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外何处觅仙踪
1884年，王韬结束了他在英国和日本大受尊崇的游历，怀着某种复杂的心情回到他阔别了22年的上海，定居在沪北吴淞江滨的淞隐庐。此时的他，远离了曾经的政治改良韬略和理想，开始了闭门著书的专业作家生涯。此时他年过半百，渐入老境，像所有的老年人一样，他喜欢在文字的幻象中追忆前尘往事，鸿爪雪泥。于是有了一部文言小说集《淞隐漫录》[4]。这部书的体式、写法完全模仿《聊斋志异》，以描写花妖狐魅、神鬼精怪的女性为大宗。这些女主人公无论为仙为鬼为兽，都对书生情有独钟，且毫无例外地聪明、美丽、痴情、贤良、贞烈。
其中一篇《仙人岛》，话说福建泉州有一位“好游”并“思探奇海外”的书生崔孟涂，随一巨舶出海，遭遇飓风，漂流至一岛，岛上层峦叠嶂，遍布幽花异草，清泉冽涧。船长在航海图上却查不到这个岛的所在。崔生断定自己到了仙境，决定不回去了，就在岛上的石洞里住下。果不其然，崔生在林木杳霭中隐约看到一间溪水环绕的庐舍，近前则发现一个垂髫小鬟当溪浣纱，小丫鬟看到崔生吓了一跳，奔入禀告主人。须臾，一位唐宋装束、貌古神清的老翁出现了，欲待谈话，“崔操闽音，啁啾不可辨”，翁不禁笑曰“此真南蛮鴃舌之声也。仆昔日幸从张丞相南渡，盘桓三月，得以略知其义耳”。不过，这一隐含在语音的、“中原”对“南蛮”的优越性叙述很快逆转，当老翁问崔生是否读书、崔回答已位列秀才时，“翁大喜，肃然致敬，令媪呼女出见”。“女至，淡妆素服，丰韵娉婷，神仙不啻也。”接下来的情节似曾相识：老翁先是请崔生为女儿碧蘅授业《四书》，然后声称自己要一履尘世云游，一去20年，“弱息不能携带”，以碧蘅嫁崔。
却扇之夕，女盛妆靓服，容益艳美，伉俪之笃，有可知也。……岛中无寒暑，无昼夜，珍禽驯兽，多中土之所未识。亦无历日，以花之开谢、树之荣落为春秋。崔自与女居，饥则食，渴则饮，倦则眠，醒则起，约略二十年，而容转少。[5]
无奈仙缘短暂，20年后老翁云游归来，执意要将崔生遣送回去，并说“此天数，不可久留也”，“子道念苟坚，何患无相见日耶？”崔生登船，舟去如箭，竟然夕至浙江乍浦港，他辗转回到故乡，旧时亲友大多亡故，幸存的也潦倒龙钟，不能相认。崔生感慨人世荣华如飘风过耳，于是祝发为道士，任郡南天后宫住持，终日持斋诵经。一天清晨，崔道士“忽见一鹤，羽衣蹁跹，翔舞庭际，若有所觅。口中衔一丹书，见崔，飘然下堕”。崔拾起视之，原来这封仙鹤带来的书信，是其“世外妻”碧蘅所写，信中云：
一别不知几岁历年，窗前一株鸭脚桃，已三十度著花结子矣。每食桃辄念君，欲寄一枚，道远莫致。所弃桃核，今已成林，而君渺无还期，老父临别之言，何不记忆，乃忍于尘世中疾病老死，如蜉蝣如朝菌哉！
这封情真意切、充满相思之苦而又颇具警醒点化之功的召唤情书，令崔道士衷怀震动，“悲惋久之”。于是他向长于航海的泉州本郡人多方打探他曾去过的仙岛，“缅述方向景物，率皆曰无有”。显然，除了崔道士本人，没有人知道或者见过这个虚无缥缈的岛。他并不甘心，仍想着随船泛海，穷至仙境。
有老于舵工者闻之，笑曰：“君殆痴矣！今时海舶，皆用西人驾驶，往还皆有定期，所至海岛皆有居人，海外虽汪洋无涯涘，安有一片弃土为仙人所驻足哉？子休矣！忽作是想，徒构空中楼阁也。”
“老于舵工者”的这段话，十分耐人寻味。“西人”所驾驶的海船，及其定期往返的、地理上实存的海岛，代表了一个日趋世俗化、理性化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维度，是经过西方意义上的科学测量而被确定认知的，它有着可触的边界，有着“现实”与“理性”所散发的金属质的硬度与气息，有着“此岸”与“俗世”特有的一览无余的欣快。而传统中国的观念与想象世界里所充斥的灵兽神鬼、妖狐仙姬，以及它们的创造者借以抒发的忧愤感伤，则在这一个世界里没有措身之地。王韬在《淞隐漫录》的自序里，用一种颇为忧郁的语调谈论这两个世界的更迭：
昔者神禹铸鼎以象奸，惜其文不传于今。或谓伯益之所录，夷坚之所志，所受之于禹者，即今《山海》一经是也。然今西人足迹，遍及穷荒，凡属圆颅方足、戴天而履地者，无所谓奇形怪状如彼所云也。斯其说不足信也。麟凤龟龙，中国谓之四灵。而自西人言之，毛族中无所谓麟，羽族中无所谓凤，鳞族中无所谓龙。近日中国，此三物亦不经见。岂古有而今无耶？古者宝龟为守国之器，今则蠢然一介族尔，灵于何有？然则今之龟亦非古之龟也，甚明矣。[6]
以西方近代科学中的生物学知识来衡量，中国古代传说中的麒麟与龙凤，都是无稽之谈，而灵龟也是人为附会的迷信而已。然而，西方人不了解，中国人在这样的怪力乱神中寄托了多少美好的感情和独特的王道理想，在龙飞凤舞、麟瑞龟祥的世界里，中国有着自在自为的秩序，怡然自得。但随着“西方”作为这一整套观念与知识谱系并借助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一系列优势在中国大肆传播开来，之前那个传统中国的观念与想象世界轰然坍塌，它不再迷人，反而显得怪异可笑。(https://www.daowen.com)
最终，被舵工嘲笑为做白日梦的痴汉的崔道士，没能重返仙岛与世外仙妻团聚，而是被盗寇谋财害命，身中数刀而死。崔道士的惨烈的死，似乎喻示着那个西方世界的绝对胜利。作者王韬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他对自己放弃早年热衷的西学和改良大业来做这么一部向《聊斋志异》致敬和怪力乱神的小说，多少感到有些歉然：
西人穷其技巧，造器致用，测天之高，度地之远，辨山冈，区水土，舟车之行，蹑电追风，水火之力，缒幽凿险，信音之速，瞬息千里，化学之精，顷刻万变，几于神工鬼斧，不可思议。坐而言者，可以起而行，利民生，裨国是，乃其荦荦大者。不此之务，而反索之于支离虚诞、杳渺不可究诘之境，岂独好奇之过哉，其志亦荒矣！
然而，他接着为自己辩解道：
不佞少抱用世之志，素不喜浮夸蹈迂谬，一惟实事求是。愤帖括之无用，年未弱冠，即弃而弗为。见世之所称为儒者，非虚狂放，即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无所知，而反嚣然自以为足；及出而涉世，则忮刻险狠，阴贼乖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谓旷朗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二。呜呼！不佞于是乎穷矣！……盖今之时为势利龌龊谄谀便辟之世界也，固已久矣。毋怪乎余以直遂径行穷，以坦率处世穷，以肝胆交友穷，以激越论事穷。困极则思通，郁极则思奋，终于不遇，则惟有入山必深，入林必密而已，诚壹哀痛憔悴婉笃芬芳悱恻之怀，一寓之于书而已。求之于中国不得，则求之于遐陬绝峤，异域荒裔；求之于并世之人而不得，则上溯之亘古以前，下极之千载以后；求之于同类同体之人而不得，则求之于鬼狐仙佛、草木鸟兽。
一位曾抱“用世之志”、素喜“实事求是”的维新知识分子，一个不以腐儒为然、寻求心地旷朗之同道的改良主义者，在一个“势利龌龊谄谀便辟”的世界中饱受打击和挫折，既不能适应人际的游戏规则，又无法面对现实和理想的巨大落差，“于是乎穷矣”。幸运的是，他还有一个想象的世界可以汪洋恣肆，可以聊慰平生。他已经明确指出，这个世界的时间、空间和存在主体都是异质性的，对于身处戊戌变法之酝酿期和中国最西方化的城市上海、曾经热情拥抱西方文化与改良主义的王韬来说，这个世界实际上已经无望抵达了。
如果仔细阅读，你会发现，和《聊斋志异》中那些美丽妖异、骨肉丰满、性格生动的女子相比，《淞隐漫录》中的女子已经大失光彩而趋于符号化了，作者的语言艺术功力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因素在于作者世界观和心态的差异：当王韬作为晚清最先接受西方知识、文化与思想的知识分子之一写下《淞隐漫录》这样的书愤之作时，他已经不可能再有蒲松龄那样的耐心和情感来描摹那些花妖狐媚，他绝望而清楚地知道，能够为这些女子提供呼吸和血肉、能够与之和谐相生的古典中国世界，在一定意义上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他笔下的女性，仿佛薄薄一片纸剪的人形，虚浮在除旧布新的世界上方。他在写作中不得不为这种绝望痛哭流涕，“墨渖淋漓，时与泪痕狼藉相间”[7]。
以西方的“新文化”为理想、在现实中碰壁后转而到传统的“旧文化”中寻求慰藉，却蓦然发现这慰藉的虚幻和徒劳，这种看似矛盾复杂实则再自然不过的情感，普遍存在于新旧交替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内心，王韬只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个案之一罢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王韬笔下苍白虚幻的“世外仙妻”形象，也象征着古典世界里理想妻子形象的过时与没落。在漫长的文学传统中，理想妻子的形象从来都是文人墨客津津乐道的创作主题，他们在“理想妻子”身上寻求功名失意的慰藉，寻求自我人格理想的镜像，寻求审美、情感与文化趣味的愉悦。而正是晚清现实世界的急遽变化，使得文学想象中的仙鬼妻、花狐妾们失去了往昔的魅力。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理想妻子”在晚清的现实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