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精神健康的法治实践检视
2010年前，在过分倚重专科医疗机构的理念和政策的导向下，我国精神卫生工作的基本形势是“精神卫生工作体系初步形成”，存在总体服务资源不足、社区管理和康复环节薄弱等问题，成为制约精神障碍者健康权保障的重要阻碍。[6]《精神卫生法》颁布实施后，上海、武汉、杭州等地的地方性法规相继增设社区精神卫生制度，详细规定其功能定位、体系建设以及政府、机构、社会团体、群众自治组织等的职责等方面的内容。首先，将社区作为精神卫生工作综合管理机制和精神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7]其次，突出强调建立以精神障碍预防控制机构为主体、医疗机构为骨干、社区为基础、家庭为依托的精神障碍预防控制体系；[8]最后，重视社区精神卫生的心理咨询、康复和托养服务。[9]必须廓清的是，较之以医疗机构为主导的精神卫生服务，社区精神健康服务可能会耗费较大的社会成本。我国实践中的精神卫生服务，包括精神专科机构、收容性住院治疗、社区专业服务和社区非专业服务四种基本类型。在可接受性、可及性、侵权风险、经济成本和效果等方面其优劣也有所不同（详见下表）。[10]
表1-1 各种精神卫生服务利弊对比分析
社区专业化精神卫生服务于我国并不存在，在20世纪末受医疗市场化浪潮消极影响，硕果仅存的康复站、工疗站这些并不专业的社区精神卫生服务机构因生存困难相继关闭。近些年，实践中出现的社区康复机构以及少量医院延伸服务和热线电话服务，无论形式、内容还是服务质量都远未达到社区专业化精神卫生服务的水准。而社区非专业服务提供者也常常由于多以松散的形式为主，尽管具有较大成本优势，但服务质量标准难以统一，效果也参差不齐，致使我国精神健康治理存在既迫切需要“社区化”又难以“社区化”的两难境地。究其根本，精神健康服务的公共性缺失所导致的治理结构和评价标准缺陷才是症结所在。总体而言，社区精神卫生实践存在以下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