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构历程
本书将围绕中国本土文化、晚清时期传入中国的西方女性形象以及民族国家思想与话语这三重资源来详细分析晚清至“五四”文学中女性形象的再构历程。
第一章论述在晚清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女性如何以一种特殊的否定方式浮出历史地表——“女”不是被当作与男性相对的一种生理性别来讨论，而往往被当作一种衰朽、病态的前现代状态的象征符码来使用。“她”是中国现代化的对立物和绊脚石，因此必须被声讨、剔除和再造。而改造女性的起点，就是否定前现代女性的身体，即批判“缠足”。西方目光的注视与“天足”概念自西向东的传播在此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缠足”内在于其自身起源传说之中的道德危机与其外在于时代的文化危机，才是其衰微的真正原因。与此相对应，解开缠脚布的改良主义女性形象，则意味着中国参与全球种族竞争的勇气和可能性，以及面向女性开放的全新知识空间与行动空间。
第二章探讨在晚清女性教育兴起的背景下，男性精英对女性道德与才学的重新界定，以及这种新的合法性对建构女性形象的影响。晚清之前的儒家主流文化赋予传统意义上的女性文学才华以道德/政治意义，使得后者在儒家文化的整体格局当中占据了一个既边缘又稳固的位置。然而，晚清中国的全面危机使得传统“才女”被问题化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革者认为以现代学校教育取代传统女性文化是实现国家富强的重要前提之一，而新的女学以国家富强为旨归、以培养“国民之母”为目标、以重新定义的妇德为价值核心。女留学生既是晚清女性教育的现实产物，也是寄托知识分子富强梦想的想象媒介。第一批走出闺门/国门的女性也用文字的形式展现了新的经验世界，以及内在于现代经验的身份认同。
第三章通过大量精心的文本细读，勾勒出“英雌女杰”这一晚清文学重要的女性形象谱系。在现代女学论述广泛传播的时期，“国民之母”曾一度成为理想女性的代称，它不仅仅意味着种族意义上的优秀基因，更意味着一种被重新诠释过的文化与道德。但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女性的性别角色被推向两极化，即性别化的“国民之母”与去性别化的国家保卫者——“英雌女杰”。无论是本土的“国女”形象，还是来自西方的苏菲亚与罗兰夫人，晚清文本对她们的表现都呈现出某种强调身体、道德与性别角色的特定模式，而“英雌女杰”的本土形象与译介而来的西方形象之间，存在着强烈而深入的互动关系，她们彼此提喻甚至直接参与对方的建构。这一现象体现出中西文化共同建构晚清文学女性形象的微妙平衡，以及在这平衡中所孕育的新的危机，这将为下一个波澜诡谲的历史时期所书写的女性故事埋下精彩的伏笔。
第四章将试图廓清晚清语境下“青楼—士子”传统的消逝与上海租界的兴起如何影响小说对“名妓”形象的建构。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和西方文化的渗透，整个社会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日渐松动，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租界，资本主义商业因素与远离政治中心的活跃思想空气带来新的世风与人心的微妙变化。例如上海“状元夫人”曹梦兰书寓这样的场所，已不仅仅是男欢女爱之地，而演变为公共思想的空间。而整个晚清上海妓业的实况，彻底涤荡了唐代以来青楼文学所标榜的妓女对落魄文人极尽同情的浪漫主义模式，亦拒绝了晚明文学中所体现的名士与名妓相恋的平等态度与传奇关系，此时妓女一跃成为具有独立性、现代性的大都会新人物，文人反而深感失落。晚清文人对“青楼—士子”传统特别是晚明秦淮的缅怀，体现了文人本身社会地位的衰弱。本章以燕谷老人笔下的“状元夫人”曹梦兰、王韬笔下的晚清名妓宝儿，以及报刊小说中的妓女罗小凤为例，剖析这些形神各异的妓女形象在晚清语境下的文化意蕴。
第五章从“理想妻子”形象的角度，梳理了隐藏在晚清至“五四”文学中的传统文人情结。如果说男性作者对理想妻子的各种期待、寄托和想象都伴随着文人对理想自我与理想社会的憧憬与讴歌的话，那么这一伴生现象又由“五四”文学的女学生想象接续起来。清末的文人往往对理想妻子施以双重标准的想象：在公共性和时尚性的领域，他们希望妻子是仗剑美人式的“英雌女杰”，以寄托其救国之思；而在二人世界的私密领域，他们仍渴求一位传统意义上的红颜。辛亥革命落潮之后，以描写理想妻子与理想夫妻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一批江南文人旧籍重新热印，但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五四文化人那里，“理想妻子”成为他们阐释各自文化观念的借镜。同时，他们也对“理想妻子”的传统内涵进行了重构和再阐释。本书接着以“五四”时期两个著名的小说文本《伤逝》和《两个家庭》为个案，分析了“理想妻子”情结的变形：当诉求的主体从晚清文人变成了现代知识分子，他们要求妻子的女学生出身和对西方文化资本的熟练驾驭，以表达其现代化渴望，而“红颜”的传统质素以更为复杂化的方式表现出来。
总之，第一章以“缠足”这一本土特殊的女性身体实践与历史实践为切入点，以本土/西方的对视视角来观察文学文本中的缠足/放足女性形象，以其形象演变来透视凝聚于女性身体足制的文化兴衰与全球竞争；第二章以晚清女学的兴起及作为背景的“教育神话”为基本论域，上下分别勾连起盛清以来的女学/才女文化传统和晚清之后的女留学生群体现象，分述女性作为文化主体与文化建构对象而呈现的不同文学现象；第三章以晚清文学本土女性形象与作为其理想参照的西方女杰为主要分析对象，详细论述两者如何借助各自的文化/文学传统来参与彼此的建构，国族主义及其全球视野又如何决定其彼此互构的方式与内在逻辑；第四章以晚清文学如何建构名妓形象为例，论述“青楼—士人传统”的消逝及其所预示的文化资本的转型，在上海租界这一特定空间内，新的政治—文化资本的结合正在形成，晚清名妓形象的建构直接参与或见证了这一历史过程；第五章则对上述议题的历史延伸进行讨论，即在五四时期，作为文化生产对象的女性如何承续晚清传统。通过对五四时期几个著名文学文本的细读，笔者发现五四作家塑造女性形象所借重的传统性别模式、西方文化资源和民族国家立场与晚清时期若合符节，而此时女性作家群体的崛起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民族主义思潮的再度高涨，也为五四时期的女性形象增加了新的构成因素。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探寻女性形象被建构的文化历程的研究思路并不意味着笔者对于女性“主体”问题的忽视。笔者之所以避免过多地谈论所谓“主体”，是基于以下历史事实：第一，中国的女权[8]启蒙，始于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其目标是“强国保种”。同时，由男性知识分子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女权思想与话语[9]也是标志着中国进入近代文明的政治、文化象征之一；男性知识分子是提倡女权的主导者，女性则首先是作为一个民族主体而不是性别主体被发现的，由此也决定了中国的女权从来不是独立的思想解放运动，而是现代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二，无论是思想领域还是文学领域，从晚清开始浮现的新女性形象几乎都是由男性所想象与描述的，都与（知识精英）男性自身对于建构文化、种族与国家身份的焦虑亦即现代化焦虑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妨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晚清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性别”问题第一次大规模“浮出历史地表”的时刻——的具体语境。作为晚清妇女解放运动最有影响力的倡导者之一，金天翮撰写的《女界钟》流传甚广，这本书在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女子教育和参政等问题上的系统讨论代表了晚清妇女解放的最高理论水平。它把男尊女卑的性别阶序归结为“半自野蛮时代圣贤之垂训，半由专制世界君主之立法使然”。也就是说，男女不平等并非出自不可违抗的自然法理，而是出自历史逐步形成的“人治”格局，即王朝的专制统治。要恢复男女平等，就要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专制制度，社会革命道路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必由之路。女权问题的提出，尽管也指向了男权的批判，但其背后却是晚清知识分子对于拯救民族危亡意识的一种强化，质言之，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生，明显折射了后发现代性国家如何反抗帝国主义殖民入侵的努力，甚至可以被看作是这种反抗努力在性别问题上的直观体现或间接折射。因此，当民族主体和性别主体之间同样构成某种压抑性的权力关系时，我们无法超越男性/西方/国族“主体”而奢谈中国女性的“性别主体”；另一方面，也正是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在被男性/西方/国族不断建构和再构的过程中，女性才逐渐形成了客观形象与主观的自我认知，如果抽离了上述三重主体，所谓的“性别主体”也随即成为一个空洞的能指而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刻意强调它也只能是徒具形骸的空洞道德姿态。
在“主体”的问题上，刻意强调和建构似乎并不是一种有效的认识途径。特别是考虑到：
在现实层面上，全球化运动所造成的一系列新的现象使得过去一向自圆其说的民族国家思维模式越来越显得捉襟见肘。……今天的全球化并不能取消民族国家的思考模式，它仅仅把这个模式拆解为更复杂的因素，又重构为具有不同功能的系统，使得我们越来越无法在实体的意义上简单地认识民族国家的当代机制。主体的自足性早就受到了挑战。应该说，在一系列社会实践当中，主体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弥散，但是意识的领域里并没有提供相应的思想工具以勾勒这种状态。[10]
相对于无法以特定思想工具勾勒的当代民族主体，难道性别主体就是先验自足的吗？相对于民族主体的日渐“弥散”，难道性别主体就是同质的、均一的和恒常的吗？相对于大写的“主体”这一“笼罩性叙事”（Umbrella-narrative），难道历史就没有别的讲法了吗？如果不是，女性作为一个较为被动的“主体”与男性/西方/国族之间关联的具体形式究竟该如何表述？对于此问题，其他非西方国家（包括前殖民地国家和存在民族斗争的中东国家）的学者已经做出了一些理论描述，比如《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一书（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就总结了其中代表性的成果。另一些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切近的启发。例如论文集《重新思考1898年代的变革：晚清中国的政治与文化演变》（Rethinking the 1898 Reform Period：Political and Cultural Change in Late Qing China，edited by Rebecca E.Karl&Petter Zarrow，published by th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ss，2002）。
该论文集中的两篇文章：《重构女性：女子教育和1898年代的遗产》（作者Joan Judge）和《晚清中国全球语境下的“奴隶”、公民与性别》（作者Rebecca E.Karl）对女性主体问题的关注与洞察值得欣赏。前一篇文章的作者Joan Judge提出一个晚清“教育神话”及其对女性解放的双重作用问题：面对一场深广的政治/文化危机，1898年代的改革者们在国家富强和一种普遍的大众读写教育（尤其是妇女教育）之间建立起某种直接的联系，他们重新评价了中国的文化/学术传统，在“文化的”与“政治的”教育之间做出了根本性区分，这一方面有利于女性教育在一个广泛的、大众化的层面展开，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它的遏制策略：他们定义了女性的学习——其目的是国家富强，其途径是生育和教育孩子，从而抵制了女性的精英化。
后一篇Rebecca E.Karl的文章则主要讨论晚清女性主体意识的形成与其特殊性。她认为晚清的国族主义话语以一种男性定义的“国家（富强）”名义使妇女工具化并阻断了女性主体的自觉，这一意识形态在五四时期（19世纪10年代末20年代初）还魂为把妇女再现为某种“历史受害者”的腔调——它声称妇女拥有一个潜在的、纯粹和自为的“女性”主体，当然这个主体不可避免地被“国家”或者“男性”背叛了。作者揭示了这个叙事的陷阱，她的驳斥是从追问“女子为奴隶”这一性别化的界定语来展开的：晚清精英阶级的妇女把她们的“奴隶”性质局限于家庭内部，从而把她们与那些缺乏文化与政治资本的、底层阶级的“奴隶”区别开来。当她们把“奴隶”一词作为特定性别内涵的惯用语时，她们与底层阶级妇女在公民权利与政治参与方面的巨大差异被掩盖了。直到五四时期“妇女解放”已经发展为一个霸权性的公理时，妇女从被奴役和受害者地位解放出来的唯一途径就是摆脱家庭的桎梏，在此有关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的实际讨论被搁置了。作者认为，把妇女比喻为“奴隶”作为一种理解妇女/家庭/国家之间关系的方法，需要在一个全球意识浮现的语境中被更为明确的锚定——性别话语与国家话语，或者说性别主体与国家主体从一开始就互相参与了彼此的构成。
笔者将试图学习上述两位作者所采取的非预设的、非单一的、由性别/阶级/民族国家等多重主体身份的所构成的动态主体网络或曰“主体间性”[11]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片面强调预设的女性主体性。与此相关联，本书在文本的使用和处理上，也将主要参考“互文性理论”的分析方法。“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12]，也就是说，每一个独立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作为一种重要的文本理论，互文性理论注重将外在的影响和力量文本化，一切语境无论是政治的、历史的，或社会的、心理的都可以视为“互文本”，而不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自足与封闭的文学文本。(https://www.daowen.com)
在文本的层面，“互文性”强调一个文本与可以论证的存在于此文本中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因此，互文性理论在本书实践运用中的第一个层面，就是对文本间的踪迹（包括文本的语词、修辞、题材、文体等之间的关系）的考察。在具体的分析中，本书将大跨度地并置不同时代、不同社会领域的各种文体、版本与媒介方式，对女性形象的生产、流传、移植、变形、互射等各种情况进行全方位的追踪，同时参考解构主义与新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方法，从而使本书在文本阐释上具有多向度的可能。本书理论运用的第二个层面，就是使研究的视线扩展到整个文学与文化传统的视域之内，即实现从文本的互文性到文化的互文性的逻辑转换。从纵向的时间角度来看，文化的“互文性”主要表现为当代文化与前代文化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从横向的空间角度看，文化的“互文性”则意味着民族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多元对话，意味着不同文化系统中权力关系的支配状况。在当前西方文化霸权影响日益增大、第三世界文化体系争取合法性与话语权的空间日益狭小的时代背景下，这一问题意识也鲜明地体现在本书的写作之中。
[1]蒙默编：《蒙文通学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页。
[2]张洁宇：《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反思——张旭东访谈》，《中华读书报》，2002年7月17日。
[3][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0页。
[4]同上，第91页。这一观点在另一位英国经济学者Martin Jacques引起广泛议论的热门演讲“Understanding the Rise of China”当中也被引用了。演讲录像和演讲稿原文见以下链接：http：//www.ted.com/talks/martin_jacques_understanding_the_rise_of_china.html。
[5]参见Prasenjit Duara，“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Discourse of Modernity：The Campaigns against Popular Religions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Feb 1991，50（1），p8.另外按照汪荣祖的看法，这是他们接受传统教育必然的思维结果，同时也十分必要，否则变革新说就难以渗透旧思想界。参见汪荣祖：《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台北：联经出版社，1990年，第6页。
[6]刘人鹏：《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台北：学生书局，2000年，第85页。
[7]董丽敏：《民族国家、本土性与妇女解放运动：以晚清中国为中心的考察》，《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作者倾向于肯定中国女权思想与特定民族解放历史以及集体主义文化思维之间的紧密关联，并且把这一关联视为西方普遍主义压力下对于中国历史特殊性的坚持。
[8]对于“feminism”这个词的翻译，20世纪初的译者较多采用“女权主义”，而当代学者和译者，则根据各自的立场和理解译为“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女权/女性主义”或者“妇女解放思想”。事实上，feminism有别于各种“主义”，它不是由几条定义和一系列连贯的概念组成的一种固定不变的学说，而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涵盖面极广的、各种思想交锋交融的场所，它包括理论和实践，包括各种各样对妇女解放的理解、建议、设想和理论，包括广泛的民主参与以及改变男性中心的等级制文化和社会体制的思想觉悟与能动性。详见王政的解释，《社会性别研究选译》序言，王政、杜芳琴主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8—11页。
[9]早在公元1904年，一篇发表于《女子世界》上的文章就如此说道：“海通以来，欧美文明窈窕之花，将移植中国。弥勒约翰、斯宾塞之学说，汽船满载，掠太平洋而东。我同胞女豪杰亦发愤兴起，相与驱逐以图之，女界文明，稍稍启矣”，见《黎里不缠足会缘由》，《女子世界》，1904年2月1日第3期。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女权发展的叙事，便一直是这样一则“移植”的故事，女权的故乡是“西方”或者“欧美文明”，而中国以“发愤兴起”“相与驱逐”来回应。
[10]孙歌：《主体弥散的空间——亚洲论述之两难》，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序言第4—5页。
[11]“主体间性”是起源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互文性理论认为，文学本身起源于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活动，文学所面临的各种关系也集中表现为“主体—主体”之间的关系，互为主体的双方间的“对立、对峙——对话、交流”是双方能动的、双向的相互作用，而不仅仅是主客体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这种主体之间的交流首先是一种共同参与，一种主体的分有、共享或一种共同创造。它强调相互间的投射、筹划，相互溶浸，同时它又秉有一种相互批评，相互否定，相互校正、调节的批判功能。在此二者基础上展开了主体间本位的广阔天地，不断达成主体间的意义生成。
[12]转引自赵毅衡编著：《符号学文学论文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第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