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形象

这个传统再构的结果之一，就是诞生了我们所熟悉的五四“新女性”形象：她明眸皓齿，笑容灿烂，梳着齐耳短发，穿着月白的斜襟上衣、黑色裙子和皮鞋，她的臂弯里夹着书本，也许书里还夹着一面小小的街头游行的旗帜……可是她究竟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在她和她的晚清前辈之间，存在着一个断裂，好像一夜之间，那些前辈突然死去，她们则一出生就已经坐在新式课堂或者意气风发地行进在街市上了。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个女性形象的“进化链条”的断裂，并试图补上缺失的那一环。胡缨的著作《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英文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中文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是最富建设性的成果之一。如同作者胡缨在导言中承认的，“新女性”是五四时期而非清末民初所流行的一个概念，因此她研究的关注点在于“新女性”的前史，亦即探讨清末民初时期中西碰撞的文化如何为五四时期建构“新女性”提供话语和想象的资源，而作为对话的桥梁，翻译无疑为探究这一生成过程提供了极佳的视角。毫无疑问，《翻译的传说》为那些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加倍模糊的女性面影投上了至关重要的一束光线，即19世纪西方女性形象及其建构话语的参照，尽管这束来自西方的光线经过了“翻译”这一变形过程。这一过程凸显出本土文化糅合、改造强势外来文化的种种努力，从而最终呈现出一种以女性形象为载体的文化融合的理想。如果说胡缨较多地关注了中西文化交汇的话语背景这一“外部光线”，那么笔者的兴趣则在于画面的“底色”，尤其是那些几欲剥落、暧昧不明的底色：那些在被批判、被遗忘与被继承、被迷恋之间挣扎的“传统”——它们同样参与了“新女性”的建构，只是因为岌岌可危的合法性而被迫“潜伏”。那个“旧”与“新”之间的历史断层，多半是由于这一底色的被忽略而造成的。笔者所提出的问题是：在与西方文化资源相遇的过程中，女性形象和女性传统的再构利用了哪些本土文化传统？关于女性的固有观念是遭到了挑战还是以不同的方式继续发挥作用？通过对西方和本土传统的双重挪用和改写，中国的“新女性”是如何在历史、民族以及性别化的空间中被建构出来的？

除了上述胡缨的著作，以下几部著作也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高彦颐（Dorothy Ko）著《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及曼素恩（Mann Susan）著《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定宜庄、颜宜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两部专著，以一种承续性的关系勾勒出从明末到盛清时期女性文化的兴盛原因、发展规律以及与儒家文化的复杂关系，尤其突出了诗歌写作这一源远流长的女性文化实践形式在赋予女性道德与文化权威方面的重要作用。高彦颐著《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苗延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一书，不仅清晰地勾勒出“缠足”这一女性身体实践与历史实践的发展演变线索，更极为细致地考察了晚清以来的“反缠足”论述以及纠结于其中的思想文化矛盾。黄金麟著《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以及杨念群著《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两部专著分别从现代中国“身体”与“疾病”的观念史角度，来阐述中国现代历史的“身体”性，前者为本研究提供了关于女性身体的功利化、军事化与男性化倾向及其文学表现方面的启发；后者则提示笔者注意“女医生”文学形象背后的深层社会文化内涵，同时也对现代作家“弃医从文”情节/情结有了新的认识。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为本研究有关梁启超思想的部分提供了非常详尽的史料，德里克（Arif Dirlik）著《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则为本研究有关晚清无政府主义思想的部分提供了宏大的视野和精深的理解。最后，刘人鹏著《近代中国女权论述：国族、翻译与性别政治》（台北：学生书局，2000年）一书从西方解构主义的角度，为观察性别与民族国家关系提供了出色的逻辑范例。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族主义思想以及强烈的救亡意识作为一种普遍性的话语资源，对形塑晚清语境下的女性形象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学界对于这一问题比较常见的论述方式，是从思想史角度切入，认为中国的女权思想与女性主体意识的诞生不是一个独立自为的思想运动，而是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社会革命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代表性的成果有：孟悦、戴锦华著《浮出历史地表》（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夏晓虹著《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王绯著《空前之迹：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1851—1930）》（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刘慧英著《遭遇解放：1890—1930年代的中国女性》（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李奇志著《清末民初思想与文学中的“英雌”话语》（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董丽敏《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等。(https://www.daowen.com)

在较早的论述中，论者更多从西方式的独立的女性运动角度，对民族国家的建构对妇女解放的遮蔽以及由此造成的女性运动的非独立性提出质疑，那些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具有“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寓言”性质的女性形象往往被视为女性主体性缺失的例证。而对于海外女性主义学者而言，他们由于受到解构主义理论影响，往往先验地将“民族国家”等宏大叙事判定为确立女性主体性的障碍。例如，刘人鹏认为，追溯晚清时期出现的性别意识，如果放在民族国家架构内部，则有一个“男性”的源头，即中国的女权/女性主义/妇女解放来自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倡导；放在帝国主义殖民构架时，则又有一个“西方”的源头，即中国的女权思想来自于西方的启蒙[6]；而如果以批判西方话语霸权为目的，承认中国女权思想的“民族国家化”，从而将女性主义本土化和民族化，那么只要国族主义对于男/女、外/内、主动/被动等的思维构型未变，“女性”也就依然要在新的父权体制之下被定义。问题的本身即包含“西方—中国”“男—女”的二元权力架构、本身即是权力不对称的产物。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有了一定突破，例如，董丽敏指出了上述认识框架存在相当危险的认识论陷阱，她认为，当“中国”“本土”“民族”这些具体的语境要件被排除之后，“父权/夫权”就只剩下空洞的概念所指，女性主义“纯洁化”所产生的后果就是成为一种凌驾于一切语境之上的普遍化思想资源，话语和语境之间的裂隙将被遮盖，发达国家的文化霸权将被生产、扩展，而中国女性问题的特殊性与合法性将被悬置和解构[7]。本研究不拟重复前贤以思想史为切入角度的讨论方式，而是把民族救亡与建立现代国家这一强烈的思想传统作为女性形象再构的资源之一，重点不在于讨论民族国家的本土建立语境对所谓“女性主体”的“压抑”，而在于讨论这一既定的思想/话语资源是如何参与到新的女性形象建构过程中的。

基于此，本书的研究目标是：第一，探讨晚清文学中的典型女性形象是如何通过不同的话语资源和方式建构起来的；第二，分析话语生产者（女性形象塑造者）的性别观念与性别认同对话语产品（女性形象）的作用；第三，考察本土形象与译介而来的西方形象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参与对方建构的方式；第四，阐释现实中的女性先驱者作为行动主体，与作为建构对象的“女性形象”之间形成了何种对话关系及其内在张力，并进一步审视男性对女性的文化塑造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