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历史与史观

与我们这个时代颇为相似，晚清可以被描述为一个“被全球化”的时代，由于资本主义扩张、帝国主义及其知识和实践的全球流通，中国被“抛入”世界之中并与异质文化频繁接触、对抗和互动。在民族主义的历史叙述中，晚清意味着一段不堪回首却必须铭记的政治/外交/军事的“屈辱史”，但与此同时，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这一历史可以被描述为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之间的相互竞争。“中国文化如何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进行自我定位和自我构想，这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争取自主性，并由此参与界定世界文化和世界历史的问题。这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根本性的抱负和自我期待。”[2]

关于晚清中国与近代西方的关系，西方学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经历了根本性的认识范式的转变。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美国历史学界主要有3种阐释模式：（1）“冲击—反应”模式，此模式严重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认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循环往复，只有经过19世纪中叶西方冲击之后，才发生剧变，向近代社会演变；（2）“传统—近代”模式，此模式的前提是认为西方社会是当今世界万国归宗的楷模，因此中国近代史也将按此模式，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意义上的“近代”社会；（3）帝国主义模式，此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也是中国百年来民族灾难、无法前进的罪恶根源。其中，（1）（3）模式虽然有鲜明的民族情感立场的差异，但实质上都认为西方近代的工业化是具有完全正面价值的“进步”，而中国社会内部始终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需要西方的入侵提供这些条件。（2）模式则干脆把西方的“近代”视为超越了具体民族国家的普世价值、普遍规律，把非西方社会的历史视为西方历史的延续。以上3种模式堵塞了从中国内部经验和现象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途径[3]。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汉学界出现了柯文（Paul A.Cohen）称之为“中国中心观”的研究趋势，对上述3种模式提出质疑，倡导以中国历史而非西方标准为出发点，从中国社会的内部结构（包括横向的地域区间和纵向的社会层级）及其具体的近代经验入手来探索其历史进程。柯文甚至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西方文化是狭隘的，因为西方是首先进入近代的人类，其自然倾向是把自身经验普遍化，更因为西方在200年里都是世界的主导，它不需要去理解其他的文化，与此同时其他文化——相对“落后”的非西方世界——面对西方的强大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这些国家被迫试着去了解西方。结果造成了一个似是而非的奇怪现象，即和其他民族相比，西方人虽然开创了一个“近代世界”，但却最不了解这个世界[4]。

时至今日，这种反对“近代理论中的种族中心主义”的近代史观已经被学界普遍接受了。“近代化”或“资本主义全球化”本身即隐藏着一种前设的价值论述，西方近代经验的特殊性正是以“普遍”之名行“特殊”的价值观，这一价值观决定了全球化过程内在的文化单向性和压抑性。如果说“大国崛起”之后的中国已经具备了喊出“中国梦”的自信，具备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文化自主性与历史连续性的经济、政治基础与思想前提的话，那么，晚清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存亡的危机情境下所坚持的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以及价值、伦理和日常生活世界的连续性，则在今天看来尤为可贵。当然，坚持文化的特殊性并非等同于与异质文化隔绝，或者说任何一种有活力的文化都应该具备理解与吸收“他者”（otherness）的弹性与能力，尽管它会有排异反应，会遭到他者的威胁与挑战，但它依然能够从与他者的缠斗中阐释和生产自我。假如我们抛弃那种中国的“近代”就是直奔一个西化/标准化图景的刻板印象来观察晚清（特别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历史——这段历史因其社会变革与文明冲突的广泛激烈而著称。对于迫切向往“现代”的中国而言，它更仿佛是“黎明前最后的黑暗”，迷住了所有想要弄清楚太阳如何升起的人们——那么它究竟如何从“他者”的包围之中挣扎出来并表述自我，就是一个更加令人着迷的问题了。(https://www.daowen.com)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于晚清提倡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指出，他们的变革言说往往通过挪用固有文化的某种符号、语辞、概念与习俗来建构“传统”，这个“传统”其实不是客观真实，而是一种再构的形象[5]。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国家/民族/个人身份都处在一个根本性的“再构”之中，而晚清的文化产品既是这种“再构”直接和有效的工具，又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在晚清丰富庞杂的文化产品之中，包括报刊言论、西学译著、通俗文艺、翻译文学等等，存在着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无论被塑造为一种似是而非的“旧形象”，还是一种边界未明的新形象，女性都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再构对象。事实上，“女性传统”是内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部分，儒家思想“家国同构”的逻辑十分重视对家内秩序以及两性权力阶序的安排，因此对女性的文化设计与构想自有一套复杂而立体的系统，比如关于女性的身体、行为、道德、知识及其综合的文化形象与性别角色定位，就在儒家思想和伦理规范里有着明确的要求和生动的、动态的、多层次的体现。正是这一“女性传统”在晚清遭遇西方文化冲击后的种种变化，造成了晚清光怪陆离的性别景观，同时也营造了此时中西文化商榷女性形象的广阔对话空间。具体而言，拥有不同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和文化情结的男性，与拥有不同身份阶层、文化水平和家庭结构的女性，在如何参与这一“女性传统”的变化并依据其进行道德、生活与文化的种种实践方面，共同演绎了一个复杂而又生动有趣的“再构”故事。

本书意欲探讨，晚清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如何反映这一女性传统的再构过程的。从研究范围来看，首先，本书以晚清为基本的分析时段，同时注意晚清与之前的盛清、之后的“五四”两个历史时段之间的文化关联，注重文学与文化传统的内在连续性，并将详细考察其具体演变；其次，本书以文学作品所建构的女性形象为具体分析对象，同时注重把女性放在儒家思想框架内特定的性别文化脉络及两性关系中加以呈现，亦即采取一种均衡的双性视野，并将深入探讨其性别意义背后的文化内涵；第三，本书以女性传统的想象性再构为媒介，试图引起学界对晚清以来传统文化再构问题的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