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日”翻译的位置

这里要首先指出的是，在中国日语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可以说“汉日”翻译长期以来都未被置于日语教学的主要位置上。简单地回溯一下中国日语教育发展的历史，我们不难知道，中国规模渐大的外语教育是在八十年代以降的现代化建设热潮中应运而生的。在此之前，中国近代的专业外语教育首先是为抵御西方列强侵略、谋求民族自我革新和力图寻找近代文明的发展方式才被提上了重要地位的，意在让学生运用外语去学习西洋“测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品尚象之术、治军之法，以求振兴”[4]。毋庸赘言，当时的“通洋文”，意义并不在于翻译和表达“中国”，主要是为了通解“西方”。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的外语教育又倾向为“俄语热”的发展格局，当时外语教育的重心也不在于翻译“中国”，而是与冷战状态下社会主义阵营反资本主义的思潮产生着互动联系，也可以作为中国坚持第三世界立场，坚持和支持反帝国主义运动这一民族和主体性的问题来考虑，即与中国在革命时代下的“自我表达”密不可分。

进入到八十年代以后，外语学习被视作一种现代化建设必不可缺的工具，注重培养的一直是运用层面的“听说读写译（日→汉）”的能力，正如内蒙古民族大学的白政文（2007）指出的，“大学日语翻译课的基本任务是提高学生对日文的理解能力和译为汉语的表达能力，最终使学习者具备较高的笔头翻译水平”。由此不难看出，我国的日语教育和日语翻译教学本身，偏重的是对于日语语言能力的培养和日本社会文化的单向理解，尤其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外语教育要“自觉服务和服从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5]，以及伴随着教育体制越来越专业化、学院化的发展转型，还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用人单位对于“日语能力一级”证书的强调，有效且及时的“汉日”翻译越来越被疏离于课堂之外，甚至连文学翻译的课程也设置得越来越少，主要还是以“日汉”翻译、商务日语和旅游日语的笔译和口译训练等为主要课程导向。即使是就“汉日翻译”课程本身而言，以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汉日翻译教程》（高宁、杜勒编，2003年7月版）为例，翻译教学模式还是立足于传统的翻译原则的翻译标准学习、经典词语和句型的翻译，以及涉及经典文学作品、一般商务会谈、重要政治讲话等的篇章翻译。在如上所述的这种翻译教学中，很难涉及关于“新词日译”的内容的思考和批判、讨论，传统的教学方式也很难给学生提供一种可以通向“中国表达”的渠道。(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