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4 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的《利玛窦...
1582年，正值中国明朝的万历年间，也正是门多萨正潜心于《中华大帝国史》的编写工作之时，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1552～1610）抵达了中国。可以说，他是自16世纪以来相继进入中国的众多传教士中最负盛名的一位，同时，他也是继马可·波罗之后，在中国最为人所熟知和尊敬的一位欧洲人。王应麟在《利子碑记》中说：“万历庚辰有泰西儒士利玛窦，号西泰，友辈数人，航海九万里，观光中国”。[228]
1552年10月16日，利玛窦出生在意大利滨海小城马切拉塔（Marcerata），早年在当地的耶稣会学校学习。十六岁时，奉父命前往罗马学习法律，1571年十九岁时在罗马加入了耶稣会，在耶稣会开办的罗马学院中继续学习哲学、神学、数学、拉丁文、希腊文等科目，1577年自愿加入耶稣会派往印度的传教团赴远东传教。
耶稣会是天主教的重要修会之一，1535年由西班牙人罗耀拉·依纳爵创立，总会设在罗马。从15世纪后期开始，在基督教新教的冲击下，天主教内部也产生了一股改革维新的思潮，其目的主要是试图从天主教内部进行改革，以抗衡日益强大的新教，耶稣会正是顺应这一潮流而产生的。其成员不仅是虔诚的天主教神父，同时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传教和教育。在欧洲，他们兴办了很多大学，为修会培养人才。在海外，各教会纷纷派遣传教士，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基督教信仰。
第一个发觉中国人具有接受福音资质的是耶稣会创始人依纳爵的挚友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1506～1552），当他在日本传教时发现，日本人总是引证中国的权威，从中国人的智慧中寻找灵感，“他们总是声称，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接受它”[229]，于是，沙勿略开始制定进入中国的计划，但未及付诸实施，便抱憾病逝于距广州仅30海里的上川岛上，而真正执行这个计划的则是利玛窦等人。1582年（明万历十年），在先期到达澳门的罗明坚神父（Michele de Ruggieri）的举荐下，利玛窦奉召从印度果阿前往中国传教。
作为天主教在中国的开拓者之一，在中国生活的28年中，利玛窦始终致力于基督教的传播和推广工作，但他很快发现，他所面对的不是美洲的原始初民，深厚的东方文化传统从根本上抵制基督教，传教士不时遭到恶意的诽谤污蔑甚至驱逐，普通的民众缺乏宗教的激情，出于利益而随意的信教和叛教，以至于有人认为要想归化中国就像要把埃塞俄比亚人变成白种人一样困难。经过了初期的挫折，利玛窦逐渐感悟到，要想使中国基督化，则必须先要中国化。于是，他率先采用了适应性的传教策略，摒弃天主教生硬不宽容的态度，充分尊重中国的传统习俗和儒家文化，允许教徒继续祭祀祖先和尊孔，并试图从古代圣贤的经典中寻找与基督教精神的一致性。同时，他也开创了日后数百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即一方面使用汉语传教；另一方面利用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三棱镜、自鸣钟等西洋机巧玩意吸引中国人的兴趣。此外，他还以儒生身份示人，凭借自己渊博的学识广泛结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将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介绍给中国人，在士大夫阶层中建立了良好的声誉和关系，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局面，也开启了明清学者西学东渐之风。对于传教士来说，科技不过是手段，传教才是目的；而对于中国人来说，或许恰恰是出于对西洋科技的好奇才容忍了基督教。也许正是彼此的这种不真诚，为日后的由“礼仪之争”引发的彻底决裂埋下了种子。
不仅如此，利玛窦还是第一位熟练掌握汉语、阅读中国文学并尝试研究和翻译中国典籍的西方学者，被视为西方汉学研究的奠基人，为中西方文化交融和理解做出了无以比拟的历史贡献。利玛窦在中国度过了他的后半生，直至去世。在他死后，在耶稣会士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和中国内阁大学士叶向高等人的共同努力下，使他破例安葬在中国，成为了第一个被皇帝赐地埋葬的欧洲人。
利玛窦去世后不久，另一位耶稣会修士金尼阁神父（Nicolas Trigault，1577～1629）抵达了北京，他发现了利玛窦的日记，并开始着手进行整理。1612年，金尼阁奉命返回欧洲向教皇保罗五世（Paulus V，1605～1621）汇报基督教在华教团的传教情况。在漫长而单调的旅途中，金尼阁将利玛窦文稿由意大利文翻译成了拉丁文，并对其进行了增删和修订。1615年，这个拉丁文版本在德国奥格斯堡一经出版便轰动了整个欧洲。其封面标题为：耶稣会士利玛窦神父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书中详细记述了从1565年耶稣会进入澳门直至1610年利玛窦病逝期间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因此该书又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书中精确、忠实地描述了中国的朝廷、风俗、法律、制度、宗教等情况，利玛窦从一个外国人冷静、客观的旁观者的视角，为读者展现了一副全景式的16世纪中国生活的画卷，同时也为当时的欧洲社会建构了一个具体真实的中国形象。它的史料价值在于其真实性，比起同时代其他一些记述中国情况的作者，利玛窦是第一个在中国生活多年，谙熟汉语并了解中国文化的欧洲人。正如他自己在札记开篇所说：“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且游历过它的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以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本土的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风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这些优点当然是那些从未进入这个陌生世界的人们所缺乏的。因为这些人写中国，并不是作为目击者，而是只凭道听途说并有赖于别人的可信性。”[230]
3.3.4.1 疆域辽阔、物产富饶的中华帝国
早在三个世纪前，一个强大、富庶的中国形象就已经通过马可·波罗的描述进入了欧洲人关于中国的社会集体想象，而利玛窦更是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印证和延续了这一神话。但比起前者的夸张，利玛窦的叙述则显得更为真实可信，充分体现了一个学者严谨求实的风格，而非商人的夸夸其谈。
说到中国的版图，利玛窦认为各个时代的人们都在它的名字前冠之以一个“大”字是当之无愧的，“就其领土漫长的伸延和边界而言，它目前超过世界上所有的王国合在一起，并且就我所知，在以往所有时代里，它都是超过它们的”。[231]这个结论并不是他的主观臆断或道听途说，而是来自他精确的实地测量，“我们利用数学家使用的星盘和其他这类仪器曾亲自确定过这些边界的位置”[232]。他和同伴们不但把中国的疆域确定在南起北纬19°的海南岛，北至北纬42°长城以北，西始东经112°的云南省，东至东经132°[233]的日出之海这样一个精确的范围之内，还纠正了以往欧洲人在宽度测量上的误差。
尽管中国的地域十分辽阔，但却防卫得非常好，因此能在很长时间内享有和平，利玛窦认为这是“既有由自然也有由科学提供的防御”，中国的南面和东面临海，“沿岸有很多小岛星罗棋布，使敌舰很难接近大陆”；北面“则有崇山峻岭防御敌意的鞑靼人的侵袭”，还有一条由长城形成的攻不破的防线；而它的西北方面则“被一片多少天都走不尽的大沙漠所屏障，能够阻止敌军进攻边界，或则成为企图入犯的人的葬身之所”；而且，在中国的周边，只有几个穷国，“中国人很少或根本不予理睬，因为他们既不怕它们也不认为值得吞并它们”。[234]
至于谈到中国的物产之丰富，利玛窦更是大胆地断言，由于疆域的广阔和气候的多样性，“世界上没有别的地方在单独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可以发现有这么多品种的动植物。中国气候的广大幅度，可以生长种类繁多的蔬菜，有些最宜于生长于热带国度，有些则生长在北极区，还有的却生长在温带”。[235]因此，“凡是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即使有些东西没有，“也有大量其他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来代替”。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东西，无论是衣食或甚至是奇巧与奢侈，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外国进口”[236]。这不仅仅是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237]
接下来，利玛窦在书中悉数记述了种类繁多的粮食、蔬菜、水果、牲畜、动植物、稀有金属、煤炭、中草药、纸张、香料、宝石等丰富的物产。“作为中国人食谱上主要食品的大米产量远比欧洲富裕得多”[238]；“使用蔬菜的种类和质量和栽培植物的种植情况也差不多，所有这些中国人使用的数量都要比欧洲人的通常数量多得多”[239]；全境内河渠纵横，“以致走水路几乎可以旅行到任何地方去”[240]，“生活在水上的人和陆地上的居民一样多”，“船只之多可以等于世界上其余的全部加在一起”[241]；中国的江海里出产大量的鱼，“鱼是如此之多，渔人只要下钩就不会钓不到”[242]；棉籽传入中国的时间虽然很短，但“中国可以生长的棉花足够供应全世界”[243]；“几乎所有的金属毫无例外都可以在中国找到”[244]；煤不仅贮藏量丰富，而且质量好，价格低廉，“即使最穷的人也可能用它做饭和烧洗澡水”[245]；在中国，药草和香料的数量也极多，“在这里买一磅大黄只要一角钱，而在欧洲却要花六、七倍之多的金块”[246]，所以如果将这些商品出口到欧洲，所获利润将是难以置信的……
除了上述这些已经为欧洲人所熟知的东西，利玛窦还提到了几种欧洲人所不知道、但又是中国所特有的物产。首先便是著名的饮料——茶，利玛窦详细地介绍了茶的制作和饮用方法，“他们在春天采集这种叶子，放在荫凉处阴干，然后他们用干叶子调制饮料，供吃饭时饮用或朋友来访时待客。在这种场合，只要宾主在一起谈着话，就不停地献茶。这种饮料是要品啜而不要大饮，并且总是趁热喝”[247]，他认为茶的味道并不好，但经常饮用却是对健康有益的。另一种值得注意的东西就是一种特殊的涂料——漆，利玛窦认为这种外观像奶、粘度像胶的物质“是从某种树干挤出来的”，中国人用它涂染用于建造房屋、船只和制作家具的木头，“涂上这种涂料的木头可以有深浅不同的颜色，光泽如镜，华采耀目，并且摸上去很光滑。这种涂料还能耐久，长时间不磨损”。[248]正是由于这种涂料，使得中国的房屋外观富丽动人。最后，利玛窦还谈到了制造火药的重要原料——硝石，虽然中国的硝石产量相当多，但中国人并没有将它广泛地用于制造作战的枪炮，而是“大量用于制造焰火，供群众性娱乐或节日时燃放”[249]。中国人制作焰火的记述让令利玛窦惊叹，“几乎没有一样东西他们不能用焰火巧妙地加以模仿。他们尤其擅长再现战争场面以及制作转动的火球、火树、水果等等”，“在焰火上面，他们似乎花多少钱也在所不惜”，利玛窦曾亲眼目睹了一场盛大节日的焰火表演并估计其“所消耗的火药足够维持一场相当规模的战争达数年之久”[250]。
三个世纪前，马可·波罗就曾因对中国的强盛的描述有过于夸大之嫌而在当时倍受争议，而如今，当人们读到利玛窦这些溢美之词时，发现其对中国的钦慕之情比起马可·波罗来则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却不再有人怀疑其真实性了。
3.3.4.2 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由“哲人”管理的文明之国
利玛窦是第一个直接掌握中国语言并钻研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西方学者，同时也是他第一次正式把有关中国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哲学思想介绍给了西方，尽管他的叙述常常受其自身文化视野的局限而显得有些片面或偏颇。
首先，对于迥异于欧洲的中国语言文字，利玛窦在亲身体验了学习汉语之难后不禁发出了下面的感慨：“中文或许是所有语言中最模棱两可的了”，“没有一种语言是像中国话那样难于被外国人所学到的”[251]。比起欧洲的字母文字，利玛窦认为中国的文字是繁琐而原始的，等同于埃及的象形文字，不区分元音和辅音，每个符号用来代表一个意思，汉字数就等于符号数，虽然只要一个人通过教育掌握了大约一万个符号就可以进行写作了，但总的字符数却多达七、八万个，以至于“在整个国家或许没有一个人掌握了所有的符号”[252]。更令欧洲人困惑不解的是很多符号发音相同，写出来却不一样，意思也很不同，而中国人却运用重音和声调轻而易举的加以区别。因此，对欧洲人来说“一种明确含义的一个单音节，在他们就至少具有五个不同的意义，并且彼此由于发音时的声调不同而可能相去有如南极和北极。每个发音的字的确切意义是由它的声调质量决定的，这就当然增加了学习说这种语言以及听懂别人的困难”[253]。除此之外，由于中国的版图辽阔，疆域广大，所以各地又都有自己的方言，甚至在同一省份之内，口语也常常大相径庭。因此，利玛窦进一步分析认为，正是由于汉语发音含糊不清的性质，使得中国人“自古以来就一直把绝大的注意力放在书面语的发展上，而不大关心口语”[254]。因为人们虽然彼此谁也听不懂对方的话，但却能看懂同样意义的书面语，“这种描画符号而不是组合字母的书写方法造就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表达方式，它可以不仅是用几个短语而是用几个字就清楚明白地说出各种想法，而那在我们就必须啰嗦半天还没有说清楚”。[255]不过，为了学会这些符号，中国人从小到老都要埋头学习，花去了大量的时间，利玛窦认为这无疑是一种浪费，因为“那本来是可以用来获得更有用的知识的”[256]，而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减少年轻人荒唐放纵的危险，为有闲暇无所事事的人提供分散精力的好方式，其语气不无讽刺意味。
其次，由于中国资源丰富，人民勤劳，所以中国的机械工艺都很发达。“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日期比人们规定的欧洲印刷术开始的日期，即大约1405年，要略早一些。可以十分肯定，中国人至少在五个世纪以前就懂得印刷术了。”[257]在这里，利玛窦还特别介绍了中国的印刷艺术和欧洲的不同之处。区别于当时欧洲所使用的金属活字制版，因为中国字字符数量极大，所以工匠们使用木版刻制，这种木版不仅容易雕刻，而且便于修补和增删，它“极适合中国字既大又复杂的特点”，“制作一个所花的时间并不比我们一个印刷工人排版和做出必要校正所需的时间更多”[258]，一个熟练的工人一天可以印一千五百份之多，正是印刷的简便，书籍在中国才能得以大量发行而售价则出奇的低廉。
中国人虽然多才多艺，但因为人们习惯过节俭的生活，“所以中国的手艺人并不为了获得更高的售价而在他创作的物品上精益求精……结果，他们常常牺牲产品的质量，而只满足于表面好看以便吸引买主注目”。[259]中国人不注重质量还体现在建筑上，利玛窦认为“从房屋的风格和耐久性看，中国建筑在各方面都逊于欧洲”。[260]当他告诉中国人欧洲的建筑能历经百年甚至上千年之久时，中国人完全是一副茫然不解的表情，当他告诉他们建筑经久不坏的原因在于地基打得深而且结构结实时，中国人更是惊得目瞪口呆。因为中国人从不挖地基，即使挖也很浅，其结果当然是“他们的房屋或城堡甚至不能经受百年的风雨，而不得不经常修缮”，究其原因，利玛窦认为在于中国人“似乎是用人生一世的久暂来衡量事物的，是为自己而不是为子孙后代。而欧洲人则遵循他们文明的要求，似乎力求永世不朽”。[261]
除了指出中国在机械和手工艺方面的缺点，利玛窦还认为中国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实践也落后于欧洲的现实。虽然中国人在天文学、数学以及医学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却没有人愿意费力研究自然科学，因为“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像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262]，换句话说，只有在哲学领域取得成就，才能获得地位的提升和优厚的报酬。不过，“中国所熟习的唯一较高深的哲理科学就是道德哲学”，“他们没有逻辑规则的概念，因而处理伦理学的某些教诫时毫不考虑这一课题各个分支相互的内在联系”，因此“伦理学这门科学只是他们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所达到的一系列混乱的格言和推论”[263]。他还极力推崇孔子，认为他是哲学家中最有名的一位，“可以与异教哲学家相媲美，而且还超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264]他凭借自己的自制力和有节制的生活方式被人们尊为圣人，同时，他以著作和对学生的言传身教来激励人民追求道德。正因为如此，几千年来，中国人虽然一直处在异教的黑暗中，却能凭借着无数像孔子一样的古代哲学家智慧的忠告，在自然法则中得救。正如利玛窦所说：“在欧洲所知的所有异教徒教派中，我不知道有什么民族在其古代的早期是比中国人犯更少的错误了。”[265]
最后，利玛窦认为中国和西方重大差别之一是中国是由知识阶层，即哲学家来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交付给他们来掌握。军队的官兵都对他们十分尊敬并极为恭顺和服从”，“战争策略由哲学家规划，军事问题仅仅由哲学家决定，他们的建议和意见比军事领袖的更受皇上的重视”[266]。所以，“他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做最高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意和尊重以及在发财致富方面，文官要远远优于武官”。但是令他惊奇的是，“在事关对皇上和国家的忠诚时，这些哲学家一听到召唤，其品格崇高与不顾危险和视死如归，甚至超过那些富有保卫国家专职的人”。[267]究其原因，利玛窦认为是渊博的学识让人们拥有了高尚的心灵。(https://www.daowen.com)
中国人之所以愿意学习文科而不愿从事武职的传统源自国家的官吏选拔制度——科举制。利玛窦为欧洲人详细解读了中国的科举制，并认为它对欧洲人来说将是既新鲜而又有趣的。中国人从小就开始学习孔子编撰的“四书”、“五经”，除了要能背诵和随时引用其中的字句外，日常言行也要遵循书中教导，“更为困难得多的是他必须能够恰当而确切地按这几部书所包含的每一条具体的学说来写作”[268]，这也是考试的内容。利玛窦将科举考试的等级和西方进行了类比，并将“秀才”、“举人”、“进士”和西方的“学士”、“硕士”、“博士”三种学位等同起来，政府会依照考试结果按级别授予得到学位的人官职，但头衔并不世袭。这一点虽然被利玛窦一笔带过，但却被后来的启蒙主义者们发现并利用，将中国视为理想社会的楷模。
3.3.4.3 复杂的民族性格
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中国人早已为欧洲所熟知，但他的面目却始终是模糊不清的，而利玛窦则在札记中首次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为欧洲人展现了中国人时而令其惊奇时而又令其困惑的复杂的民族性格。
1、温文有礼与猜忌排外
“这个古老的帝国以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之一……对于他们来说，办事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有礼的基础。”[269]在详细介绍了中国人会客、宴请、馈赠礼物以及觐见皇帝等礼仪后，利玛窦感慨道：“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人，无论是俗人还是神职人员，是生活在那样的繁文缛礼之中的。”[270]中国人还尤其推崇对父母和长辈的孝道，“中国的道德书籍充满了有关子女应尊敬父母及长辈的教诲。……世界上没有别的民族可以和中国人相比。”[271]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一言一行都时刻注重长幼尊卑的礼仪，如“孩子们在长辈面前必须侧坐，椅子要靠后；学生在老师面前也是如此。孩子们总是被教导说话要恭敬。即使非常穷的人也要努力工作来供养父母直到送终”。[272]作为一个欧洲人，利玛窦一方面认为中国人在礼仪方面远远超过欧洲，但另一方面却也为中国人为此浪费的大量的时间而感到遗憾，认为应该摒弃这种形式上的外在表现。
不仅如此，利玛窦还认为中国人是一个爱好和平、不崇尚武力的民族，“他们极不喜欢武器，没有人家中存有武器，除了可能有一把金属的短剑，那是旅途中或许需要作为防盗之用的。人民间的斗殴也从未听说过，除了是以揪揪头发或抓伤而收场。也没有人因为受伤便打伤人或打死人来报复的”。[273]相反，一个人克制自己还会被赞扬为谨慎和勇敢。
但就是这样一个多礼的民族对外的态度却是猜忌和多疑的，他们“不允许外国人在他们的国境内自由居住”，“不管什么情况，他们都不允许外国人深入到这个国家的腹地……他们不仅对住在海外或距离遥远的人以及事实上他们并不了解的人怀有猜疑；而且也猜疑友好的和敌意的异国人，甚至与他们有贸易关系的人”[274]，利玛窦认为其原因是世代以来中国人对外国和外国人根深蒂固的恐惧和不信任，这使得他们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举步维艰。
利玛窦还把造成这种封闭排外心态的原因归结为中国辽阔的疆土和在周边国家中的声望上。如他所述，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的四周防卫的非常好，“南方和东方临海，沿岸有很多小岛星罗棋布，使敌舰很难接近大陆”，在北边，“山与山之间由一条四百零五英里长的巨大的长城连接起来，形成一道攻不破的防线”，“在西北方被一片多少天都走不尽的大沙漠所屏障”，它的周围“群山围绕，山外只有几个穷国，中国人很少或根本不予理睬，因为他们既不怕它们也不认为值得吞并它们”[275]。
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每年税收超过一亿五千万[276]，维持着一百万服役军队，有着装备精良的海军和陆军的国家，“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277]，而相比之下，欧洲人却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
2、自大与自卑
在利玛窦的眼中，中国是一个既不为外界了解，又不想了解外部世界的封闭的堡垒。这个早在基督诞生前2636年就在编年史中记载有丝绸工艺的“丝绸之国”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外国人给他们国度起过各样的名称，而且也完全没有觉察这些国家的存在”[278]。当利玛窦把一幅世界地图展现在中国人眼前时，中国人第一次发现他们的帝国不在地图的中央而在最东的边缘，并为此感到迷惑不解，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中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中国”或“中华”这两个词的意思就是“位于中央”，“他们辽阔领土的范围实际上是与宇宙的边缘接壤的。与他们国家相邻的少数几个王国——在他们知道有欧洲存在之前就仅知道这几个国家——在他们的估计中几乎是不值一顾的”。[279]以至于后来利玛窦不得不按照中国人的习惯重新绘制地图，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地图的中央。
由于缺乏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从远古以来，君主政体就是中国人民所赞许的唯一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280]“在中国，没有象我们的《十二铜表法》和《凯撒法典》那类可以永远治理国家的古代法典。凡是成功取得王位的人，不管他的家世如何，都按他自己的思想方法制定新的法律”[281]。由此可见，早在四百多年前，中国在欧洲人的眼中就已经是一个人治胜于法治的封建专制国家了。
在利玛窦看来，中国人有一种愚昧的优越感，“把所有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他们偶尔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作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282]
中国人的夜郎自大还表现在他们不仅把所有其他民族看成野蛮人，而且还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中国人认为，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来说，“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283]。“中国人是那样的固执己见，以致他们不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他们要向外国人学习他们本国书本上所未曾记载的任何东西”。[284]
而这种源自无知的骄傲，很容易被现实挫败，继而转化为自卑。“中国人有一种天真的脾气，一旦发现外国货质量好，就喜好外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自己远远优胜于他们四周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285]当利玛窦的地图第一次展现在中国人面前时，曾遭到了一些无知的人的嘲笑与讥讽，而当学者们发现它的准确性后，便给出了高度的评价。不仅世界地图征服了中国人，利玛窦制作的天球仪、地球仪、钟表、三棱镜等其他科学仪器也获得了巨大胜利，成为了士大夫争相收藏的珍贵礼品，利玛窦也被看成是大天文学家，对于这一称呼，利玛窦评价道：“这个民族是按它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所有其他人的，他们深信他们所不知道的，世上其余的人也都不知道。”[286]
3、宗教与迷信
在札记中，利玛窦详细考察了中国不同于其他异教国度的三种主要的宗教信仰，即“儒教、释迦和老子”，“所有的中国人以及所有使用中国文字的四邻国家的人民，如日本、朝鲜、琉球……和交趾支那的人民，都属于这三种教派中的这种或那种”。[287]尽管对于利玛窦来说，这三大教派都是与基督教相对立的异教迷信，但比较起来，儒、释、道三教之中，他对于儒教给予了更多的肯定，因为“儒教是中国所固有的，并且是国内最古老的一种”。[288]
虽然利玛窦将之称为儒教，但他也发现其不同于其他宗教的地方，首先，利玛窦认为儒教不存在偶像崇拜，孔子只是作为发现了这门学问的先师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祭拜，“他们既不向孔子祷告，也不请求他降福或希望他帮助”[289]，就像中国人祭祀自己的祖先一样；其次，儒教并不教导人们世界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以及由谁创造的；他们也从不提天堂或地狱，既不禁止也不规定人们对于来世应该信仰什么。因此，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一门学问，“就个人来说，中国人并不选择这一教派，他们勿宁是说在研究学问时吸收它的教义”。[290]
中国人以儒教治国，因为它的“最终目的和总的意图是国内的太平和秩序”，以及“家庭的经济安全和个人的道德修养”[291]。其中最能引起利玛窦注意的是中国人用五对不同的组合概括了人与人之间全部的社会关系：父子、夫妇、主仆、兄弟和朋友，“他们十分重视子女尊敬和顺从父母，奴仆对主人忠诚，青年人效忠长辈”，利玛窦认为其“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与基督教的真理。”[292]中国上至皇帝下至最底层的人都信奉儒教的这些教诲，但令利玛窦困惑的是，儒家却不承认自己属于一个教派，“他们宣称他们这个阶层或社会集团倒更是一个学术团体，为了恰当地治理国家和国家的普遍利益而组织起来的”。[293]
比起儒家，利玛窦对于其他两种宗教的评价则要低了很多。对于中国人来说，佛教是一种外来宗教，利玛窦认为它最初出现时之所以受人欢迎，是因为它宣扬灵魂不朽和来世的幸福，而其教义中有些概念则来自西方哲学家的学说，如物质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的，和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十分相似，而灵魂轮回说听起来又很像毕达哥拉斯的学说，只不过他们加入了很多令人费解和糊涂的解说。而佛教的修行者即和尚们，则是一些既无知识又无经验，而且不愿学习，天生懒惰的卑鄙无耻之徒。至于道教，尽管产生自与孔子同时代的另一位哲学家老子，但他们的书籍中说的都是些胡言乱语，这一派鼓励人们进行肉体的修炼和灵魂的飞升，常以让人得到永生或长寿而欺骗信徒。
尽管没有一种统一的宗教信仰，但中国人却沉迷于世俗的迷信。“这三种教派包括了这一异教人民的全部主要迷信，但他们世俗愚蠢的虚荣还不仅限于此。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他们领袖人物的影响，每一种迷信的根源都会衍生出许许多多骗人的小支派……由于腐化的做法和规则每天都在增长，所以频繁的新花样也就江河日下，他们的成员就利用这些来过放纵淫逸的生活。”[294]其中，“最普遍的一种迷信莫过于认定某几天和某几个钟头是好是坏，哪些时日要做或不做某些事”，此外，“这里的人民非常关注以出生的确切时辰来判定他们的终生和幸福……还有的是根据梦或根据从谈话中跳出来的几个字眼或根据人坐时的姿势以及各种其他方式来预卜凶吉。”[295]尽管由此衍生的骗术层出不穷，人们却仍乐此不疲。
在考察了中国的三种宗教信仰之后，利玛窦得出结论：中国之所以没有统一的宗教，是因为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好处，应该保留这三大教”，虽然皇帝严格从法律上规定儒家教派优先于其他两种，但并不意味着那种教可以消灭另一种。这样做是为了“培养所有这三大教的忠诚，当需要时就根据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加以利用并逐一地安抚他们”，因此，在中国，凡是受过一点教育的人普遍认为“三大教实际上已经合为一套信条，它们可以而且应该全都相信。”[296]但实际上，“它们相信他们能同时尊奉所有三种教派，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一种，因为他们并不真心遵循其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大多数公开承认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因此在佯装相信宗教借以欺骗自己时，他们就大都陷入了无神论的深渊。”[297]