退出政治舞台，暂住在台北丽水街。半年后在台北郊区阳明山的菁山修建了10余间房屋，后又改建成窑洞形状，名为“种能洞”，在居所入口处，建起了岗楼，“种能洞”屋顶、外墙都留有机枪射口，窗户内侧还加装钢板，防止外面攻击。入住初期最多拥有各式枪械50多支，俨然一座军事堡垒。现在，这座碉堡式“民居”已被台北市列为市定古迹，拨款维修。70多年来，台湾当局不管不顾的“阎锡山菁山旧居”窘况将要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