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四）

万卷书、万里路、万种现象，了然于心，其高明处遂在比较中得出通盘认知——

“我们是今日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在文化自给自足，在人类文明史上，实在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现代的革命家、历史家、评论家，往往把我们的老祖宗骂得一钱不值。我们的老祖宗，可能真的一文不值，但是研究文化学的不能孤立地看某一文明之优劣，它要比较着看，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将货比货，我们老祖宗的那一套，包括帝王专政的政治制度，可能还是‘近代以前期’（The pre-modern era）中最好的一家。可是近百余年来，在西风东渐的压力之下，才发生变化，丧失了自信和自满，因此，我们搞历史的人，可以大胆地说，近代中国是个什么时代呢？近代中国是一个“挑战与反应的时代”（Age of challenge and response）。”

史事各种步骤间的关系，事实的观察，在唐先生手上追溯得如此清晰明了。他注意并钩沉出无数个人机微影响历史的偶然性，若论李宗仁——

“后来桂系在两广虽然割据未成，但是李、白二人没有和程潜、陈明仁等一道去搞‘局部和平’，倒给予中央系人物较充分的时间去准备退守台湾——如胡适在抗战期间所说的‘苦撑待变’！而中华民国在台湾也居然能并未怎样‘苦撑’，就‘待’出一个韩战的‘变局’来。那时李、白二人如果也搞起‘局部和平’来，则情势可能早就改观了。没有了台湾，整个中美关系，乃至今日三强互制的整个世界格局，也就不一样了。话说从头，李宗仁一个人的意志也是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

关于历史问题的位置，他就是如此地即小见大，这样的机微放在社会演化史上考虑，气氛骤紧，奇彩出焉。

唐先生论文化史那些纠缠成麻花疙瘩的问题，也多由具体的问题出发，用可靠的史料，下深刻功夫，所以往往稳稳站住脚跟。反之，胡适胡大师那一批人，则好谈抽象问题，自信天分极高，横空出世地抽象之、假使之，则其发议论，比较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主观地贯穿，显得淋漓尽致，不知者，颇为其所吓倒。譬如文言与白话的问题，胡适等人以假设当事实，说文言已“全死”，一些人轰然拍掌叫起好来。德刚先生却从多侧面多角度证明文言的“不死”，及其潜伏在文化血统中的勃勃生机。他说：

“我国的文言是一种一脉相传、本国土生土产的应用文字。它和语体是有血肉难分的关系。它不是像希腊文、拉丁文那种‘全死’的外国文字。孔老夫子在两千五百年前发了脾气，骂人‘老而不死是为贼’，现在人民骂那些祸国殃民者，用的还不是这一句么？你说他是文言呢，还是白话？”(https://www.daowen.com)

“一千多年来，全国人民雅俗共赏的唐诗宋词是死文字呢，还是活文字？”

“写长篇小说，当然以白话为宜，但是那些以浅显文言所写的《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也有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的畅销的历史；苏曼殊的小说也多半是以浅近的文言写的，那时的中学生几乎是人手一册，绝对是一部畅销书（Best seller），以文言而写畅销书，这至少证明文言并未‘全死’。抗战期间最具影响力的《大公报》，我们一日不读就若有所失，它抗战中的社论，就没有一篇是纯白话写的。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文化、语言文字传统。我们断不可因为洋人怎样，我们也一定要怎样。”

唐先生以为，胡适那一辈人当年搞革命，非过正，不能矫枉，这可以理解。那一辈人是一批“高高在上的决策人，原不知民间疾苦”，因此教育政策的高下成效如何，也不是应该从想象中得出的。

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具体问题似难实易，而抽象问题似易实难。后者虽然在原则上也是如此，但事实未必如此，以为自己发千古之覆，实则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在主观意向上杀偏锋，结果并不须假以太久的时日，就证明是错误的判断，自然，也就不能为后世作为公论和定论接受了。

在德刚先生那里，并没有人供给他超过胡适辈多多的新奇史料，他的基本功夫，是依据所有普通史料，精研现象和本质，他看几乎人人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潜力深厚，认识博通。

唐先生个人所创辟的“话语系统”里面，举凡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人物传记……这些不同领域他予以打通，令其阡陌纵横，而又吸取编年史、国别史、纪传体的长处，以议论提领全书，以灼见为“史眼”，上下几千年，包罗各方面，时加疏瀹，融会贯通，脉络分明而涵容极富。如果说历史具有无限包容性，则必以历史研究领域的善性扩大为基础，在此过程中，一方面从繁杂的史实探询历史规律，大处着眼，精确地定位表述这种规律；一方面，更不放过最微小的历史关捩，循流而映带其源。古史家的良性传统，就是注意历史的细节和一些偶然因素，读德刚先生的史论，跟《拙堂文话》谓读《史记》一样，人物、事件“各有风姿”，“如直接当时人，亲睹其事，亲闻其语，使人乍喜乍愕，乍惧乍泣，不能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