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盐铁论》双方辩论达十万言，论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为文化史罕见文本。辩论中，各各强调本派认定之观念，不依不饶，略无倦色。但均有流于极端片面之处，辩至激烈时，俱舍本逐末，且无限放大这个“末”，公修公德，婆修婆德，看起来很有道理，实则不然。如大夫说：“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通有篇》）明显漠视农业，强调术、势，必流于巧取豪夺，就当时而言，一切生活物品俱取诸土地，舍此无异舍本。有时候，说话间，或莫测高深，或离题万里，或跌入对方观点，替别人说话的情形也是有的。

涉及当时“意识形态”根本关节，如《孝养篇》谈孝道问题，则双方发言不敢有根本分歧，只是在如何尽孝即物质手段的高下、投入量的厚薄上有所争议，文学、贤良以为诚敬在孝道中为首；衣食供养有多少是多少，为次要；大夫、御史则以为当言华车轻裘，那才叫有面子！否则，爹妈肚皮里尽是青菜，那叫什么日子哟！（“老亲之腹非唐园，唯菜是盛，虽欲以礼，非其贵也”）。但于孝道本身，双方之尊崇则一。有似今之某些独裁小国，行专制虐民之实，而其对外仍盛称民权人道，盖以斯为世界进步之普遍价值观。这一步辩论是典型的“曼辞以自饰”（太史公《报任安书》语），但结局也隐然在目，假如盐、铁专卖，豪门垄断，则尽孝道可亟改为斗富炫贵，而小民噍类无论如何匍匐也跟尽孝无关了，长此以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必成一恶性互动之趋势。

因文本的复杂性，致后人看法因循之而根本对立。双方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每有大钻牛角尖之处，不堪细究，又必须细究。后人将双方的争论附会为儒法之争，几十年来的史学界，多打压文学、贤良这一派。当然文学、贤良之说也有跟人性相违之点，贻人口实。

双方各有道理，各有依循，各有逻辑，辩驳中，多以比喻设辞，比喻起头，中间又埋伏不断之譬喻，寻求突破张扬，致整部辩驳，幻出奇彩，绚烂夺目，精光射人。(https://www.daowen.com)

孙中山先生一方面以为：“桑弘羊起而行均输、平准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若弘羊者，可谓知钱之为用者也。”

以孙先生这样的炯眼达识，伟岸胸襟，于此事也竟看走了眼，倒也不奇怪。清末民初的政象崩离之势，迫使其思维往集权一方靠拢，但孙中山毕竟是孙中山，他一方面却又是很矛盾的，同一段话中，他还说：“夫国之贫富，不在钱之多少，而在货之多少。”客观上，又与文学、贤良之意见同一机杼。总之，他意在借题发挥，所评与本事故实已无大涉。

本来，桑弘羊的改革，是针对汉武帝征伐四夷，导致国用空虚而发。派遣经济官吏到各地方，直属中央，尽管天下盐、铁，贵卖贱买，差不多提前两千年培养几多“孔祥熙”，所耗征战军费，尽取于此，战争毁灭性的奢侈耗费终必导致赤骨露体的恶果。后果尽由底层小民分担，这样的改革，无论出发点为何，皆必走样，集权困扰，竞争不公平，民用日穷，终必引致社会震荡、人心不安，所以，文学、贤良之议，“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说一千道一万，总还归纳到关心民瘼的轨道之上。

先做一儒法斗争的死框，硬套在两千年前智识者头上，已是居心叵测。谓其时儒者酸腐、落后、保守、顽固，更是厚诬古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