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1900年，法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亨利·贝尔在《历史综合杂志》发刊词中以为，旧史学以政治事件为唯一内容，考证文档、史料辅之，以民族国家的衍变为线索，只注重历史事件的独特性和个别性，因此缺乏科学性。故倡以“综合的历史学”来取代之。强调“研究相似性、反复性和齐一性”。

在德刚先生笔下，我们确凿看到，他的假设、分析和综合研究方法，既能抽象跳脱之，又微观具象而笃定之，日月之朗，爝火之光，捉置一处，真正做到“当历史学不停留在描述而是开始作出解释时，才是历史的科学”。如此，唐先生正是这综合历史学的高手。在他那里，经济、社会、文化、思想，乃至心理和下意识的领域纳入历史研究的范围，是一种真正的“总体史”。他从排比材料来达成结论者，充实、密实、真实，极可信赖；他更进一步深入一层辩证证实者，更是十分委蛇曲折，剖析入微——无孔不入，有缝必弥。仿佛虎跃深涧，落地即稳，其基础是一种深契精细的组织系统。其间，群体与国家、陈迹与今务、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庖丁解牛般寻绎出恰切的因果关系，时空通驿，豁然开朗。如此一来，在他水落石出的魔笔点染之下，历史证据反而比浪漫的虚构有趣有力得多，即令蕞尔之微的历史事实也能感人至深，此乃历史事实与优秀史家之间不断地良性互动的过程。

历史重复，历史循环。造化为洪炉，万物为刍狗，人间不幸若是。在《晚清七十年》的几个大专题中，如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太平天国、义和团、中日战争、辛亥革命……笔触早已溢出七十年，自三代、先秦至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史迹烟云、悲欢得失也无不在他自然而然的点染论说中。所论无远弗届，惊心动魄，令吃惯了庙堂冷猪肉文章的我们“把栏杆拍遍”，也无法表达感受的震惊。我们切身感受的种种史事，种种美妙极端的神话，在历史连环的链接中，已不再是虚无缥缈的纸上仙境，而是一个个存在过的恐怖现实，充满血和泪、痛苦和死亡、彻头彻尾的欺骗、高压与丑恶、非人道的心理控制，留下一连串魔王的名字……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子孙重蹈覆辙，也为了不要忘记，德刚先生那史家的铁笔，准确地剖开了重游历史地狱的条条线路，同时也揭橥了积年深重的可怖病灶。读之令人哀叹，上帝无能！世上并无仙丹，任何宏丽动人的乌托邦无非梦幻泡影。这当中，又不知吞噬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民治民有民享的政体在地图上又分布不均……

“叫历史太沉重”，几十年来，史学界备受教条主义之害，知识分子渐渐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被强梁牵着鼻子走。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专家学者陷于专制教条的无边泥淖之中不能自拔，笔下的文字，必须合于预定格式腔调，像乡下人转语海外奇谈，全无事实上的根据。今日回首观之，但觉其荒诞悖谬，与真知真理略无干系，欲从此辈求事理真相，那是阎王面前告小鬼，找错了地方。影响流弊及于今，中青年学者一辈，基础薄弱，营养不良，学术文章仍像解放不了的小脚，通篇予人的感觉是“兵马疲困，粮草短缺”，真个是雪上加霜。

唐德刚先生因为地理地域的关系，他的学术生涯的萌芽、生长都在一个高度自由的文化环境中，当国内闭关自守大肆修理毁伤中国传统文化之际，唐先生却在衔接中西文化的攻略战中历一境更入一境。其头脑中更养成参天大树般精博的知识库。所以相对国内学者昏昧无光的学术“见解”，他的史识史论，磅礴逶迤，表达胸臆，如臂使指，得心应手之余，更有挥鞭断流的气象。

鲁迅1932年8月15日致台静农信，就郑振铎著文学史一事，提出“具史识者”的重要性，他以为郑君所著文学史固然已有相当成绩，然却仅止于“文学史资料长编”，尚非“史”。“史”的标准，在鲁迅看来，必待史识为主轴、为灵魂。史识者，即刘知几所说“史家三长”，此最难能可贵；而唐德刚先生鹤立鸡群之处，睥睨史家群雄的地方，正在其史识的渊深、精确、高标。就此点而观之，当之无愧地，他是史家里头教外别传的孙大圣。(https://www.daowen.com)

后人看历史，往往已给简化为大事记、编年史，简化为概念，实则诸多大事，历史人物身受之顷，无异分分秒秒的煎熬，只有身在其中方可知其滋味。历史研究盘活史料的功夫，不是死的材料，而是活的智慧——能还原这种情势，令深意出焉，百无一二。德刚先生批判性地维护中国人文传统——从文字为出发点的文化史，及以知识分子先进意识为骨架的士大夫气质。但此维护并不妨碍他做出理性的批判；并在与西方本质的强烈的对照中得出结论。同时，西方真正的强势和优点在何处，也在比较中见出。其优劣观是就文明发展过程有始可征的过去，到刹那迁流的现在及可想象的未来通盘的考虑中检验，故优点即是优点，不论它属于传统或西方，对文明负面效应的考虑亦然。

历史家运用理智判断，辨别记事的真假，推求因果的关系，能做到这一步，已是上选。然而，人类每一代人的生涯有限，日常接触的物质界，也有边际限制，而要知道现世、预测将来，也一定非知道过去的历史不可。欲求广泛深入的影响，辨别、推求的功夫就还不够。唐先生的高明，乃在于他在史事的烟云里，在“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的茫然中，生发融贯出今之新的生活经验来。昔人的生涯，为他用现代的生活经验来加以沟通，他眼光的周至，体悟的奇僻，将人类已有的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作为背景，来探求古今中外人生核心的变异与固守、异政殊俗及人伦之大变、其所从出和演化趋向，从而完成了历史与现世的链接，也复活了历史的生命、情感因子。

钱锺书先生引《左传》语“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钱先生说：“待之时义大矣哉。待者，待时机之成熟也。培根论待时，谓机缘有生熟，李伐洛谓人事亦有时季，若物候然。”（《管锥编》第168页）

这是就大处着眼观照历史体察现世的高度智慧。民族、文明的发展固有外在的提携，也有其内部发展变化的高度，二者相互作用，共造时势。唐德刚先生总论历史把握历史的观念，窃以为即与钱先生之意相吻合。研究历史不是罗列仅供查阅的资料，而是培育一种可以滋养温暖人们精神与心灵的解释，他是这样形象而深切地表达的：“历史是条长江大河，永远向前流动。在历史的潮流里，转型期是个瓶颈，是个三峡。近一个半世纪中国变乱的性质，就是两千年一遇的社会文化大转型的现象，其间死人如麻，痛苦至极，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之一日，从此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

从文明衍变的高度，从人类生命的关怀来切入，可以说是极为高迈的对人间历史经纬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