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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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曾国藩手握重权可以位极人主的时候，他却毅然裁军为臣，这虽然令后人扼腕，但他的行为，又是符合这个自然生长的过程的。试比较早前的岳钟琪对曾静的处理，国藩到底进步得多了。“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书札卷十二，致胡林翼）“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奏稿卷一）

“窃尝以为无兵不足深忧，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退缩者，果骧首面而上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何贻焜《曾国藩评传》）

对社会弊端的根本认识，锥心痛愤，故其伟岸，不仅做了晚清的柱石，更在政治思想达于对人本的考虑、对人的处境的追问。事实上，如欲澄清吏治、扶持社会正义，其要件端在得人。而专制体制的本质，又在对人性的杀灭，其所依靠者为暴力镇压和奴才文化，道德因素的滥用令其等于虚设，除了使百姓产生不切实际的幻觉，不可能带来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明君贤臣，只是昙花一现，其恶果循环不断。此际除了保持文化的传承以外，体制必与世界潮流接轨，否则无法可想。曾氏深深窥见了帝王专制的病灶病因，但他开不出药方或隐约觉察药方当为何者，而不敢开示。这在他那一代杰出的知识分子，其头脑和心思，跟他们所依存的背景是一对深沉的矛盾。

他的治兵思想，和他的哲学思想密切相关，战后裁军，那确实是来真的，裁撤善后，俱回原籍；而在征募之初，就是有业者多，无根者少，“求可为善聚不如善散，善始不如善终之道”，而他本人在战后，心力交瘁忧老成疾，“困疲殊甚，彻夜不寐，有似怔忪……”（王定安《曾国藩传略》卷四）

庄子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在后世的专制国，就更是如此。盖因专制所实行者，为逆淘汰机制，人间良善与才智之士在社会上总是没有市场，在政治上没有空间；而阴险恶徒，翻云覆雨品性下贱，因而嗜杀成性，这些人相当得势，而民众的代价就大了。恶徒尽量获得占有空间，进而以圣人自命，僭称王号，借以骗塞天下耳目，实则与小民争锱铢之利，赶尽杀绝，精神勒索，无所不为。故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所以曾国藩既不能彻底反抗，则必空间越来越小，最后还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于是他选择急流勇退。

他在人生晚期，讨捻军时，已有力不从心之态势——当然不完全是生理原因，他述说观点，已无先前的威重斩截；而指挥部队，更有心事重重的样子。所以当时社会舆论隐然期其自主东南，就人才、武装、大势观之都有可能，至少打成个“三国演义”是没有一点问题的。然国藩不为，后来其天下英雄半入幕的部曲也都渐渐灰心了。人心的承受力很有限啊。

他的病，一半以上是心病，他的力不从心，更多的还是一种困惑。实际上，无论慈禧皇权，还是洪氏天国，对之都是半人半兽难缠难解的实体，两者各有各的不可理喻。(https://www.daowen.com)

无论他的文化传承怎样渊厚，心性如何正大，一时也竟束手无策。他的沉重的疲惫感，实在有着渊深的脱离之念，他虽以清廷为主要“股东”，但其观念隐约已有马放南山之势，纷至沓来的事务，越来越无从措手，主观上不值得为其效力之念昂然抬头。

但他以他的履历，这种脱离之念当然不可能发展为实际举动，反而衍生如磐心病，竟至忧郁成疾。他的脱离之念，就以牺牲老命的代价为最后结果。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对外交际，薄物细故，他主张不必计较，唯事之重大者，则当出死力与之苦争。其态度、心理方法都与林则徐有很相似的地方。曾氏在天津办理外交纠纷时，为洋人说句公道话，同时也违心处理民望甚高的地方官员，引至各方怨恨，而导致他心中的觳觫，非言可喻。

萧一山先生说，曾国藩遣散湘军，用心很深，也有讽刺李鸿章脚下的淮军之意。而且，解散以后，湖南人郁闷惨切，相率加入会党，这是在为渊驱鱼。“我们并不是故意找理由为曾国藩辩护，从全盘历史上看，他确实有他的机栝，他的辞节制四省之命，一方固然要防外重内轻之渐，同时并有与贤才共天位之意，天下的事情多么繁赜，尽一个人能包办得了么？……这种恢廓的思想和豁达的态度，真不愧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人物，也可以说是理想人物了。”

何贻焜《曾国藩评传》，正中书局1947年刊行，1990年代影印收入民国丛书第一套。

萧一山《曾国藩传》，2001年海南出版社出版。

王定安《曾国藩事略》，1998年重庆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