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招魂

几乎没有人能够否认，中国最强大的传统是皇权及其严苛的等级制度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家庭就是对皇权的微观而精妙的模仿。鲁迅在其作于1925年的杂文《灯下漫笔》中，引用《左传·昭公七年》中的话“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然后微言大义道：

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虽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离现在也太辽远了，但“复古家”尽可不必悲观的。……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只有满人已经退席，和先前稍不同。[3](https://www.daowen.com)

鲁迅无疑是一个悲观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他并不认为清王朝的结束、中华民国的建立对埋藏于中国人思想深处并过于坚硬凝固的王权传统有什么影响，更遑论其隐蔽的微观结构。鲁迅所提出的沉重的思想命题超出了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范畴，我们在这里所要关注和探察的，是在这样一种确定的历史现实的前提下，某种特定制度、思想与人际关系内部的情感模式：这种情感的表达主体，是掌握文化权力的文人，而其情感对象，一端是皇帝，一端是妻子。我们只要看看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传统对于理想君王的痛楚向往，就不难想见，文人们对“理想妻子”该是多么渴求而富于想象。在这种二元的情感投射里，他们以理想君王或者理想君臣关系来界定自我，而“理想妻子”则是理想自我的二度模拟。如果说“香草美人”属于一个显在的“大传统”的话，那么“理想妻子”则是有待于我们详加考察的“小传统”，接下来我们不妨“以小见大”，考察在皇权制度崩溃的时代文人们的情感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