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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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崔东凯：《以奖代补每年奖励监护人2400元》，载《法制日报》2016年7月11日。
23.肖建军：《河北：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可领补贴》，载《健康报》2016年4月6日。
24.A.JP.Taylor，English History，1914-1945，Oxford：Clarendon Press，1965.
25.Sally Balch Hurme & Erica Wood，“Guardian Accountability Then and Now：Tracing Tenets for an Active Court Role”，Stetson L.Rev.Vol.31，2002.
【注释】
[1][意]桑德罗·斯奇巴尼：《婚姻·家庭和遗产继承》，费安玲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页。(https://www.daowen.com)
[2]王利明：《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3]李霞：《成年监护制度研究》，山东大学2007年博士学位论文。
[4]王岳：《精神障碍者强制医疗与权利保护研究》，武汉大学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
[5]A.JP.Taylor，English History，1914-1945，Oxford：Clarendon Press，1965，p.1.
[6][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81页。
[7]孙笑侠、郭春镇：《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8]20世纪下半叶，以赛亚·伯林开始用“两种自由”的概念来划分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积极自由是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作为主体的人做的决定和选择，均基于自身的主动意志而非任何外部力量。当一个人是自主的或自决的，他就处于“积极”自由的状态之中。这种自由是“去做……的自由”。而消极自由指的是在“被动”意义上的自由。即人在意志上不受他人的强制，在行为上不受他人的干涉，也就是“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
[9][日]宇田川幸则：《浅论日本关于成年人监护制度的修改》，载《中日民商法研究》（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87页。
[10]王竹青：《德国从成年人监护制度到照管制度的改革与发展》，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11]李昊：《大陆法系国家（地区）成年人监护制度改革简论》，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35期。
[12][德]靖迪特尔·施瓦化：《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5页。
[13]戴瑀如：《初探德国成年辅助法——兼论我国成年监护制度》，载《月旦法学杂志》2009年第4期。
[14]徐元媛：《论德国法上的照管制度》，中国政法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
[15]梁国启：《中国、日本与大陆法系国家成年人监护制度的历史演进》，载《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6][日]新井诚：《高龄社会之成年后见法》，有斐阁1994年版，第93页。
[17]方勇男：《日本成年监护制度对我国民法的启示》，载《学术交流》2010年第5期。
[18]方勇男：《日本成年监护制度研究》，吉林大学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
[19]李霞：《成年后见制度的日本法观察——兼及我国的制度反思》，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5期。
[20]王玮玲：《英美持续性代理权制度中的监督模式比较》，载《山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1期。
[21]Sally Balch Hurme & Erica Wood，“Guardian Accountability Then and Now：Tracing Tenets for an Active Court Role”，31 Stetson L.Rev.Vol.31，2002，p.870.
[22]李霞：《成年后见制度的日本法观察——兼及我国的制度反思》，载《法学论坛》2003年第5期。
[23]陈苇、李艳：《中国民法典之监护制度立法体系构建研究》，载《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19期。
[24]李国强：《论行为能力制度和新型成年监护制度的协调——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的制度安排》，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年第35期。
[25]杨立新：《我国〈民法总则〉成年监护制度改革之得失》，载《贵州省党校学报》2017年第3期。
[26]崔东凯：《以奖代补每年奖励监护人2400元》，载《法制日报》2016年7月11日，第1版。
[27]肖建军：《河北：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人可领补贴》，载《健康报》2016年4月6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