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家庭》：理想妻子的画像

当别的女学生还纠结在“知识”的过剩与“出路”的价值疑问时，冰心迅速而肯定地回答了这一问题。1919年9月18日至22日在《晨报》上连载的《两个家庭》[89]被认为是冰心的第一篇小说。身为女学生的叙述者“我”，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将自己哥哥和哥哥的好友陈先生的家庭做了一番比较。通过比较两个家庭，“我”恍然悟到家庭的幸福与不幸完全取决于“主妇”，因为“家庭的幸福与苦痛，影响男子建设事业能力”这一至理真谛。小说最鲜明的特征，是强调了“女性的家庭和男性的社会”这个二元结构。表面上看，小说重弹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老调，但小说营建的看似熟悉的“家庭”，实则是一个全新而富有性别意义的空间。首先，冰心用“家庭/社会”二元结构代替了“个人＜家庭＜国家＜世界”的传统同心圆结构，这样，同心圆结构中无所不在的男性权威被缩小和限定在“社会”之内，而“家庭”则被重构为女性得以发挥自主性的权力领域[90]。

在这样的家庭内，女性的主体地位是通过冰心精心设计的“亚茜”这一主妇形象及其行为规范得以体现的。亚茜是一位接受了大学教育的女学生、“我”的同学，也是我的三嫂。“我”首先注意到了亚茜家庭作为一个现代知识空间的格调与气氛：

进到中间的屋子，窗外绿荫遮满，几张洋式的椅桌，一座钢琴，几件古玩，几盆花草，几张图画和照片，错错落落的点缀得非常静雅。……处处都很洁净规则。右边一个门开着，里面几张书橱，垒着满满的中西书籍。[91]

行动于这样的空间内部的亚茜，不仅善于烹制可口的饭菜、给孩子编织衣袜和安排家庭经济用度，而且还是传播现代知识与思想观念的教育和启蒙者。比如“我”惊讶于侄儿敢于独自一人在黑暗的房间中入睡，亚茜则解释说：“我从来不说那些神怪悲惨的故事，去刺激他的娇嫩的脑筋。就是天黑，他也知道那黑暗的原因，自然不懂得什么叫做害怕了。”这表明亚茜在努力保护孩子不被传统故事所传播的前现代迷信和荒唐无稽的想象力所侵袭，并通过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熏陶来培养孩子“正确”的世界观和科学思维方式。亚茜不仅用心良苦地让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学习科学知识，而且在生活中特别注意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从不以大人的要求强迫孩子，还颇具匠心地通过“请我们的小接待员”招呼客人的方式来培养孩子从小就参与家庭事务的民主意识。在这里，亚茜表现出不同于传统贤良的养育者角色的现代要素，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被当时的反传统主义者推举为现代性之核心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通过此种方式教育“孩子”。

又比如，“我”在亚茜家时恰巧陈先生来访。“老妈子”看了陈的名片就来告诉主人有位“陈先生”到访，“我”不禁讶于佣人也识字这件事，后来才知道那也是亚茜教其认字、为其扫盲的功劳。为社会下层阶级扫盲本是社会改革事业的一环，而主妇亚茜这种扩大化了的社会作用也可以通过她的翻译工作得以确认。外国书籍的翻译需要具备相当的知识和教养水平才有可能，但与其说这是与亚茜个人素质相关的问题，毋宁说是作者的有意设计——对于力图从西方寻求现代化动力与方案的中国来讲，翻译西方的知识和思想是无比重要的民族改造与重塑的伟大事业之有机部分。有学者认为，冰心通过亚茜在家庭内部所履行的多重角色“将家庭本身划归为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家庭不再是从属于社会的附属领域，而是与社会平等的公共领域”，从而“女性得以实现作为公共主体的合法地位”[92]。但值得商榷的一点是，亚茜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并不意味着“家庭”与“社会”是两个平等的权力范畴或者女性角色的“公共化”。恰恰相反，冰心把女性人物的行动严格限制在“家庭”空间之内，即便其行动具有“社会”意义，也并非在社会场域之内进行的“公共”活动；女性不是直接地“公共化”，而是透过“家庭”这一介质而向“社会”辐射其能量。(https://www.daowen.com)

在这里，冰心刻意将男主人（“我”哥哥和陈先生两位留英学生）的身影从家庭中排除，但事实上他们不是作为实际的男性人物存在，而是被抽象为努力学习西方并正要大展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宏图的“中国”，而后者的生命竟是断送在作为亚茜的反面衬托的陈太太身上。如果说亚茜是家庭的主人、在家庭空间内最大限度地履行民族现代化的女性职能的话，那么陈太太恰好相反，她懒惰娇纵，不做家务，只知道涂脂抹粉和宴会打牌。既然没有履行主妇的义务，权力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在此，陈太太既没有谈论男女平等的资格，也没有成为民族新的主体的可能。这一形象呼应着冰心对于“破坏时期”的女学生的批判，她借陈先生之口指陈道：

我回国以前的目的和希望，都受了大打击，已经灰了一半的心，并且在公事房里终日闲坐，已经十分不耐烦。好容易回到家里，又看见那凌乱无章的家政，儿啼女哭的声音，真是加上我百倍的不痛快。……我屡次劝她，她总是不听，并且说我“不尊重女权”、“不平等”、“不放任”种种误会的话。[93]

陈太太把家庭搞得一塌糊涂，以致丈夫沉溺于酒精的麻醉中抑郁而逝，亚茜却把家庭变成温馨的港湾，其差异就在于陈太太持一种生吞活剥的伪现代女权观点，以“女权”作为自己游冶享乐的借口，同时视家庭为“女权”和“自由”的对立物，完全无视妻母角色的责任；而亚茜却把家庭当作一个独属的、拥有权力的、并在其中充分自觉到责任与义务的自由空间。她对“贤妻良母”的角色高度认同并把它当作实现自己价值的媒介，通过创造条件让丈夫心情愉快、精力充沛地工作而间接地造福于民族国家。

陈太太和亚茜虽然在小说中生活于同一时空，但两位女性人物的思想和情感逻辑却并不一致。传统上家庭（夫家）是女性的基本生活场域和最终生命归属，男人在家里“娶亲”，女人被接纳进男人的原始家庭中，家是男人“赋予”女人的，也随时可以褫夺。为了获得“家庭”这一唯一合法的生存空间，女人不得不听从“赋予者”丈夫以及更大的权威即公婆的支配。陈太太对于家庭责任的拒绝与行事的荒唐，反映出传统家庭权力格局失效后女性在自我认同和价值归属方面所出现的短暂的危机与混乱，而亚茜则已经轻松地跨越了这种危机，其秘密就在于陈先生所谓的“回国以前的目的和希望”。其实，那种期冀国家追赶西方、实现富强的目的和希望，亚茜作为一个现代的女学生，不也同样怀有着吗？只不过她秘而不宣，也不亲自到社会上去实践，她确定她可以通过经营家庭和抚慰丈夫来间接地实现它们。她因此也充满愉悦地接受了作为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女性”/国民的角色——这一角色与晚清时期的前辈相比，最突出的不同是对于所谓“妻性”的强调，对于理想妻子角色内涵的充分发掘，而后者则专注于生产国民的母亲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