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指挥系统简介
从北宋的中央指挥系统看，国家军事战略的最高决策权是由皇帝本人所掌控的。宋初至元丰改制前，中书门下（元丰官制改革后称三省）与枢密院则合称二府，掌控了中央的决策、行政与军政大权。“中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于禁中，是谓政事堂，与枢密院对掌大权。”[1]
中书门下简称中书，是当时的最高行政机构，它又有办公室设在禁中，称为政事堂。而枢密院是专掌军事的。中书以同平章事（宰相）、参知政事为正副长官，枢密院以枢密使（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为正副长官，有时亦设签书枢密院事，他们共同构成了北宋前期的宰辅决策集团。参见表5-1。这样的制度设计，既专且分，不仅可杜绝因军政大权总于宰相一身而致其位高权重，又可防止因枢密使侵夺行政权力可能导致的武力干政，有利于确保皇位的稳固。二府的执事官合称宰执，皇帝与宰执群体，共同构成了北宋中央的军事决策核心。
就宰执官员的职掌分工，《宋史·职官志》有如下记述：
宰相之职，佐天子，总百官，平庶政，事无不统[2]。
参知政事，掌副宰相，毗大政，参庶务[3]。
枢密使、知院事，佐天子执兵政，而同知、副使、签书为之贰。凡边防军旅之常务，与三省分班禀奏；事干国体，则宰相、执政官合奏[4]。
表5-1 神宗元丰改制前后的宰执年表
(https://www.daowen.com)
续表
来源：（元）脱脱等：《宋史》卷二百十一《宰辅表二》，第5484—5494页；（宋）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5]卷七、八、九，第376—527页。
可见，中书管行政、枢密院掌军政的设计，只是针对常务而言。对于事关国体之军政要务，则必须由二府宰执官合奏同议，中书之事权实际上不仅限于行政，往往亦涵盖军政参决权。这样采取的是“集思广益”式的决策方式，说明中央为确保战略决策的正确性，高度重视宰相的作用。如真宗时：
上每得边奏，必先送中书，谓毕士安、寇准曰：“军旅之事，虽属枢密院，然中书总文武大政，号令所从出。乡者李沆或有所见，往往别具机宜。卿等当详阅边奏，共参利害，勿以事干枢密院而有所隐也。”[6]
中书对枢密院职事的侵夺，则意味着宰相在战略决策过程中，居于较为主导的地位。观于宋代史实，中书对枢密院职事的侵夺，经历了一个过程。宋代初，枢密院在军事决策上往往居于主导地位。如太平兴国四年（979）正月，太宗与枢密使曹彬商讨北征太原之事，在北征太原的战略决策中，枢密使曹彬的意见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中书宰相被排挤在决策之外[7]。到后来，随着宋朝政治与军事形势的变化，此时期二府宰辅权能屡经调整，二府宰辅参与军事决策的机制也不断演变。如庆历年间用兵西夏，宰相吕夷简兼判枢密院事，而章得象则兼枢密使。元丰年间官制改革，朝堂外的中书门下被撤销，政事堂改为中书省和门下省[8]，而枢密院依然保留下来。
南宋建炎初以御营司专掌兵权，由宰相和执政兼任御营使和御营副使，御营司实际成为统领全军的最高军事机构[9]。御营司的设立，改变了北宋时期枢密院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帅臣主兵柄的格局，“置御营使，其后专掌兵权，枢密不得而豫”[10]。宰执以御营使身份辖治诸军，军事机构和指挥程序均较简化。这一格局对南宋军事体系的重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御营司管军的体制也存在着不少缺陷，尤其是都统制一职常用人不当，引起诸多矛盾，以致诸军渐有脱离御营司而独立的趋势。因此，建炎末，南宋朝廷恢复北宋枢密院管军旧制。起初为了战事的需要，命宰相兼知枢密院。绍兴七年（1137）复置枢密使，仍由宰相兼任，其后或兼或否。开禧年间起，宰相兼枢密使成为定制，有时枢密使与副使及知院事、同知院事并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