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

《盐铁论》，实乃千古奇书，以规模及类别而言，古往今来著述之林，也极难找出同类项。

对垒双方：当朝的知识分子——桑弘羊之属，和清流知识分子——“文学”、贤良之属。

其重大区别在于：前者主张集权，后者主张分权。

“文学”并非后世的文学家之侪，文学乃儒者，所谓“善礼乐典章”（即文化、学术、政经之精英），文学、贤良“祖述仲尼”。在当时，尊董仲舒为祭酒，抨击商鞅的“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他们反对“与小民争利”。（参见《汉书》）

王利器整理《盐铁论》，写有近二万字的长文，竭力为桑弘羊辩护，多有昧于大义之处。鞭笞文学、贤良，指其为鹦鹉学舌、复古、阴谋诡计、血口咬人等，说董仲舒“发泄对新社会格格不入的阴暗心理”。帽子老大，吓人兮兮。

王利器更以为，董仲舒等人对经济制度大改革不甘心，遂“诬蔑为变古有灾”。此说未当。

古与今只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古与今并不绝对能以落后、愚昧和先进、文明来作分野。另外，迁流的时间必与常驻的空间（地域）相联，始有比较的意义。2000年的某些地区较1900年的某些地区更要野蛮、伪善、专制得多。(https://www.daowen.com)

清流知识分子说：“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非鞅篇”）又说，“建盐、铁策博利，富者买爵败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僭急之臣进……偷合取容者众。”（《刺复篇》）

桑弘羊也有他的道理：“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障海泽，邓通得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园……吴、邓钱布天下，故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错币篇》）

对同一种现象，双方各以不同观念契入，先入为主，自说自话。若《力耕篇》论及丰年凶年对付之法，俱引《诗经》同一句“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来得出相反结论。

大夫说：“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学说：“民朴而资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织不强者无以掩形……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俱见《力耕篇》）

大夫言论似有不执着于小农的“进步”倾向，但焉知不类今之“金融泡沫”？文学言论看似保守退缩，而人之能得保命、繁衍，一切尚须索诸田园土地，斯为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