祓除“女质”：以“反缠足”论述为中心
在殖民世界建立秩序的整个过程中充满了暴力，它不停顿地敲击着有节奏的旋律，使土著的社会形式解体，并毫无保留地打碎了经济、服饰习俗和外部生活的关联体系。而一旦土著人决定亲自来创造历史时，他们将会诉诸这同样的暴力。
——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1]
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是身体的历史，历史将它的痕迹纷纷地铭写在身体上。
——福柯（Michel Foucault）[2]
熟悉晚清历史的人，大概都不免被一种风声鹤唳似的情绪所感染。从1842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就在一系列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的失败下一落千丈，强烈的耻辱感和危机感成为那个时代挥之不去的梦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国运颓厄并不意味着清政府无所作为，恰恰相反，从“同治中兴”到“戊戌变法”再到“清末新政”，这些由政权高层发动，分别着重在军事、工业、财政、宪政、法制、官制和教育层面的改革一直轮番进行着，虽然深入程度和效果有别，但改革的气氛和吁求始终不曾向保守势力低头。这种逡巡而进的步调和其中包含的宫廷斗争，虽然让这些改革措施受到实质的阻碍，有些甚至胎死腹中，但中国必须有所图谋、有所应变才能继续生存的想法，已经成为朝野上下的共识。在既有的器物和典章制度的改革都没有实现国富民强目标的前提下，重新思考一条可能的富强之路就成为世纪之交有识之士的汲汲之务——历史总喜欢玩“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把戏，甲午的战败、变法的失利以及义和团所显示的大众愚昧，最终让国民身心的彻底改造成为新的改革核心，从此，“国民”的砌筑锻造与“国民性”的濯洗涤荡就成为回荡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最强音。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时候，现代中国“人”或者现代“中国人”的历史才真正拉开了帷幕。
再确切一点说，这个历史的转捩点起始于1902年，标志是发表于《新民丛报》的两篇（组）重要文章：蔡锷《军国民篇》和梁启超《新民说》。其时正留学日本军校的蔡锷，有感于日本军队与国民军事素质的强大，提出要在中国推行“军国民主义”，并认为这是中国解救自身危亡的唯一方法，“居今日而不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则中国其真亡矣”，否则不能改善“国力孱弱，生气消沉，扶之不能止其颠，肩之不能止其堕”[3]的局面。文章希望通过军事化国民身体、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组织与规训，熔铸“国魂”、使“全民皆兵”，从而达到捍卫国家主权与军事安全的目的。这个以“国魂”为精神召唤、以身体的军事化开发与管理为诉求的主张，毫不犹豫地呼吁，中国应将国民的身/心视为国富种存的根本基础。它诉求于人的身体与精神，而不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实业经济的发展或者武装军备的升级，这也正是这场方兴未艾的“国民运动”不同于以往变革的重要之处和意义所在。(https://www.daowen.com)
这一主张很快得到了梁启超、蒋百里、张骞、蔡元培等重要知识分子的呼应。蔡锷的文章中并没有具体列出如何进行这项改革，而蒋百里在《新民丛报》上译介日本军国民教育的实施方法，补足了蔡文的缺憾。蒋文声称，军国民教育主要是培养人民具有爱国、公德、名誉心、体能质素和忍耐力，以使军人和国民的意识与能力在平时就能混合为一，到战时才能迅速全民出动，所谓“军人精神之在于内者，则国之所由立也，民之所由生也……军人耶，国民耶，则一而已矣”，甚至要求“凡社会上一切之组织，皆当以军事的法律布置之；社会之精神之风俗之习惯，皆当以军人之精神贯注之”[4]。梁启超的系列长文《新民说》，完成了16个有关国民如何改造的主题讨论，这一组由“公德”开始，扩及对国家思想、尚武/冒险精神、权利与义务、自由与自治、合群与生利等方面的深入论说，不但在义理的层面上给予“军国民教育”一个强大的思想支持，使“爱国”和“尚武”成为普遍观念，同时也使身体的国家化获得前所未有的理论铺陈——梁启超甚至将抽象的国家再现为一具奄奄病体，而国民就是它的“四肢五脏筋脉血轮”，民之羸弱直接导致国之衰亡，“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5]。当然，对国民/国民性的忧虑并非肇始于蔡、梁，事实上，康有为对甲午战败的反省中已经意识到：“以中国之大，而昔者败于蕞尔之日本者，非吾将相之才之必远逊于日本也，乃吾无公民之不如日本也。以无公民，则散四万万人而为数人，有公民则合数千万而为一人，此其胜败之数也。”[6]严复也表示过同样的忧虑[7]。只不过，《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把这一忧虑诉诸建设性的具体应对，并赋予其所有改革事项紧迫性排序中最优先的地位。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女性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浮出了历史地表——“女”不是被当作与男性相对的、实存的一种性别来讨论，而往往被当作一种衰朽、病态的前现代状态的象征符码来使用。在蔡锷、梁启超两位的论述逻辑里，中国现代化的对立面被命名为“女质”，如果说古老中国是一具病体的话，那么“女质”就是如恶鬼一般纠缠于国体并导致其生病的原因，所谓“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就是古老中国的症候。至于整个国家的精神状况，则被描述为“有女德而无男德，有病者而无健者，有暮气而无朝气，甚者乃至有鬼道而无人道”[8]。在此，“女—病—暮—鬼”几个限定性定语的并置和重复使用，充分说明了“女”这一概念在新的进化论基础上的价值体系中所处的不利位置。蔡锷则在一种想象的世界图景中，将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作这样的比方：“若罹癞病之老女，而与犷悍无前之壮夫相斗，亦无怪其败矣。”[9]换言之，从晚清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需要成功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使中国人成为现代“国民”的一刻起，“女”之于现代民族国家主体的“他者”/异质性地位就被设定了。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迈向富强与现代文明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改造或者祓除“女质”（病—暮—鬼）/前现代性，获得“男质”（健—朝—人）/现代性的过程。正如凯瑟琳·凯勒所言：“妇女中作为某个特殊的类型或某个边缘阶层必须成为时代变迁的替罪羊，以缓解人们向现代过渡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普遍焦虑。”[10]
于是，我们谈论现代中国女性的起点，就要从这里开始：那些对“女性”的厌恶与声讨，是如何转换为针对妇女的实际改造或再造议程的？而这一转换过程又是经历了什么样复杂的编码和解码程序，再次转换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女性形象的？从这一时期的文献中，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出一大批谈论和描写女英雄、女豪杰、女军人、女刺客的报章和小说。看上去似乎“军国民主义”不加任何转换地投射到对新女性的呼唤与想象中，但事实上，其中隐藏着诸多重要而有趣的问题，不过我们把这些问题暂时搁置，首先来谈谈一个相对而言更为显性的话题，即“军国民主义”所蕴含的对现代化身体的强调，而对“女性”而言，其核心是清末反对妇女缠足的身体改造运动。
这个运动是从知识分子和权力精英众口一词地数落缠足的罪孽开始的。当时，他们纷纷透过某种规范性的二元对立概念（“野蛮”/“文明”、“压迫”/“解放”等）来塑造对于缠足的认知范式。按照他们的说法，缠足是野蛮风俗，起于“污君独夫民贼贱丈夫”[11]的父权封建专制，不但妇女深受其害——“缠了足，便是废物中的废物”[12]，而且还败坏国家形象，招致“外人野蛮之讥”[13]，牵累国家富强和种族存续，使国族面临“澌灭之危”[14]。从他们的表述里传达出一种被世界审视的不安[15]——突然之间被揭去所有遮蔽物、赤裸裸地置于“世界”的目光之下的，除了女人的小脚，还有“中国”陷于危机的身份与位置。相对于现代各式各样揭露小脚“真相”的技术和机制[16]，缠足在传统时代里的各种信息，都主要附载于文字书写，同时也依靠文字形塑其文化的尊崇感和神秘性。“三寸金莲”之“莲足”，不仅为中国的文学审美提供了一种意涵丰富的对象，更被抽象为常常代表着12至20世纪中国女性的一种文化意义上的物神符号。
问题首先出现在这里：作为一种性别意义的物神符号的缠足，在遭遇到“军国民”式的现代身体观冲击之后，它从美的神坛上跌落下来，逐渐失去了文化光环，沦为惹人厌憎的赘余之物。如果说这个事实是“现代”这一最高法则施诸女性身体的必然审判，那么其背后所体现的古代文化中国与新生的现代中国之间那痛苦的挣扎关系究竟如何？同时，在莲足的魅力骤然消失的过程中，来自“现代西方”的目光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另一方面，不论是反对缠足还是迷恋缠足，其态度主体都是男性，而这些男性的声音并非唯一的历史叙事，在同一历史时空与之纠缠的，还有妇女无声的身心历史，那是一种“在时间、感情和时尚之间徘徊、游移和摆荡的动态”[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