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象学研究在中国

尽管形象学研究在欧洲大陆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长期以来，对国内学界来说，却始终还是陌生和隔膜的。虽然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学热”初始的时候，有关形象学的话题就已经通过一些西方译著进入了中国，但当时学者们大多将其划入影响研究的范畴，因而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1989年，美国汉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1936～）在北京大学做了一个名为“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的系列讲演，有选择地考察了西方5个世纪以来一些关于中国的重要的学术理论著作以及文学虚构作品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本中的中国形象，但并没有使用“形象”这一术语。后来，讲稿的中译本于1990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乐黛云为该书所作的序言题为“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虽然使用了“形象”一词，却并没有从形象学的角度进行明确地阐述。

直至20世纪的90年代，在孟华等较早关注形象学研究的比较文学学者的大力推动下，形象学才逐渐为国人所了解，并对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乃至整个学术界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巨大影响。从1994年起，孟华教授就在《中国比较文学通讯》和《中国比较文学》等刊物上陆续发表文章，翻译和介绍了法国当代形象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巴柔（Daniel-Henry Pageaux）、莫哈（Jean-Marc Moura）等人的文章，“形象学”开始进入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者的视野。(https://www.daowen.com)

1997年，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在北京大学做了一系列演讲，重点分析了德国文学史上六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形象，后来集结成书，名为《关于“异”的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999年，乐黛云编著了《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这是一部以外国学者研究论文为主的译文集，着重于文化研究与文学形象研究之间的关联，从理论到实践，介绍了形象学在国内外的最新发展。从此，形象学研究在国内全面打开了局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到了这一领域，学术论文和专著纷纷出现，大大推动了形象学在中国的发展。

虽然中国学者接触这一领域较欧洲晚了半个世纪，但在近30年来的发展历程中，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