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妓家的社会场域与妓女形象的再构
晚明风月场所形成的“名士—名妓”互相点缀、互相张扬的风气，既是一种时代的创造，也内在于一个更广大的传统：从屈原《离骚》以“香草美人”比喻君臣关系，到曹植《美女篇》、朱庆余《近试张水部》以美人问仕，士人陈陈相因，总是把美人作为自身的喻体而看待，进而描摹之、歌颂之、感慨之、纪念之。这恰恰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一个症候：士人（道统）不具有独立性，需要依附于皇权（政统）。正因为这一症候的长期存在，历史才为文学创作提供了儿女之情与政治得失、国家兴亡捆绑在一起的可能性。然而，清末废除科举之后，士人与政治的人身依附关系从制度上解除了，士人的身份认同和精神归趋也成为新的问题。他们在由传统士人向现代知识人转变的过程中，经历了艰难的内心挣扎，充满了对家国的忧虑，对个人身份与前途的茫然失措，以及对历史与记忆的伤怀感喟。这种士人身份与自我言说方式的变化，不可能不对“名士”与“名妓”的相互生产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清中叶以后妓女制度的变迁，也导致了“名妓”之内涵的巨大变化。雍正朝下令废止乐籍制度，国家不再正式供养官妓，官员嫖妓从制度上是被禁止的。官妓既革，青楼不再承担为士大夫消愁遣兴的义务，妓女也就不必含英咀华、濡染翰墨去迎合士大夫的雅趣。娼妓业逐渐私营化、市场化、非法化，虽然地方上守土之吏的禁娼行动往往流于形式，但对于青楼业态毕竟是一种打压，所以青楼的经营者往往急功近利，大抵是买来贫家少女，教成时尚小曲，即令倚门待客。在这样的背景下，像“秦淮八艳”那样才艺丰赡的名妓恐怕是难觅踪迹了。于是在清人的狭邪笔记中就出现了一种尴尬的局面：一面是士人自作多情，题诗赠句，向妓女炫耀才华；一面却是妓女不解风雅，言语粗俗而大煞风景。
因此，在燕谷老人的小说《续孽海花》中，一位结交了“诗妓”李苹香的官员成木生（即清末名臣、工部左侍郎盛宣怀），被同侪欣羡为“大有奇遇”，于是为了欣赏苹香的诗才，几位名士凑成雅集，纷纷“叫局”：“王让卿（汪康年—内阁中书）叫了曹梦兰，姜剑云（江标—翰林编修）叫了金小宝，梁超如（梁启超）叫了祝如椿，杨淑乔（杨锐—军机章京，戊戌六君子之一）叫了花文兰。”[80]所谓“叫局”，又谓“叫堂差”，是冶游的入门：“冶游的人们要白相堂子，第一步的方法就是叫堂差。凡能知晓她们妓女的芳名和住址，就可在菜馆里或旅馆里写局票差佣人送去，即能召之而来，来后便可与之交谈。”[81]妓女除了在家待客，也常常应邀赴外陪客。叫妓外出陪伴叫做“叫局”，妓女应请赴局则叫做“出局”。“局”如果译为英文，可以称之为“聚会”或“场”，但只有call（召集、召唤）才能传达出一次活动或者盛会场面的意思[82]。这一词语在晚清花界十分盛行，因为一帮官吏或者文人若不召妓作陪，几乎不可能在任何社交场合聚首。他们的目的并不在于真正的鱼水之欢，而是借妓院和酒楼的各种“局”而聚会清谈，议论时局、臧否人物、辩论革命与维新。因而决定一位晚清名妓之声名的关键，也就不在于姿色或才艺，而在于她所能为士人所提供的“局”之规模与档次。《续孽海花》开篇，便是状元夫人傅彩云，从金侍郎的葬礼上逃脱，来到上海重张艳帜，租了房子挂牌接客，改名“曹梦兰”。凭着从前金侍郎的恩宠，梦兰颇有积蓄，于是出手不凡，光是房子的布置就花了六七千两银子，从一位访客的眼中看去：
两间中间，挂了铁青色缎子，上用金线绣成龙飞凤舞花样的大幔，作为隔断。房中地毯是绀紫色卍纹式样的毛织品；靠东壁是一只大沙发，紫色丝绒的垫子；面前是一只白漆柚木的百灵台，四把玲珑的白漆椅子，南北随意的排列着。几只小桌椅，也有秋叶式的，也有连环式的，也有菱角式的，也有方的，也有圆的；所漆的颜色，各各不同，或果绿，或粉红，或鹅黄，或荔紫，桌上也是衬了各色的抽丝花边茶垫；墙上是用淡黄色绫子裱糊的，挂的几幅油画、水彩画，都是柏林、罗马新出的画家画的。[83]
房间的布置完全与欧洲的时尚同步，梦兰身上的穿戴也是不同凡响，宝石珠玉自不必说，连身上的纽扣都是“莲子大的金刚石”，上海的小报纷纷报道，黄埔滩上无人不知，一时间“车马塞道，宾客满堂”，当时提倡新学变法的弄潮才俊，凡经过上海的，都以一睹状元夫人的芳容为荣。小说记载陈骥东（陈季同，驻法使馆参赞）奉了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差遣到上海洋行采办军装，顺便与一众名流应酬，就在曹梦兰寓中。且与曹攀谈：
骥东道：“密斯曹在外洋住了多少年？”
梦兰道：“三年多。”
骥东道：“能懂几国文字？”
梦兰道：“一点儿也不懂，不过德国的语言知道一点儿，回来了两年多，差不多忘记了。”
骥东道：“你在柏林住的时候多，德国的政治、文学，大约有些观察了，比较中国怎么样？”
梦兰道：“我是女人，而且没有学问，哪里能观察什么！不过我看德国的宰相俾斯麦，对于威廉皇上，真如兄若弟，一切的政事都让他独断独行，恐怕中国是做不到的。”
骥东道：“你的话不差，中国也没有俾斯麦这种人，也没有能用俾斯麦的人”。[84]
这样的谈话实在无关风月，反而显示出宾主双方的正经与忧国忧民。在另一场曹寓的聚会上，戴胜佛（谭嗣同）、梁超如（梁启超）、匡次芳（汪凤藻）等人热烈讨论秘密会党，梦兰则为他们预备精致的西餐。席间宾主畅谈出洋见闻，一起为中国外交官因为无知颟顸所闹出的种种笑话而感喟。最后，让卿（汪康年）持了香槟杯，立起身来向众人说道：“今天的聚会，并不是平常的征逐，此一杯酒，望诸各图前进，以救国为宗旨，将来所趋，纵有不同，总勿忘救国。望诸位尽此一杯，为前途努力。”[85]读者读到此处，恐怕不能不与席上人物一起，肃然起立。状元夫人曹梦兰（傅彩云）超越买欢卖笑角色，在晚清最得风气之先的城市上海，成为众星捧月的社交中心。她在自己豪华的欧式寓所里，似是而非地扮演着欧洲上流社会的沙龙女主人。这样一位“风神绝世，仪态万方”的女主人，我们在18世纪欧洲（尤其法国）许多小说、戏剧、诗歌、传记、绘画当中都曾见过；近300年前，我们在“衣冠文物，盛于江南，文采风流，甲于海内”的南京，也可以见到。而曹寓这样的场所，也已经不仅是男欢女爱之地，而演变为公共思想的空间。它的出现，证明了晚清上海公共思想的活跃，也证明了士人对这种思想交流的强烈需求。它在“庙堂”式思想空间日益狭窄、萎缩之后应运而生，同时也与晚明秦淮的名士清谈有所不同，不再是“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自我放逐，不再是孤高自许、自外于世的魏晋风度，而是指向具体的政治实践和历史变革。就此意义而言，晚清名妓的“历史在场”并不输于晚明秦淮。
谈及晚清上海的青楼叙事，另一位卓有贡献者是王韬。王韬（1828—1897），江苏吴县人，字兰卿，号弢园老人、天南遁叟。他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受雇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墨海书馆翻译《圣经》。1862年因上书太平天国被清廷下令逮捕，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发表一系列宣传变法图强的政治论文，影响很大。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4个月的考察，写成《扶桑游记》。1884年，王韬结束长达23年的流亡生活重返上海，在淞北筑屋，更号为“淞北逸民”，执掌格致书院，为《申报》《万国公报》等报刊撰文，终老于此。
王韬一生经历丰富，深习传统文化又接受西方学术，既怀保守思想又呼吁社会变革，是晚清颇具代表性的名士派人物。《海陬冶游录》[86]一书，是王韬描绘上海青楼的冶游笔记，也是其构建洋场名士“淞北玉魫生”（他在关于香艳冶游的笔记小说中的自号）的重要方面。其书序言写作于1860年，他提到，1853年冬天，自己在病中写下了这部书稿，当时上海地方武装小刀会攻占了县城，他哀叹这场叛乱毁了老城厢，也毁了他笔下的才子与佳人。王韬承认，这本书是在模仿余怀的《板桥杂记》。余怀在书中哀悼明朝的灭亡和晚明士人无谓的努力，而王韬在回忆上海老城厢的名妓生活时，字里行间也寄寓了黍离之悲：
夫《海陬冶游录》曷为而作也？将以永既去之芳情，追已陈之艳迹，寄幽忧于香草，抒旧念于风怀。沧桑变易，麻姑见而伤心；开宝繁华，宫女说而陨涕。抚今思昔，写怨言愁。则使经过曲里，尚识旧人，搜辑闲编，犹传轶事。伤红颜之已老，嗟黑海之多惊。
体例分上中下3卷。上卷“雅游”，以热情和自豪的语调描绘沪上青楼靡丽纷华之景；中卷“丽品”，以工笔画法和《世说新语》式的人物行状展沪上名姝风流艳媚之态；下卷“轶事”，以晚明名妓—名士故事为摹本叙申江烟花风情万种之事。其中读来最令人动容的，是王韬在风月场上第一次认真的恋爱。他的情人廖宝儿是一位富人的小妾，嗜赌的丈夫输掉了所有身家，宝儿也沦为妓女。王韬经过一位朋友的介绍认识了她，一见倾心。宝儿的形象是这样的：
宝儿亭亭玉立，顾影罕俦，肌肤明润，弓弯纤小，一时之秀也。……觉其举止闲雅，酷似良家子。所陈设之物，亦幽澹入古。
宝儿雅有花癖，性尤喜梅。槛边阑角，时栽数株。及迁桥侧，室仅如斗，无隙地可种，犹购佳卉，手植于盆，虬枝屈曲，供于矮几，花时满室皆馨。
沪城殊乏清泉，宝儿当秋雨初过，辄涤磁瓮以贮，大罍小盎，竈室几满，有宿至一二年者。宝儿备论茶味，尤让水色。味取其轻醇，水辨其老嫩，有如苏廙之品汤。宝儿少尝习词曲，能识减画字，问余曰：“古人有嗜茶而着书者否？”余曰：“陆羽有《茶经》。”即乞写一本，置于香奁侧，常令指授，亦闺阁佳话也。
宝儿爱洁有癖，衵服必三日一易。帷帐不着纤尘。几榻盘盎，日令董媪以水洗拭。熏炉茶具，必自识别。虽与余亦不共。静坐封之，弥觉俗氛坌涌。
这样一位风度娴雅、酷爱赏花、品茗和焚香的妙人，比起晚明秦淮名妓来，毫无逊色。而王韬也通过对宝儿的描绘，暗示自己的品味与情趣，营造了高雅脱俗的自我形象。但这段爱情还是被金钱所毁。宝儿的丈夫不断恐吓勒索这对情侣，她不得不搬家，而王韬（玉魫生）却无钱应付勒索和为她置办新居，情缘不了而终：“宝儿既迁新第……余未识其处，莫得其耗，自此遂绝。一日过其书宅，见门上燕巢如故。紫雏数头，引颈巢外，呢喃如旧识。窗纱仍闭，悄然无人，桥边绿苔，长已涩户。踯躅久之，不忍遽去。室迩人远，徒怆我心矣。”人去楼空、只剩燕子“呢喃如旧相识”的凄凉景象，传递出深深的失落感。与过去流亡文人的作品遥相呼应，在没有开始政治流亡之前，王韬为传教士工作已经算是一种“文化流亡”——当时上海文人认为“以华事夷”是斯文扫地的行径，对此嗤之以鼻。传统流亡文人常常建构一种高洁而自怜的自我形象，例如以松、竹的品格自比。而名妓们往往以莲花自比，虽然堕落风尘却出淤泥而不染，在卑污环境中保持内心的纯洁。有趣的是，王韬自号“玉魫”则是在兰谱中评价极高的一种名贵白兰[87]，以“莹彻无滓、香清超凡”而著称。这一别致的自喻显然比陈词滥调的松竹之属更加高格，同时也具有女性化的特征。王韬在宝儿的故事中流露出的边缘文人在现实中的无力感，他自以为是名妓的“护花使者”，但其实他自己和花儿一样柔弱。
他在另一部刊刻于1875年的笔记小说集《淞隐漫录》[88]里，继续按照晚明的理想重写上海妓女的故事。例如在《眉绣二校书合传》一篇里，他写了两位饶富风情的妓女，眉君和李绣金，二人“性情豪爽，身具侠骨，胸有仙心。每见文人才士，极相怜爱，周旋酬应，出自至诚，从不琐琐较钱币；若遇巨腹贾，则必破其悭囊而后已”。她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对于文人才子的敬重偏爱，对于富豪的鄙薄无情——事实也许恰恰相反，我们谈论的是小说——她们与才子的爱情都富于戏剧性。眉君的故事里，因为鸨母索要更多的钱，她没有办法嫁给自己的爱人，受辱的才子离开了上海，眉君一气之下绝食，昼夜啼哭不止。鸨母没办法，只能让步，雇了一艘快艇去追那位才子，最后有情人终成眷属。李绣金爱上的书生钱某，开始一名不文，后来投笔从戎，遇有司赏识，升职为太守，回到上海去见李的时候却故意把自己打扮成蓬头垢面的乞丐，称自己一事无成，走投无路，来做诀别。绣金听后潸然泪下，拿出自己积蓄的五百金，赞助他经营事业，鼓励他“屡踬而后起”。钱生感动万分，赞之曰“巾帼中乃有此巨眼”[89]。这时候钱生才坦白身份，两人也最终成婚。在这篇合传故事里，两位妓女个性鲜明，一个以坚韧的斗争对付势利的鸨母，一个以“贫贱不移”的信念，忠诚于爱情，他们的爱人反而以陪衬的形象出现。
虽然两位女校书的故事结局圆满，比宝儿的故事多了乐观的色调，但实际上文人的形象却进一步虚弱化了，相对于妓女忠诚重义和勇敢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道德形象是模糊的，所追求的价值已经不是“道统”而是世俗的生计与成功。叶凯蒂认为，王韬对晚明秦淮的缅怀之情是洋场才子对其社会地位的边缘化以及上海租界所代表的象征意义的一种矛盾心理。清末上海的租界文人的晚明情结，与其说是出于思想上的认同，不如说是借晚明之酒杯，浇现世之块垒。此时，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和西方文化的渗透，整个社会与传统文化的联系日渐松动，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租界，资本主义商业因素给人们带来新的刺激，也带来世风与人心的微妙变化。晚清上海妓业的实况，却既非唐代以来妓女对落魄文人极尽同情模式，亦非晚明文学中所体现的柳如是、钱谦益式的平等态度与传奇关系，而是妓女一跃成为具有独立性、现代性的大都会新人物，文人反深感失落。晚清上海租界文人对晚明历史传统的缅怀、对名妓文化瓦解的惋惜，体现了文人本身社会地位的衰弱。晚明艳妓对沪上文人来说既是一种“文化资本”，又是一种“历史负担”[90]。
在整个“文人衰退”的时代语境下，追怀和书写晚明的秦淮故事，就不得不出现了叙事重心的转移：从颂扬名妓与名士的忠诚关系，到慨叹女性在乱离之世的人生命运，明季、秦淮、兵燹、乱离，成为清末文学描述女性乱世命运的最好故事模板。例如塞庵的文言小说《罗小凤》[91]，故事讲述扬州种蔬人蒋老被南下清兵掳入军中供奉杂役，有幸遇见“仁厚不嗜杀”的清军统帅，并以努力操作与勤朴品质赢得满族人的赞誉。接下来兵营以布袋装载售卖虏获妇女，和蒲松龄笔下的秦中老兵命运类似（《聊斋志异·乱离》），蒋也凑巧获得一位“嫣然少妇”。缘于蒋对女子患病期间的悉心照顾和人品忠厚，少妇决定委身于他。伴随着情节发展，少妇的身份也逐步暴露：原来她出身风尘，妓名罗小凤。虽然她曾经适人，但由于大妇悍妒，最终不得不落叶秦淮。其后几经市井暴徒的蹂躏、路遇盗贼的灾难、满清兵祸的冲击，至于“惟有死之心，而无生之望”，如今她认定忠厚诚恳的蒋老为终身托付。这对身处乱世的患难夫妻面临“战争甫定，南北初通，伏莽未宁，日用货物昂贵”的生计艰难，通过南北货物的流通交易，数年之间就得致大富。离乱之后得以全生的妓女罗小凤因为持家贤淑而被作者誉为“火坑中生金莲者”。无疑，较之风姿绰约、才貌双全、高标大义的秦淮名妓，罗小凤故事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时代价值结构的改写——尽管故事描述的依然是明季秦淮的青楼女性，但女性形象所投射的士人理想与政治抱负却已经消失不见，反而凸显出匹夫匹妇、一饭一蔬的民间性与日常性。
总之，无论是燕谷老人笔下的状元夫人曹梦兰、王韬笔下的风雅妙人宝儿，还是名不见经传的罗小凤，这些形神各异的妓女形象，在晚清语境下皆有其无关风月的文化意蕴：曹梦兰重金打造的上层士人沙龙，揭示了晚清上海公共思想空间的一个面向，同时这也是经济资本与文化/政治资本趋向联合的一个时代信号；虚构的晚清名妓宝儿既是对晚明秦淮的概念化、符号化的致敬，也是业已逝去的青楼—士子传统的无力招魂，更是失去了身份优势的边缘文人的自我镜像与慰藉；托言晚明妓女的罗小凤，代表了传统青楼叙事的另一脉络，即“卖油郎独占花魁”式的、对民间伦理和日常生活的歌颂，而在乱世的时代背景下，自有其价值取向的现实针对性。也许，透过以上3种妓女形象的建构，我们可以理解在传统帝国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转折时期，士人阶层与市民阶层如何面对他们所经历的身份颠覆与价值重构。
而在这一过程中，有关“情”的论述至关重要，萌芽中的现代主体，首先作为一个感伤的自我出现，骄傲地展示和炫耀他的眼泪，同时，他也并未拒绝宏大叙事和乌托邦理想，试图在民族国家的概念框架内、在哲学和社会学层面上对“小我”（恋爱与日常生活）与“大我”（国族之爱、革命、奉献和牺牲）加以区分。总之，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期的爱情小说与妓女传说的流行与演变，从一个侧面勾勒出社会生活结构与人们心灵“感觉结构”或显著或微妙的变化。
[1]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5页。
[2]伊瓦·戴维斯：《妇女、族裔身份和赋权：走向横向政治》，见陈顺馨、戴锦华选编：《妇女、民族与女性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42页。
[3]刘鹗，字铁云，号老残。小说署名“洪都百炼生”。江苏丹徒人。师从太谷学派李龙川，终生主张以“教养”为纲、“富而后教，养民为本”的太谷学说。一生从事实业，投资教育，以“教养天下”为目的。刘鹗出身官僚家庭，但不喜科场文字。他承袭家学，于医学、水利、音乐、算学等颇有心得，并纵览百家，喜欢收集书画碑帖、金石甲骨。其《铁云藏龟》一书，最早将甲骨卜辞公之于世，“甲骨四堂”中的二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刘鹗的影响。光绪十四年（1888年）至二十一年，先后入河南巡抚吴大澄、山东巡抚张曜幕府，帮办治黄工程，成绩显著，被保荐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知府任用。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应外商福公司之聘，任筹采山西矿产经理。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事起，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刘鹗向联军处购得太仓储粟，设平粜局以赈北京饥困。三十四年（1908年）清廷以“私售仓粟”罪充军新疆，次年卒。
[4][清]刘鹗：《老残游记》，严薇青校注，济南：济南出版社，2004年，第1页。
[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见《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47页。
[6]同上。
[7]见《孟子·滕文公上》：“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8]Sulamith Potter，“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 in Rural Chinese Social Life”，Ethos，Jun.1988，16（2），pp181—208.
[9]晚清写情小说类别的出现，乃至小说分类标示的意识，都与欧洲小说的译入有关。有学者指出：“就有些晚清小说中有标示的作品总体而言，主要都是翻译小说，如标示冒险小说的作品共21篇，其中20篇是译作；标示科学小说的作品共19篇，其中15篇是译作；标示侦探小说的共84篇，译作为69篇，整个侦探类小说97篇，译作为79篇，占81％；标示言情小说的共40篇，译作为31篇，整个言情类小说123篇，译作为66篇，占54％。细观晚清小说标示之历程，可以发现它开始于翻译小说，而且直到晚清时的最后4年里，创作小说有标示才在数量上占据了优势；而冒险小说、科学小说与侦探小说等门类作品的标示，始终是翻译小说占优势，创作小说只有少量的几篇。”见陈大康：《关于晚清小说的标示》，《明清小说研究》，2004年第2期。
[10]清末民初小说类型是繁多而混乱的。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刊的《清议报》最早采用现代小说分类，出现写情小说的标示。1902年梁启超编《新小说》提出的9种小说分类，包括“写情小说”。1905年《小说林》所提出12种小说分类，包括“言情小说”。1906年《月月小说》从“写情小说”中又分出“侠情小说”和“艳情小说”。小说、写情小说，另外还有艳情小说之名。小说分类一般与杂志的栏目设置相关，表现了编者的文类划分意识，有较多的个体主观性。
[11][清]吴趼人：《恨海》，见海风编：《吴趼人全集》，第五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页。
[12]在“私”“欲”成为晚明思想史主要话题的同时，“情”则成为晚明文学的关键词。以徐渭、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冯梦龙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高扬“本色”“童心”“性灵”“情至”“情教”的旗帜，鼓吹“性情”，在晚明文坛上掀起了一场狂飚突进的文学革新运动，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主情”思潮，流波所及，一直延续到清代。
[13]《孟子·告子上》，《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57页。
[14][日]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陈耀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页。
[15]吴存存：《明清社会性爱风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2页。
[16]冯梦龙：《情史类略·情史序》，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1页。
[17]张琦：《衡曲麈谈·情痴寤言》，《中国古典戏曲集成》，第四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第273页。
[18]洪涛：《以情为本：理欲纠缠中的离合与困境——晚明文学主情思潮的情感逻辑与思想症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4期。
[19]周应宾：《识小篇》，厦门大学编：《李贽研究参考资料（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65页。
[20]黄卫总认为，主情主义理论不同时期的主张有明显的差异，即使是同一主情论者或在同一阶段也是歧义纷呈相互抵牾。在和理、欲的关系上，并非一味的斥理崇欲，而是存在一个情与理先分后合、情与欲先合后分的吊诡。见Martin W.Huang，“Sentiments of Desire：Thoughts on the Cult of Qing in Ming-Qing Literature”，Chinese 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Dec.1998，20，pp153—184.
[21]冯梦龙：《情史类略·情史序》，长沙：岳麓书社，1984年，第1页。
[22][明]孟称舜：《二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本戏曲编辑委员会编：《古文戏曲丛刊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页。
[23]Remond Williams，Marxism and Literatur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131.
[24]Haiyan Lee，Revolution of the Heart：A Genealogy of Love in China，1900-
[25]Patrick Hannan，“Introduction”，The Sea of Regret：Two Turn-of-the-Century Chinese Romantic Novel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5，p13.
[26]David Wang，Fin-de-siecle Splendor：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1849—1911，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48.
[27][清]吴趼人：《恨海》，见海风编：《吴趼人全集》，第五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28]同上。
[29]同上，第23页。
[30][清]吴趼人：《恨海》，见海风编：《吴趼人全集》，第五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72页。
[31]Rey Chow，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1，p57.
[32][清]吴趼人：《恨海》，见海风编：《吴趼人全集》，第五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75页。(https://www.daowen.com)
[33]Tang Xiaobing，Chinese Modernity：The Heroic and the Quotidian.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0，pp42—44.
[34]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p98.
[35]《新石头记》创作于1905至1906年间，最早发表于1905年末的上海《南方报》，仅十一回。1908年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单行本，共四十回。标“社会小说”，署名“我佛山人”。
[36]魏绍昌：《吴趼人研究资料》，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19页。
[37][清]吴趼人：《新石头记》，见海风编：《吴趼人全集》，第六卷，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25页。
[38]“顽固之伧，以新学为离经叛道；而略解西学皮毛之辈，又动辄诋毁中国常经。”同上，第234页。
[39]李青果：《情感·道德·国家——吴奸人〈恨海〉及其周边》，《云梦学刊》，第30卷第6期，2009年。
[40]早在80年代初，李泽厚就提出“情感本体”论，将儒家文化本体称之为“情感本体”。见李泽厚：《主体性的哲学提纲之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1期。
[41][法]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4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82页。
[43]同上。
[44]刘梦溪主编，钱基博：《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16页。
[45]陈建华：《帝制末与世纪末：中国文学文化考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85页。
[46]潘建国：《晚清汪康年出版〈巴黎茶花女遗事〉始末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10页。
[47]时人评论如：“《时务报》译《滑震笔记》、《长生术》，皆沉冗无味。”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6页。
[48]方豪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3辑·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319页。
[49]严复：《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65页。此诗作背景：光绪三十年（1902），张百熙时为管学大臣，聘严复作编译局总办。离京之时，朋友在陶然亭为他践行，沈瑜庆、郭曾炘、张元奇赠诗送别，严复和诗勉励同侪。
[50]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6页。邱氏评论中有“情生文，文生情”句，出自剩斋氏《英云梦传弁言》：“晋人云：文生情，情生文。盖惟能文者善言情，亦惟多情者善为文。”《英云梦传》是一部稍显平庸的才子佳人小说，全书共十六回，题“震泽九容楼主人松云氏撰”，首有弁言，后署“同里扫花头陀剩斋氏拜题”。作者真实姓名无考。据“弁言”所称“癸卯之秋”及“昭阳单阏”，知此书成于清乾隆四十八年（公元1783年）。
[51][明]毛声山：原评《第七才子书琵琶记》自序，见善成堂雍正乙卯年巾箱本，1735年，第一册第1页。
[52][清]明教中人编次，游方外客批评：《好逑传》，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48页。
[53]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34页。
[54][法]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林纾译，见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域外翻译小说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55]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域外文学译文卷·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87页。而邱菽园对“茶花女”另有一种解释：“按唐方言，呼女之美者为‘茶’，故元遗山句：‘学念新诗似小茶’。”见邱菽园：《挥塵拾遗》，收入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6页。
[56]林纾：《露漱格兰小传》序，收入阿英编：《晚清文学丛钞·小说戏剧研究卷》，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98页。
[57]1923年2月27日寒光复周作人函，见寒光：《林琴南》，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第5页。
[58][德]斯文·克拉默：《本雅明》，鲁路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页。
[59][唐]王定保：《唐摭言》，第一卷“散序进士”条，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第15页。
[60][五代]王仁裕等：《开元天宝遗事十种》，天宝上卷“风流薮泽”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57页。
[61][唐]孙棨：《北里志》，见《唐国史补等八种》，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第618页。
[62]参见陶慕宁：《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第一章“唐代青楼文学的审美品味与文化意蕴”，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第7—16页。
[63][明]余怀：《板桥杂记》，台北：艺文出版社，1969年，第3页。
[64][清]秦际唐：《题余澹心〈板桥杂记〉》，见李金堂校注：《板桥杂记（外一种）》，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页。
[65]见李金堂：《明代南京旧院的兴衰与〈板桥杂记〉》，《东南文化》，2001年7月。
[66][明]黄宗羲：《思旧录》，《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58—361页。
[67][清]余怀：《板桥杂记·中卷》，“葛嫩”条，台北：艺文出版社，1969年，第207页。
[68][清]余怀：《板桥杂记·中卷》，“顾媚”条，台北：艺文出版社，1969年，第316页。
[69]龚鼎孳：《定山堂诗余》，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6页。
[70]龚鼎孳：《寒甚，善持君送被，夜卧不成寐，口占答之》，见《定山堂诗集》，卷三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78页。
[71]两朝均属通过“易服”而“易代”（“明亡薙发，清亡男子剪辫/女子放脚”）；都存在典型的政治痼疾（“明有周奎之贪，清有那桐之诈”）；都经历了剧烈的刀兵血影（“清之亡明，恃火器之利，民之亡清，恃炸弹之烈”）；都亡于新兴的、异质于君主专制的政治团体（“明末亡于东林党，清末亡于革命党”）。见甬上子枚：《明末清末之比较》，《申报·自由谈》，1911年12月30日。
[72]林纾：《讽喻新乐府·调停法》，《林纾诗文选》，第21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
[73]柳亚子：《吊鉴湖秋女士》，《磨剑室诗词集》，第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74]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56—57页。
[75]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4页。
[76][美]韩南：《中国近代小说的兴起》，徐侠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40—43页。
[77]龙公（姚鹓雏）：《江左十年目睹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第1页。
[78]同上，第78页。
[79]燕谷老人：《续孽海花》，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74页。
[80]燕谷老人：《续孽海花》，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7页。
[81]汪了翁：《上海六十年花界史》，上海：时新书店，1922年，第39页。
[82][美]贺萧：《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韩敏中、盛宁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7页。
[83]燕谷老人：《续孽海花》，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2页。
[84]燕谷老人：《续孽海花》，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页。
[85]燕谷老人：《续孽海花》，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8页。
[86]首先收入光绪四年的《艳史丛抄》（1878），后收入宣统三年虫天子（辑录）：《香艳丛书》，上海：国学扶轮出版社，1909年。下不赘述。
[87]玉魫，或鱼魫，兰花名种。宋代赵时庚《金漳兰谱》在“叙兰容质”中记载：“鱼魫兰，十二萼，花片澄彻，宛如鱼魫，采而流之水中，无影可指。叶则颇劲，色绿，此白兰之奇品也。”在“品第高下”中的最后一句：“赵花又为品外之奇”。明代张应文《罗钟斋兰谱》中记载：“玉魫兰，一曰玉干，一曰鱼魫，总而名之云尔。其花皓皓纯白，瓣上轻红一线，心上细红数点，莹彻无滓，如净琉璃。花高于叶六七寸，故别名出架白。叶短劲而矫细，色淡绿近白，从其花之色也。香清远超凡品，旧谱以为白兰中品外之奇，其珍异可知矣。”
[88]《淞隐漫录》，又名《后聊斋志异图说》《绘图后聊斋志异》，王韬刻印于光绪初年（1875年）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各篇原发表在上海《申报》副刊《点石斋画报》，历时3年余。《淞隐漫录》的体裁和题材都仿照蒲松龄《聊斋志异》，但取材范围较《聊斋志异》广，包括多篇关于日本艺妓（《记日本女子阿传事》《柳桥艳迹》《东瀛才女》）和欧洲复仇女子《媚丽小传》）的故事。《淞隐漫录》是王韬“追忆三十年来所见所闻，可歌可愕之事，聊记十一，或触前尘，或发旧恨……时与泪痕狼籍相间”（《淞隐漫录·自序》）。
[89]原文：“眉君遂绝粒，蒙被僵卧，昼夜饮泣，目尽肿。其母无奈何，偕眉君乘舟追之，及之于塘栖，卒以五千金归于花影，僦屋湖畔福隐山庄，成嘉礼焉”；“绣金亦哭，久之，曰：‘天生君才必有用。古英雄有屡踬而后起者，君特小挫折耳，何患。妾藏有五百金，愿奉君经营事业，特不可使阿母知也。’急检箧笥出单五纸，纳钱袖中。钱抚绣金背曰：‘卿真我之知己也！巾帼中乃有此巨眼！’遂以直告，竟纳之为妇，载之北归”。见[清]王韬：《淞隐漫录》，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87—88页。
[90]叶凯蒂：《文化记忆的负担：晚清上海文人对晚明理想的建构》，见《晚明与晚清：历史传承与文化创新》，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91]连载于1913年6月5日、7日、15日的《民立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