雌雄并蒂，革命花开
在思想运动高度发达、知识观念快速更新的晚清，那些贤如孟光、良比孟母的传统女性已经落伍，不再为文人志士所青睐了，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文人/知识分子的娶妻标准是常常随时尚而变化的。当晚清掀起轰轰烈烈的戒缠足运动时，赶时髦的读书人开始热衷于娶“大脚女”；当一些开明士绅的女儿们纷纷走进学堂时，这一标准则演进为“大脚而读书”。例如上海“天足会”（Natural Feet Society）会长、英国耶稣会教士立德夫人（Mrs.Archibald Little）在叙述戒缠足运动的影响时说：
西人设女塾，以佐中国之不逮，塾中之女，无不六寸肤圆，年届及笄，人争娶之，其不得者，辄恨各塾教女之少。浙江乡间有世家女，誓不从其母缠足之命，而亟亟焉问字读书，既而求婚者踵趾相接，或问，何取乎？尔曰：“取其大脚而读书也。”[8]
而当以身报国的英雌/英雄开始成为流行偶像时，时髦的爱情理想就变成了“娶妻当娶苏菲亚，嫁夫当嫁玛志尼”[9]。由此，日后流行的“革命+恋爱”文学想象模式基本形成，爱情的基准是双方政治信仰与热情的高度一致而不是彼此的异性相吸，而爱情的标准姿态也不是四目相对含情脉脉，而是一前一后昂首挺胸，共同眺望未来黄金世界的曙光。
南社诗人柳亚子曾自述其爱情理想的变化轨迹：
我最初的目标，自然希望找一位才貌双全的配偶。但到辛丑壬寅之间，天足运动起来，目标便又转移了。一个理想的条件，应该是知书识字的天足女学生。更理想一点，则要懂得革命，或竟是能够实行革命的，像法国玛利侬俄国苏菲亚一流人物才行。
南社既是反清革命志士的聚集地，也出了不少“雌雄并蒂，革命花开”的革命夫妻。其中高旭、何昭夫妇及早期的刘师培、何震夫妇都是南社诸子企慕的理想对象。柳亚子就以诗句“慷慨苏菲亚，艰难布鲁东”和“却羡女权新史艳，更罗兰、玛利雄心贮”[10]分赠两对夫妇，把他们都比作西方的革命英雄或英雌。
清末堪称“暗杀之时代”[11]，那时候的革命志士多有走极端、扔炸弹、但求赴死以报国的奇想，更渴望得一红颜同道，共进退同牺牲。他们坚信“义旗北指，羽檄西驰，革命军中必有玛尼他、苏菲亚为之马前卒者，巾帼须眉将相携手以上二十世纪之舞台，而演驱除异族光复河山推倒旧政府建设新中国之活剧”[12]。
在此我们不禁产生疑问，小说《黄绣球》中所呈现的较为温和的“改良夫妻”，为什么没有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爱情想象呢？其间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的改良派在很短的时间内都竞相趋于“革命化”了；而更为隐秘的深层原因则可能在于，“红粉”与“爆裂弹”、“美人”与“流血”的意象结合更富于刺激感，“美的毁灭”也具备颇合文人口味的美学深度。所谓“最是令人忘不得，桃花血染玉肌红”[13]；“我爱英雄犹爱色，红颜要带血光看”[14]。那些以身报国的英雌女杰的身体受难经验，在作为“看客”的男性诗人那里转化为凝视女性受难身体的极端美学体验甚至特定意义上的审美愉悦，这种男性对女性的赏玩心理隐藏在其无意识的最深处，这也就是革命女杰秋瑾被杀和示众之后在晚清社会掀起轩然大波、被各大报刊媒体大肆渲染的深层次原因之一[15]。鲁迅在其以秋瑾为原型的著名小说《药》[16]中以“人血馒头”的隐喻尖锐地批判了民众对革命者牺牲的麻木不仁以及看客心理，但对于“嗜血情结”中蕴含的微妙性别意味，则令人遗憾地全然未觉。
另外一个对照性的话题是：那些义无反顾的革命女性，又有着什么样的爱情理想呢？在此仍以秋瑾为例。
秋瑾的婚姻状况是研究其革命心理动因的重要参照。尽管她的生前友人与后来的研究者对此有不同的阐释，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她与丈夫王子芳不合。1896年，秋瑾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给了这个富家子弟，婚前她并未提出反对的意见，但婚后丈夫的行止却令她颇为失望和不满，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王家由经商致富，缺少耕读之家的儒雅书卷气息；丈夫更是“幼年失学”，以至于秋瑾有“天壤王郎”之叹。“天壤王郎”这个典故，说的是东晋才女谢道韫嫁王羲之之子王凝之，悒悒不乐。据刘义庆《世说新语》之《贤媛》篇载：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17]
王凝之的相貌风度都不差，为何被谢道韫如此轻视鄙薄？原来是他的才华学问实在难与谢家诸子相比肩，使妻子在她的父兄辈中丢了面子。而秋瑾诗才卓越，自视甚高，她曾在诗中自比谢道韫：(https://www.daowen.com)
咏絮何辞敏，清才扫俗氛。可怜谢道韫，不嫁鲍参军。[18]
在秋瑾看来，才女谢道韫只有嫁给南朝才子鲍照之类的才俊，才够般配。此种一厢情愿的后设，既是替谢道韫鸣不平，更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诗中隐身未出的“王郎”就是暗指丈夫王子芳。当时一般的富家子弟多在京中捐官而坐食俸禄，王子芳也不例外。而这类捐来的官“如习举业，仍可以附监生资格，赴顺天乡闱，取科第显达”，但王子芳由于自幼失学，“此途绝望”，这是秋瑾“最痛心之事”[19]。
这种痛心的背后，潜藏着传统女性“夫贵妻荣，望夫扬名”的心理期待，秋瑾显然未能免俗。不过，秋瑾本人的确有着强烈的社会功名欲求，她念兹在兹的是“他日得于书记中留一名，则平生愿足矣”[20]，其挚友徐自华曾有“呜呼璇卿！好名太甚，祸及厥躬”[21]之叹。秋瑾曾表示，“如得佳偶，互相切磋”，“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22]，现实生活中却是事与愿违、所遇非人。幸运的是秋瑾遇到了一个和她“青史留名”梦想一拍即合的时代，她远走日本而加入反清革命斗士行列，以一种傲人的“雄姿”屹立时代潮头，其潜在的扬名欲望逐渐由传统夫贵妻荣的替代式心理满足转向“始信英雄亦有雌”[23]的自我满足。尽管英年早逝，却也在特定的意义上实现了夙愿。
如果把柳亚子和秋瑾的爱情理想相对照，可以发现，当一些进步开明的男性知识分子开始向往“革命夫妻”的时候，女性先行者却往往在内心深处仍然抱着颇为传统的择偶观。这就为我们观察“传统”施诸两性的不同影响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角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男性不留恋文人理想妻子的传统刻写模式。换言之，他们往往对理想妻子施以双重标准的想象，在公共性和时尚性的领域，他们希望妻子是当之无愧的革命英雌；而在二人世界的私密领域，他们又希望妻子能够体现琴瑟和鸣的温柔一面，希望她能吟诗共酒，做一朵心有灵犀、乖巧可人的“解语花”。何昭为丈夫高旭的画作《花前说剑图》题诗云：
渠侬击剑我吹箫，愁涌心头把酒浇。
便遇名花能解语，谈天画地恨难消。[24]
虽然这首诗表面上说的是革命夫妻时髦的爱国忧思，但它所营造的两性关系场景及其美学情境，又分明散发着传统文人世界的精神芳泽。
随着清朝的覆亡和民国的建立，这种以排满革命为背景、“花前说剑”式的革命爱情逐渐淡出了历史前台。不过清朝的覆灭并没有使传统社会随之湮灭，而是使它越来越陷入混乱，面对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乱象，人们普遍感到失望和彷徨，革命再次失去方向。1918年孙中山回顾民初的情形时感叹：
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溯夫吾党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国救种为志……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热，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25]
于是，作为一种时代的曲折反映，1912—1919年间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就是“曾经持有对立政治立场的人共同地追缅过去的年代”。这一现实投影到文学想象当中，就造成“那种敢作敢为、不让须眉的‘新’女性已经不为时代风气所重，文人们重新欣赏起凄凄苦苦、哀婉幽艳的女性美”[26]的现象：一方面，社会现实的混乱使逃避现实的“鸳鸯蝴蝶小说”式的书籍大受欢迎[27]；另一方面，“五四”之后，以《浮生六记》为代表的一些明清文人悼亡忆旧、陈情感伤的回忆录[28]被重新发现，屡屡翻印，成为大受青年喜爱的热门书而流行一时，并且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和讨论。当时一些活跃于文坛、负有时名的文人学者，对这类多描述文人夫妻理想关系与生活情趣的旧时文字颇为关注，或撰文推介，或引入著述，使得这些故事里几近完美的文人妻子形象逐渐超越了文学形象的范畴而成为一种与时代思潮有某种契合的文化符号。
我们需要探讨的是，用这种旧文字所编织出来的女性形象，何以摇身一变成了熠熠生辉的新符号？其间“理想妻子”作为男性文人最隐秘也最强烈的生活与文化期待，其内涵和意义有何变化？它对于新观念的生成有何种影响与作用？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观念连续性，它又将讲述一个怎样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