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如大海酒边生——论郁达夫的旧体诗
自新文学运动起，文学革命大功告成以来，那些横戈上阵的先驱作家靡不以反对“文以载道”为鹄的，后来又莫不堕入“文以载道”的泥淖，盖以其中若有宿命的循环，虽明言不载旧文学的孔孟之道，却又各各去树一面旗帜，载自己所提倡的道，成了新的载道文学。而真正的文学，无论新旧，是不容任何道德来规范束缚的。文学的最终家园是美学。郁达夫的旧诗，却能跳出这个怪圈，以思想和情感为文学的立场，纯然情绪的自然呼吸，也即逸出了为宣传的文学的“载道”怪圈，而发酵为呕心血、耗生命的梦境。
近人论诗，大略谓唐诗以情韵胜，宋诗以理致胜，虽就大致而言，然于此概括中不知失却了多少真义。苏门诗人陈师道深得老杜句法，诗艺上苏轼于其无多影响，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更是法宗杜甫，深得老杜气骨。苏轼本人，活泼跳荡，气象万千，更不是我们所说的“宋诗”气息。所以，钱锺书先生说：“曰唐曰宋，特举大概而言。非说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谈艺录》第2页）又说：“夫人禀性，多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沉潜者近宋，有不期然而然者。”达夫则才气发扬，加以忧思深沉，故其旧体之作非不主理，而是理在情中，兼有唐音宋调者。新加坡郑子瑜先生以为达夫诗源出于宋，论据为达夫诗句颇多脱胎宋人名作，颇多点化宋人名句，其实这只是他借鉴的一方面；即以此论成立，他也只是点化宋代人的诗而非文论意义上的宋诗。所以，尽管达夫于宋人之诗颇多借鉴，却也经过性分、心眼、识趣的过滤。我们不想说达夫诗源出于宋，同时也因为“宋诗”二字容易让人想到少意趣、多意味的邵雍那种“文之押韵者尔”。
文体随时代嬗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然此亦如诗分唐宋一样，乃就大概而言，非谓新体裁必合新思想，新与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到处是旧，新才成其为新，而到处是新，新就变作旧，这时旧反而变作新。达夫的旧诗，就是在文坛满目新进新潮的情况下反而变作新，却没有现代社会来得猛烈，这在达夫诗中，是显而易见的。他每每作历史和现实因果关系的天问。自诗、骚算起，积淀两千多年的旧体诗芗泽长郁，色正光永，其峬峭繁丽，笔补造化，震撼和发挥人心的力量，是白话新诗所完全不能比肩的。新诗里头，新月派、现代派、读诗会诸君，已是新诗的顶尖级人物，但新诗里简直没有第一流的传世之作，连二流作品都少，时光淘洗，海水退潮，只留下些干瘪空壳，或者牛溲马勃。
达夫在现代文学家中，属天分极富、知识全面、识趣高迈的那一类。赵家璧先生说他在中年以前曾读过一千多本英文小说，对同时作家，他更能绝去畛域，以作品取人。1935年他写给周作人的信，编选作家丛书，涉及不同文学观念的七八个社团的同行，其中深于旧诗者除他自己外，尚有鲁迅、周作人、田汉、俞平伯、朱自清等。团体或小团体看似大于个人，而其扼杀个性的负面效应也显而易见，并为种种事实所证明。达夫自由思想浓烈的心胸，自然不愿为集体或什么思潮所左右，从而为学理、思想、才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驰骋疆场。
看似通常之境遇，累有非常之变故行于其间，达夫旧体诗的奇味，可以说是受了他革命理想、才子人格、士夫遗裔（名士做派）的三重挟制，梦萦近事，却又心痛无寄，慷慨使气中每多踟蹰伤感。和新文艺同人、南社诸子既有契合之处又颇有歧异。仅就旧体诗而言，鲁迅之作在温醇辗转中见冰雪聪明，其后期诗更圆熟老美，流转如弹丸；苏曼殊之作读之使人发灰颓之感于绮艳衰飒之中；张恨水之作以其言愁之切，予人索漠之感，然理深辞顺，风骨雅健，入骨的关怀恰好映带文人的黄昏；郭沫若之作善夸大运气，名作家报人董桥怀念中山先生的文章顺带评郭：“我不喜欢郭沫若的诗，白话诗肉麻，旧体诗摆空架子。”（《新民晚报》，1996年10月30日）其言乃善诗法而知诗病，可谓品藻得宜。周作人之作绵里藏针，接近自然高妙，而略有辞屑辞伤之处，是为美中不足；南社诗词是一种集体浪漫主义，大体上总有淋漓豪健、昂扬奋起的心音，但在体用之间有所偏重，故每不免欠琢磨、显刻露之痕，柳亚子自己尝谓：“我论诗不喜艰涩，主张风华典丽，做诗不耐苦吟，喜欢俯拾皆是。”较之今日社会，那时的旧诗允称“繁荣”，实则就历史的转进而言，也只是古典文学的余威罢了。新、旧文艺家，当社会剧变的转型时期，心境的惶惑不免影响到选择的进行；就诗歌本身而言，有传之众口千年不衰者，也有半个时辰内让人忘到九霄云外的。这不关乎诗的体裁如何，而在于诗的情感力量是否可以移人。
达夫的诗以近体中的绝句为主，律诗为辅。古诗他不大写——只有1920年《读唐诗偶成》等几首。
绘景为达夫情有独钟。他诗笔下的景物，是对自然天籁瞬间佳景的敏感记录，他的游记散文是主动的、渐进的，像国画中的条屏组画。他的写景诗则是横切的、即兴的，像明丽的水彩，读之如仗履行走于秋山寒林、春田野渡之间。由于文言诗歌的历史长，他的诗中颇多可与人文话语接壤通气的符号。其景物看似纯粹单性，实则是传达潜在意义的一种符号，这种形象切取经组合而成为意象，同时拓深了意境，言外语义还有千重，那就是联想和思索的空间。达夫写景诗用语活泼自然，调子清新明快，却字字句句引起不少联想，这实在跟文言诗歌的历史有关，即是一种历史的陈述，而非简单的表面观念。
贪坐溪亭晚未归，四山空翠欲沾衣。
秋风吹绝溪声急，树树夕阳黄叶飞。
——1920年，《题画四首》之三
四山涨翠昼初长，五月田家麦饭香。
一事诗人描不得，绿蓑烟雨摘新秧。
——1918年，日本，《山村首夏》
回首齐云日半暝，黄昏灯火出休宁。
明朝又入红尘去，人海中间一点萍。
——《登白岳齐云仙境》四首之三
达夫的日记里，尝有深夜赴某处寻妓的记载，零余者的悲凉，也往往在这些地方显形。这种行为，又往往因绝望的情绪导成。这样的颓唐惨沮在他的诗中不断流露：“老夫亦是奇男子，潦倒如今百事空。只见人骑肥马去，更无心唱大江东。”（《寄舍偶成》）“生年十八九，亦作时样装。而今英气尽，谦抑让人强……”（《寄舍偶成》）“失意到头还自悔，逢人怕问北山云。”（《静思身世，懊恼有加，成诗一首，以别养吾》）。他的小说，每每笔触凄婉，以此揭橥自己病创的灵魂，而正是这种零余的悲凉，增强了他作品的独在意义。就作为一个作家的遭际来说，郁达夫与朱湘相似，个性强而不愿受羁绊。他最初给《时事新报》的“学灯”投稿，当时编者宗白华兴趣在新诗，而达夫是旧诗高手，不写新诗，故遭冷遇，种种不愉快，使之成为文坛在野党。只是1924年后，成为独立作家，深受全国文艺报刊的欢迎。
他的恋爱生活，其坎坷蹭蹬，与其同乡同学徐志摩颇有类同之处，故挽徐志摩联中有云：“两卷新诗，廿年旧友，相逢同是天涯客，只为佳人难再得。”总之，哀乐中年，飞鸿倦旅，屡屡冲决精神苦闷空虚的罗网，终告铩羽。他的《自况》（联句）尝谓：“绝交流俗因耽懒，出卖文章为买书。”可见他性格之一斑。《减字木兰花·寄刘大杰》也寄慨同一：“秋风老矣！正是江州司马泪。病酒伤时，休诵当年感事诗。纷纷人世，我爱陶潜天下士，旧梦如烟，潦倒西湖一钓船。”他读唐宋以来名家诗，分咏七人——李义山、温飞卿、杜樊川、陆剑南、元遗山、吴梅村、钱牧斋——都是深于历史感，从社会氛围来发议，而别有感慨怀抱的。其笔力横恣，也正于其中见出。
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一文中尝谓：“作为一个诗人与理想主义者的郁达夫，他的表面的生活态度，谈醇酒妇人做香艳诗等，也不过是诗人的伪装，用以应付他的迫害者罢了。读过他作品的会明白他对人类是何等热爱。”这真是爱之深而护之切了。其实，做艳体与热爱人类、严肃生活丝毫也不矛盾。中国诗歌长河中，艳体在六朝风靡一时，在晚唐又异峰突起，蔚为大观。入宋以后，此番内容遁入长短句，而涉及醇酒妇人者代不乏人。这些诗大体上情调缠绵，趣味隽永，弥漫留恋人生的情味，就是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李后主的“奴为出来难”，也颇有可取之处。当中，有诗人的向往、寄托、苦闷、理想贯穿。在郁达夫来说，这类诗正是他心底情愫的率真流露，未可厚非，谈不上什么“伪装”“应付”。假如伪装说成立，则郁达夫的苦闷反而是虚设做作的了。然而这成什么话呢？实则达夫的苦闷，正是当时青年的代表，正是时代病态的象征。1935年，郑振铎荐他任暨南大学教席，遭教育部长王世杰以“颓废文人”理由驳复。王世杰是站在舒服的位置上，戴着有色眼镜来衡量中青年知识分子，把他们的苦闷加以夸张曲解，这即是官僚的可恶了。
他除了作诗填词，聊以寄慨，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像文天祥那样顶天立地的汉子，尚曾纵情声妓，但其趣味和贾似道的红妆画舫想来有本质悬殊吧。所以同样是醇酒妇人，殃民祸国的在其中做他们全无心肝的美梦，而在野的末路文人却在其中梦想黄农虞夏的黄金时代。说达夫是无行文人，实则他正是一把辛酸泪，无处可挥呢！达夫的旧诗，可以说近绍龚自珍、黄仲则、苏曼殊，口吻、神情、风调、气质，均有逼肖之处。其诗情绪的调子，是自伤自怜，敏感绝望之中，又含有敢于自决、书剑飘零的袅袅悲慨，以及于醇酒妇人的人生消遣中寻绎出来的无尽感喟。他幼年失怙，这“幼稚的悲哀，建设了他的忧郁性基础”（钱杏邨语）。而其弱冠以后，生事丛脞，所遇多悲，行藏颇似下却相印兵符以后的信陵君，“与宾客为长夜之饮，多近妇女，日夜为乐，惟恐不及”，那真是“英雄无用处，酒色了残春”，以表面的行乐图，来预示人生无量的悲哀啊！
语音清脆认苏州，作意欢娱作意愁。
故国烽烟伤满子，仙乡消息忆秦楼。
一春绮梦花相似，二月浓情水样流。
莫使楚天行雨去，王孙潦倒在沧州。
——1921年，日本，《赠姑苏女子》
不是尊前爱惜身，佯狂难免假成真。
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
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1931年，《旧友二三，相逢海上，席间偶谈时事，嗒然若失，为之衔杯不饮者久之。或问昔年走马章台，痛饮狂歌意气今安在耶，因而有作》
露滴蔷薇十字娇，为侬甘度可怜宵。
不留后约非无意，只恐相思瘦损腰。
——1918年，日本，《赠看护妇某》
达夫的这一类诗，潦倒汗漫，自负其才，纵情倡乐间深埋隐忧大痛，进而逃之于酒，托之于诗者，实出大不得已。观其漂泊蹭蹬之感，哀绝劁杀之音，后人论其世，未尝不悲其志也。其《沉沦》一书自序云：“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如此自遣耳。”如此求欢自遣，那是体认了生命的无能，而于恍惚间捕得的一线神光，借此聊补生命的哀痛和空洞而已。
《毁家诗纪》十九首并词一首，是达夫组诗里面最为沉痛哀绝的一组，其哀能伤人，令人从头寒到脚跟。秋风萧萧，胸臆催败，真如古乐府所云：“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令我白头！”达夫先生的婚姻，才子佳人，众所瞩目；他的婚变，更是一大新闻，为师友摅泪、仇家所笑。达夫以满腔的赤子之心待人，可以说一片天真、一片大义、一片血诚，这种不设防的性格，正为嗜血的阴谋分子所求之不得。当其应福建省主席陈仪之邀南下公干时，早已觊觎一旁的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百般使诈，遂同王映霞有染，且由暗修栈道而至公然无所顾忌起来。这对他的精神，几乎可以说是毁灭性打击。早先鲁迅尝作《阻郁达夫移家杭州》谓：“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又说，“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暗示他提防杭州不良官僚的窥视和高压。可达夫终于不听而行，及事发，已噬脐莫及。两年后作《回忆鲁迅》痛云：“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于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是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毁家诗纪》第一首是七绝：“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其始去也，心则坦然无虑，景则春花欲燃，人心景物纯然本真，恰好衬出后来的种种不堪。这组诗几乎每首都有作者原注，来印证诗中的故实。
第三首原注说：“盖我亦深知许厅长为我的好友，又为浙省教育界领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决不会做。”自第三首以后，一变平和安详为绝叫哀痛：
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https://www.daowen.com)
不是有家归不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毁家诗纪》（其四）
就在这个人生活风雨飘摇的情境之中，达夫仍以抗战大义为重，赴前线视察劳军，所以如“水井沟头血战酣”“戎马间关为国谋”“满怀遗憾看吴钩”等都是记录战场实景和心境感受。及返后方，又跌入哀痛的深渊，“州似琵琶人别抱”（其七），“贫贱原知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水覆金盆收米勺，香残心篆看全灰……”（其十二）“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边生……禅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带水行”（其十五）。
十九首以外，《贺新郎》词一首，最见其澜翻之愁怀——
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耻说与，衡门墙茨。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姑忍辱，毋多事。
匈奴未灭家何恃？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拼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亡，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
此阕长短句，原注云：“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他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
细揣其遣词用意，绝似猛虎坐深林大泉之畔，自舔其创，情绪是哀号之后又继以惨笑的。这组诗亦可说处理的是复杂的灵魂问题，自然显示其渊深来。“他又从精神的苦刑，送他们到那反省，矫正，忏悔，苏生的路上去。”（鲁迅《穷人小引》）达夫深得陆军二级上将陈仪（公洽）器重，邀为福建省公报室主任，留其在闽久居。又得戴笠尊敬——1936年2月14日记：“谈到十点多钟，发雨农先生信，谢伊又送贵妃酒来。”和军界老人蒋百里是朋友（见1936年3月8日日记），甚至和日本人松井石根大将亦有往还（见1936年3月5日、6日日记）。其胸中不平事，不难以剑消之，也即“歼小丑，自然容易”之意。然值彼国事蜩螗之际，他时以为念的是“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只愁亡国后，营墓更无田”，“万一国破家亡后，对花洒泪岂成诗”。像达夫先生这样顶天立地的血性男儿，那些鼠窃狗偷的不良官僚又怎能理解他于万一呢？他的生活，固然不免灰颓气象，而赴汤蹈火，求取光明的意念，却一刻也没有停顿过。
香港文学名家梁锡华先生有感于现代文学家命运之扑朔迷离，论周作人，论朱自清，俱即小见大，见微知著，尤其论郁达夫，直发人之未发。在《曰忠曰奸》一文中，尝谓：“最叫人意乱情迷的是郁达夫了，说他左，他有时资产加封建；说他右，他又歌颂过普罗和革命，他忠奸飘忽，如今一缕亡魂倒也吃得开，海内海外到处都是不愁香火的。”这是过人的观察，思想的闪光，随笔迤逦，不请自出。
郁达夫曾对徐志摩说：“I am a writer ，not a fighter.”（我是作家，而非战士。见赵家璧《书比人寿长》1988年香港三联书店版，第77页）他自己说：“因为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对他们说，分传单这类事我是不能做的。”1930年11月，他果然被“左联”四次全代会决议开除。这自然是极“左”青年的所作所为，鲁迅知道此事后极不以为然，并认为“极‘左’最容易变右”（《冯雪峰谈左联》，《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
他为现代书局选介麦绥莱勒的木刻《我的忏悔》，写文道“书中主角，终究是一位小市民之子，信仰不坚，主义不定，自满有革命的热忱，却缺少贯彻到底的毅力。”也不难看出他的心情犹疑。
1935年春，郁达夫对时局的观感是这样：“中国的现状，同南宋当时实在还是一样，外患的迭来，朝廷的蒙昧，百姓的无智，志士的悲哽，在这中华民国的二十四年，和孝宗的乾道淳熙，的确也没有什么绝大的差别。”（《寂寞的春朝》）他这种对现实的观感和概括，不啻是理解他诗思内蕴的绝好注脚。丧乱之余，诗情惨淡，征诸诗史，莫不如是。民国社会，九派横流，政见歧出，风雨鸡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值彼极不安、极沉闷的时代，达夫在其诗中表现的，是一种极端的厌世和千缠万绕的人生留恋，二者矛盾纠结，辗转复辗转。求其诗思安和之篇，什不得其一。表面上酒色征逐，骨子里万难解脱，莫为百年之计，而但思偷一日之安。那种“诗可以怨”的情思气象，潜伏在文辞承转之间，真正是意悲而远，惊心动魄。
麦苗苍翠柳条黄，倒挂柔枝陌上桑。
天意不教民逸乐，田家此后征多忙。
——1916年，日本，《由柳桥发车巡游一宫犬山道上作》三首之二
男种秧田女摘茶，乡村五月苦生涯。
先从水旱愁天意，更怕秋来赋再加。
——1935年，《沪杭车窗即景》
作者自注：“这是前日从上海回杭州，在车中看见了田间男女农民劳作之后，想出来的诗句。世界上的百姓，恐怕没有一个比中国人更吃苦的。”
主旨在抒情，而情中之景也萧条得可想。关心民瘼的痛烈心境，郁然楮墨内外。这和纯写景的田园诗，在心境和着眼点上是有本质不同的。
他诗中非常有力、非常沉痛的社会批评，真有令人拍案长喟的。像《杂感八首》中的句子：“方知竖子成名易，闻说英雄蹈海多。”“将军原是山中盗……民生凋敝苦逢迎。”“忍说神州似漏舟，达官各为己身谋。……中原衮衮诸公贵，亦识人间羞耻否？”世道浇漓，人心太坏，满心眼里是官和钱，达夫的愤懑，实在是有激使然。在苦境里无从挣扎物伤其类的人，于一读之下，不免要为他的忉怛剧痛而同声一哭了。
生太飘零死亦难，寒灰蜡泪未应干。
当年薄幸才成恨，莫与多情一例看。
——1916年，《懊恼》二首之一
十年潦倒空湖海，半生浮沉伴蠹鱼。
——1921年，《杂感八首》摘句
侏儒处处乘肥马，博士年年伴瘦羊。
薄有文章惊海内，竟无馔粥润诗肠。
……
升斗微名成底事，词人身世太凄凉。
——1926年，《和冯白桦重至五羊城原韵》
他固然记载着饮酒、赴宴、打牌、听戏、青楼过夜等生活，但此只是偶发，而其常态则是经济的窘迫，像他诗中经常的表现。耿介正直而备受排挤，造成了这种窘迫，所以自抒身世牢愁的酒杯，来浇郁结不平的块垒，而这又与蒿目时艰及哀时抚事的忧愤结合一处，屡遭挫折而绝顶热肠，造成他的忧郁总有一种桀骜的悲慨。诗中道穷愁、状苦境的句子往往以其入骨的深异而成为诗眼，并联系全篇其他情状形象，使之活动贯通，浑然一体。
达夫的诗是风华典丽而兼以郁怒清深的。他于风雅之妙、性理之微，良多解会，而笔触屡在时代的凄风苦氛里伸悲情之胜意。其律诗笔力深稳，又时有翻腾作势之处。概而观之，他的诗律是厚重中见流走，诗脉畅适，把轻重疾徐，安排得十分妥帖。具体的修辞技巧方面，他又得晚唐诗的心传，善用虚词。古人于诗用虚字（词）意见不一，赵孟頫谓“作诗虚字颇不佳”，胡仔引黄庭坚话说“诗句中无虚字方雅健”。而元代方回（虚谷）论七律贵用虚字，江西诗派大家陈师道诗用虚字大大多于黄庭坚等人，大诗人杜甫则时而纯用实词连缀，质实沉雄；时而大量置入虚字，别有一番飞动虚灵。虚词本无功过，要在作手能用善用。达夫用虚字，多在律诗中，虚词的灵活布设又多了一层回肠荡气的效果，于精致的烘托、诗境的开展、前后的策应等方面，造成回环一体的有力关键。“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是作诗的一句老话，可是在达夫的律诗中，就连一三五也是分明的，他之所以不打破平仄而废旧谱，是因为他有戴着镣铐跳舞的艺术本领，老一代新文学家长于旧诗者为数甚夥，终以达夫为擅场，无愧斫轮老手之一。
达夫《谈诗》一文，神情口吻间，掩不住他对旧诗的酷嗜。其于旧诗审美三昧，技法及文体生命，又往往一语道着，对今人的创作鉴赏，洵有药石之效。“旧诗的一种意境，……如沉着，如冲澹，如典雅高古，如含蓄，如疏野清奇，如委曲、飘逸、流动之类的神趣，新诗里要少得多。”“旧诗各体之中，古诗要讲神韵意境，律诗要讲气魄对仗，做诗的秘诀，新诗方面，我不晓得，旧诗方面，于前人许多摘句图、声调谱、诗话诗说之外，我觉得有一种法子，最为巧妙，其一是辞断意连，其二是粗细对称。”他举了龚自珍诗为例，又举杜甫《咏怀古迹·明妃村》为例，以首句粗雄阔大来对次句的细微小景，次第缀之，“像大建筑物上的小雕刻”，他把这项解悟告之美学家邓叔存，对方“钦佩到了极顶”。实则明人李梦阳《御选唐宋诗醇》引，已申发此意，“迭景者意必二，阔大者半必细，此最律诗三昧”。并以杜诗《登兖州城楼》来说明：“前景寓目，后景感怀，前半阔大，后半工细。”达夫的律诗亦多合这种美学观念。如《月夜怀刘大杰》：“青山难望海云堆，戎马仓皇事更哀。托翅南荒人万里，伤心故国梦千回。书来细诵诗三首，醉后犹斟酒一杯。今夜月明清似水，悄无人处上高台。”其颔联和颈联之关系，就是在大小远近的对比中，取得郁郁累累的效果。
达夫中年以后所作，律诗典重苍凉，绝句浑凝疏宕，表情达意，确有博约之功。仿佛老木而披风霜，匕首而经药淬，遣词达意，洵入游刃有余之境界。一般说，诗语可以入词，词语不可入诗，词（长短句，诗余）语可以入曲，曲语不可入词。达夫诗作，偶也不妨稍杂词语而转增风神韵味，这自然是老手的练达，却也不乏性灵者器识的高迈，此又非枯槁闲寂之辈所可解会。苏雪林论郁达夫小说略带点偏见，但谓“说来说去，他的文字只是缺乏气和力”（《苏雪林文集》第三卷，第328页），倒也有相当的眼光。他的旧体诗，反而能避乏气乏力之弊。
一般以为，中国旧文学颇似鸦片，一旦上瘾，便不易解脱。其譬虽然蹩脚，却也恰好反证了旧文学的丰厚内涵。柳亚子先生在他的《磨剑室文录》中表示：“我虽然接受新文化，但对于旧诗，终有恋恋不舍之意。”（第1145页）他深知时代风雨的催颓，1945年，他自述《柳亚子的诗和字》尝谓：“但我的估计，却以为旧体诗的命运不出五十年了。”不过，他究竟希望五十年内，旧诗不至于向新诗输诚。五十年，这个估计太悲观了。他老先生是把国运人心放在一起估衡，又看到新文艺家在新的曙光里身影明朗起来，遂有此番估计。虽较情绪化，却不幸言中。“文革”浩劫黑云压城，文化人惨遭灭顶之灾，文化几至沦亡，迨四凶粉碎，青年恶补文化常识，旧诗的一缕香火风流云散，回头来看郁达夫的旧诗，自然不免惊为奇货。达夫本人对此竟是乐观的，他以为旧诗限制虽多，但历史却不会中断。“到了将来，只教中国的文字不改变，我想着着洋装，喝着白兰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着些五个字或七个字的诗句来消遣，因为音乐的份子，在旧诗里为独厚。”
苏雪林对郁达夫持论近苛，谓其文有多种不堪，其叙事则为啰唆。即以此论成立，他的作品仍强过今人百倍，盖其时时不忘以学问、练达、洒脱来节制，故其放任之处也能时时警觉而随处加以挽救，这样反而形成一种张力，较之今世文学家更有上等谏果长久回甘之效。他的旧体诗，更臻渲染入骨、跌宕生动之极。兼以心思辞藻，沉雄俊逸，放笔使气之余，而能顿挫收蓄，故有长言咏叹之妙。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尝指出龚自珍等清季名诗人屡遭后人仿袭：“定庵之诗，清末以来，为人挦扯殆尽。”又说：“然窃定庵诗者，定谳自（蒋）子潇始，《新民丛报》及南社诸作者，特从犯耳。”郁达夫、张恨水先生于旧体诗创作均极自负，都爱诵定庵、仲则之诗，但他们却能避开晚清名诗人于前人爱之深而“顺手牵羊”的毛病，采百花之蜜，酿成自家风味。民国以降，旧诗晚色褪尽，说一句无奈的话，自老一代千秋万岁之后，恐怕是广陵散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